因此，于入世而言，手段，隐含的是规则和人性；目的，却往往隐含的是规则之下的人性和人性之下的规则之间的博弈。于规则而言，是以逻辑条件和规约机制，来钳制人性；而于人性而言，则是以所谓的野心或心机，来破坏规则。因此，规则，总是以某种偏好，而压抑了某些群体的需求。不同需求的匮乏程度，即人性的不同的层次。匮乏，总是与人性构成了某种对照关系。而匮乏，往往是规则的结果。于是，越是铁血的手段，越接近规则和人性的核心。离规则和人性越远的手段，越可能是无效作为。一如勤劳致富，很大程度就是一种无效作为，因为与规则和人性的要害，基本不沾边。而目的达成的程度，也始终由手段的程度决定。无论宣称或勾画的目的效用有多伟大，手段不行，一切不过乌托邦。实际上，越是趋于大的效用的目的，越需要铁血手段。因为，效用越多的地方，人越多。人越多，人性层次就越多。所谓有效攻击性，即手段策略直指要害，而不是花拳绣腿，做表面功夫，和面团。于是，所谓铁血手段，其核心就必然是直指效用的，是能以效率的方式，达成目的效用的最大化的。因此，铁血手段，就成为了一种策略机制，往往需要解决三个重要环节：这里的洞察指数，基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对效用规模的预判，即可行性和可靠性预判；二是对效用配置路径可能的偏好的预判；三是对效用描述结构本身多层次解读的可能。对此三个层面的洞察越透彻，越能给手段路径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二个环节：对手段的选择，必须把握好规则和人性的比重。涉及规则和人性比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涉及了对处境生态判断的问题。有些处境，要规则大于人性，而有些处境则需要适当的人性大于规则。也就是说，不同的处境生态中，游戏规则必定是有差异的。比如野蛮生长期和过剩期，其处境生态是截然不同的。又比如归属不同规则体系的群体之间，其处境生态是不同的，那么，游戏规则就必然不同。即，手段风险的容忍指数与目的风险容忍指数间的博弈。很多时候，为了达成更大目的效用，就必须承受更大的手段风险。这中间，始终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即在风险容忍指数内，达成效用的安全和绩效的可能。因此，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到位，都可能陷入到被动境地。这个闭环过程，既是效用的闭环，更是手段策略的闭环。此种可解读性，也从实际操作上，使参与者被迫进入到了不同的手段路径之中。因此，在手段路径的选择和论证中，我们把对目的效用的洞察指数放在了第一位，即所谓目的错了，就一切错了。而目的效用，作为一种描述结构，其可解读性，一方面是基于符号编码可能的多义或歧义，另一方面是基于解读者的个体差异性。前者，可能起因于对同一事物描述的符号的选择问题，即描述中如何称呼，或者释义该事物，对于不同处境中的个体，很多时候都形成不同的解读。当然，更可能是起因于符号编码方式的选择。同一事物，用主谓结构，还是用动宾结构，还是用先抑后扬，或者先扬后抑，等等，都可能对该事物的解读形成不同的语境和压力机制。而后者，站的位置不同，维度不同，对规则和人性的洞察不同，对事物本身的认知不同，等等，都会造成解读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是否能接近目的效用的要害之所在，往往就决定了解读的等级。越接近目的效用的要害，越能进入到有效路径之中。而目的效用的要害，不外乎是三个层面的东西：一是效用规模的大小，规模越大，利害越大，越要谨慎。二是效用配置路径的偏好，偏好越狭隘，利害越大，越要规避风险。三是进入效用的路径风险预判，即建构可得效用与路径风险间有效的计算模型。于是，可以说铁血手段，不过是为了通往可以慈悲的目的地。没有基于规则和人性的风险模型，手段即使能达成效用，其效用也必然要面对人性的考验。因此，达成增量，并不是真正到达了的目效用。要使其成为可以慈悲的目的效用，就必须再延伸一步，即如何消解解读偏差者的野心和心机问题，也即未曾被有效满足的需求问题。于是，在一定的增量面前，其实，是另一轮手段路径的开始，是又一场与规则和人性博弈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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