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冲突，都必然生成成本。
冲突，分为理性冲突和非理性冲突，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对成本进行了有效计算，或者是，是否有能力计算成本。前者，决定了个体是否有成本意识。如果有成本意识，但不能进入有效计算范畴，那么，成本对于行动的指导作用仍然不大。而如果完全没有成本意识，那么，一切的行动就可以归为是非理性行动，于是，冲突的可能性就急剧上升。又因无成本意识，于是，冲突就必然呈现出非理性特征。后者，考察的是个体对成本的计算能力，也就是计算的有效程度问题。成本计算有效程度越高，往往越能对行动提供理性依据。即使是陷入到冲突之中，也仍然是一种基于有效计算的理性冲突。也即，理性冲突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对行动成本的有效计算，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冲突所能带来的收益的有效计算。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一般情况下，支撑行动的依据就不成立了。如果后者大于前者，那么，所谓的理性冲突就达成了。根本的是，一切可能的利益变更，都必然地要基于可能的冲突。而由冲突到平衡，本质也仍然是一种基于成本计算的利益妥协。向下的冲突，本质是成本阈值不对等。这个成本阈值，在呈现形式上，既包括实际成本，更包括隐性成本。而在计算权重上，则呈现为对成本本身的偏好。从群体属性观察，会发现越是往下的群体，越容易体现为对实际成本的偏好。在计算成本层面，往往只是对实际成本的计算，而缺乏对隐性成本的计算。很多时候，更会选择以无底线的隐性成本来换取实际成本。所谓实际成本，即看得见的以价值为衡量的成本，比如金钱、生命等。所谓隐性成本，即看不见的，或者是难以察觉的损耗性成本，比如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对冲成本、社会成本等。从冲突成本来看，看得见的成本，往往是可以迅速进入计算层面的，而看不见的成本，则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综合认知水准。因此，越向下，对隐性成本的触觉就越弱。而就冲突成本而言，很多时候看得见的成本往往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看不见的成本，才是耗损最大的成本。一旦冲突是向下的，那么，就必须做好隐性成本可能被无限叠加的可能。之所以说越往下的冲突，越容易叠加隐性成本，就在于越往下的群体对于能够支付的实际成本的匮乏。实际成本越是匮乏，越容易陷入到对实际成本的放大之中。因此，向下的冲突，其风险巨大，就在于无法估量对方对这种实际成本的放大程度。比如，某种冲突，在不那么匮乏的一方看来，不过是支付一点点成本，但对于处于匮乏状态的一方来说，就可能是这一点点的十倍，甚至百倍。正是基于对这种冲突成本阈值的悬殊计算，就一定会促使匮乏一方不断采取行动，去加剧，或者拉长冲突时间，或者以两败俱伤的方式，升级冲突。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就在于越向下的群体，越缺乏计算隐性成本的能力，或者说是根本没有起码的对隐性成本的认知。因此，就会看到有人为一点蝇头小利斗得头破血流，为了一点津贴面红耳赤搞内耗，更有为了避免支付某种行为成本，而不惜刀兵相见。说到底，这些个体的行动，已经进入到了对实际成本无限放大的非理性行动依据之中。而这种非理性行动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就是实际成本的匮乏，导致了对隐性成本的无知贬值。于是，一切触及实际成本的冲突，都可能让他们迅速以毫无底线的隐性成本，来作为还击，或者是通往两败俱伤的最佳手段。而对于非实际成本匮乏者而言，隐性成本往往更有价值，对他们往往也更具杀伤力。就群体区分而言，有一种一针见血的区分路径，就是成本计算模式路径。在计算路径的形成过程中，往往隐藏着个体长年累月之下的习性模式，也隐藏着对环境的分析判断能力。对于个体与环境的交互而言，最终都将体现为一个个的决策。而每一个决策背后，最核心的就是对成本的认知。比如张良遇老人，面对一次次的无礼要求，张良的行动决策里，其实隐含的是张良的能忍。而忍的背后，不过是上去打一顿无礼的老头，并不能获得任何收益，反而可能给自己追加成本。而顺应的决策，不过是既然不顺从的行动，没有好处，那么，顺应大不了也就无收益，但被追加成本的可能性相对小多了。而忍，本就是一种向下的姿态，是能干，却不干，是收敛锋芒，同时，也是一种理性计算成本后的行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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