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目的，都不得不进入到一种表征范畴。而任何表征范畴，始终是存在解释空间的。
解释空间越大，即意味着关于目的的表征，越不可能进入到某种纯粹的理解空间。也正因这种解释空间的存在，凡是目的，都不得不面临可能的“变节”。就像“此”成为了“彼”，“好”变成了“坏”，利弊颠倒等等，都是因为目的表征中存在着可能的解释空间。于是，表征目的，就逐渐成为了一门审慎的学科。它的审慎的关键点，就在于尽可能地缩小这种可能的解释空间。而缩小解释空间的手段，古往今来，基本集中在三重环节之上：第一重是对符号表征本身歧义的规避上。而规避歧义，就需要考虑到文化属性、地域习俗，以及群体的认知边界等。基于此，往往就有了所谓的解释权的指认问题。第二重是在可能的歧义范畴内，尽可能推演出每种歧义背后所可能形成的利害偏差路径，即，某种歧义之下，会形成怎样的利害路径问题。第三重是为实现目的的契合路径，建构可能的强大的规约机制，也即对不契合的路径形成制度上的排异。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解释空间的形成，往往就意味着目的被多重歧义化了。而目的不同了，那么，路径手段也就不同了。于是，被歧义化的目的，就变成了手段。是因为任何目的，都不过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环节而已。任何目的的实现，必然意味着新的问题的生成。因此，目的，不是目的，并不是否认目的本身，而是指认目的不过是一种有限的论证，即在框定某些变量的情况下，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处境。而所谓的目的，不过是去解决这个相对封闭处境中的某个问题而已。于是，只要跳出这个相对封闭的处境，也即跳出被框定的变量条件，那么，也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目的，在更大的处境中，不过是一种小小的路径手段而已。就像象棋，吃掉马，是眼前的目的，但是，吃掉马，对于整盘棋而言，不过小小一步。于是，目的的等级，也就要看其对应的是多大的棋面，也即在多大的变量模型中生效。一般情况下，在变量越小，延展性越差的模型中生效的目的，往往其作为目的而言，呈现的视野越狭隘；而作为手段而言，则可能成为一步臭棋。这类目的表征，往往就容易进入到白日化的境地，其损伤的显现也是赤裸而快速的。而那些在复杂模型中生效的变量，如果其被歧义化的空间极大，那么，这种目的反而会进入到成为不可控的手段路径之中。于是，越是看到目的不是目的的个体，往往越深谙模型的嵌套机制。所谓的高端局，不过也是玩的模型的嵌套机制。当嵌套的模型一环扣一环，越具有要素的传导能力的，那么，这种局，就可以说是高端局了。关于嵌套机制，举个例子，比如如今的教育，对于孩子而言，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考试过关，如果要让这种模式成立，有说服力，那么，就必须有相应等级的嵌套模型。即，过了什么关，就有相应的收益，说白了就是要有相应的成本-收益模型来配套。否则，过了无数关，最后都没有一个配套的成本-收益模型，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教育模型是脱嵌的，因此是说服力匮乏的。说服力匮乏之后，必然是合理性匮乏。因此，就不会有人来继续参与这个模型了。只有有相对持续的嵌套机制，才能有持续的参与与投入。也就是说，嵌套模型，玩的一定是某种利害的可持续性模型。回到手段路径本身，一种目的的表征，如果进入到某种可以被嵌套的歧义解释空间时，那么，这种目的表征就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比起那种解释空间匮乏的目的表征而言，这种具有嵌套机制的歧义解释空间，就相当于是为各种可能的解释者以便利的手段。比如嘉靖帝时期的“改稻为桑”国策，以及后面的“以改兼赈”方略，本质都是手段，但“改稻为桑”，“ 以改兼赈”，被解读成目的后，达成该目的的手段就进入到解释空间了。于是，不同利害群体的博弈就开始了。最终，目的，是否为目的本身，就要看它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处境中，是否达成了目的本身，以及其是否生成了相对可持续的良性嵌套机制。解决了处境问题，但没有生成嵌套机制，那么，对于策略而言，可谓“平”；如果解决了处境问题，却生成了以歧义解释空间为路径的嵌套机制，那么，必然是“凶”了。只有始终认清目的即手段，才能形成有效的手段路径的规约机制，否则，目的即为利害群体的解释手段。◆◆◆ 无相楼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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