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说，全世界每天有无数文字被写出来，但有幸被人阅读过的，不过千万分之一。所以她说，如果写作不是自娱的，基本上是无意义的。
她的话，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1997年6月3日，伦敦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自发聚集了一群人，他们是诗人以诺·索姆斯的书迷。
这群人等了又等，诗人并没有出现。事实上，以诺·索姆斯一百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何以这群人在一百年后要搞出一场乌龙？
原来，一个世纪前，诗人以诺·索姆斯生前写的诗集《真菌》只卖出了三本，我们的诗人便与魔鬼交易：以自己的灵魂作为交换，希望百年之后可以造访大英图书馆阅览室，看看后世之人会如何评价他的著作。
然而，在以诺·索姆斯逝去后的百年内，他被文学史唯一提及过的一次，竟然是别人对他的讽刺“以诺·索姆斯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角色”。
存在，是孤独的。但理想的读者，会把以诺·索姆斯们从孤独中解救——读者们的一句留言，一种懂得，都弥足珍贵。就像厚重的云层突然裂开了一道缝，一种理解，一种觉知，会在读者心中涌动。
人类天生痴迷于追寻意义，而世界本无意义。一个真正爱写作的人，工作的时候，是不会去想“意义”这件事的，我想Ta唯一的期待——是自己的文章能被更多人读到。因为，如果写出来的文字在自我娱乐的同时还能被人阅读，从而引发某种共鸣或冲突，那就是作家所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
读西方的史诗，发现诗人们对主角的描写寥寥几笔，读者就能据此看明白主人公的性格并脑补出对方的形象，大师们内功深厚，也要得益于与读者达成的默契才得以彰显。所以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一种试探过程，直到成为彼此淘汰与过滤后的幸存者。
在托马斯.皮科克的小说《梦魇修道院》中，主角就想，“七本，哪怕卖出七本。七，是一个神祇的数字，这是好兆头。我应该找到这七本的买主，他们是我的七盏黄金烛台，让我去照亮世界。”读到这句话时我深受感动，因为主角谦卑的愿望建立在对荒谬的领悟之上，而他说服自己接受了“内心最深层的愿望皆是枉然”这一事实。
而在遥远的东方，《水浒传》写成时只有十几位读者，《红楼梦》更惨，写完时只有三位读者。当周王朝越来越衰败时，老子明白自己该离开了，同时代没有人能明白他的所思所想，故生平没有著述，骑青牛入关时，把守函谷关的长官尹喜或许是懂老子的，为了让老家伙留下，故意“逼”他写下了《道德经》。老子写得时候一定明白，这是写给未来读者的。陶渊明虽然留下了诗句，但他也心里清楚，自己的作品是写给后来人的。
图：老子出关
感动于以诺·索姆斯的那些书迷，愿意在虚无中等待一个有去无回的诗人，但也非常欣赏木心的洒脱：他平视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读者，认为读者和作者之间应该互为刍狗，互不跪舔，绝不迎合——一旦发生联结了，就珍惜这段缘分；联结断了，那么各自珍重，一别两宽。
长按小王子站立的星球，关注“支支的云巅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