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这种变化吗？多年前，当我读到一篇关于纳粹如何在集中营中折磨囚犯的文章时，当我发现他们使用工业化生产的“睾丸粉碎器”来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时，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现在我发现，这种做工精致的产品（两个小金属容器用链条连接，看起来就像你用来把坚果从壳里敲出来的东西，上面有多个针孔，可以将针刺入睾丸深处），人们可以在网络上买到[1]——正如广告所说，“不够刺激？从下列睾丸刑具中选一个你喜欢的”：不锈钢制睾丸粉碎器、不锈钢制睾丸夹刑具、残忍的鸡巴钳折磨玩具、硬核不锈钢制睾丸刑具……所以，如果你和伴侣躺在床上，对生活感到忧郁和厌倦，那么
欢迎来到放纵的勇敢新世界！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两个男人在用睾丸粉碎器play的场景，我们当然会立即陷入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境地。比方说，我误打误撞进入了两个男人play的房间，由于（很可能）其中一个男人正在因为疼痛而呻吟哭泣，我误以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折磨，于是攻击那个施虐的男人……如果我对此视而不见，只是从旁边走过，我就忽略了这是一场真正折磨的可能性。那么我是否应该走近这两个人，并礼貌地问他们：“你们真的是自愿的吗？”——这太愚蠢了。但是，让我们更进一步，想象一个男人正在对一个女人做类似的事情，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折磨她？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自动假定他们的行为不是自愿的，如果是自愿的，那么这个女人就内化了男性的性压抑，认同了她的敌人。这里的混淆是不可避免的：不幸的是，有些男人和女人会真正享受（某种程度的）酷刑，而这种酷刑是作为非自愿的。此外，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实施惩罚的强迫性仪式，它直接表明一种欲望的存在，而这种欲望会受到特定形式的惩罚——比方说，在一种以“阉割”作为强奸惩罚的文化中，有人要求邻人残忍地阉割他——这里并没有深层的受虐狂机制在起作用，“想要被阉割”只是表明我想强奸一个女人。
从纳粹集中营里用来折磨囚犯的睾丸粉碎器，到现在花200多美元就能买到的用来玩SM游戏的睾丸粉碎器，这一转变无疑将被视为历史进步的标志，这种进步让我们净化了经典艺术作品，去除了可能伤害他人的内容——在身体愉悦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自愿地互相折磨，但在语言的层面上，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政治正确）……这正是困扰我们今天的大问题：为什么对性快感的开放态度会导致阳痿和性冷淡？为什么当超我的形象要求我们享受快感时，我们却被剥夺了这种快感？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享乐的唯一方式就是痛苦？
弗洛伊德在此登场。1922年5月28日，他给的里雅斯特精神分析学者爱德华多·魏斯(Edoardo Weiss)写了一封信，后者曾写信给弗洛伊德，询问他对两位患有阳痿的病人的治疗建议。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意大利男子，大约四十岁，他的妻子在几年前因患抑郁症自杀；在此之前，他可以进行正常的性行为。第二个病人是一位大约二十岁的斯洛文尼亚人，魏斯将他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不道德的人、骗子：他试图欺骗所有人，甚至想出了一种从精神分析中获利的方法（他的父亲支付了他的治疗费用，但他告诉父亲，这些疗程的费用远远高于实际费用，他从中赚取了差额）。这个可怜的斯洛文尼亚人身上有一个奇怪的悖论：他是一个骗子、一个撒谎者、一个欺诈者，在道德法和父法之外，但他却是完全的性无能——引用姆拉登·多拉尔的话，“违反所有道德、社会法律并不会导致无节制的享乐，而是导致禁欲——被允许的东西越多，被禁止的东西就越多。”[3]
弗洛伊德给魏斯的建议很简单：第一个病人需要精神分析的治疗，因为他是一个道德高尚、文化修养高尚的人，他只需要克服妻子自杀的创伤；对于第二个案例，他说“这个斯洛文尼亚人，他显然是个无用之人，不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面对这样的人，我们的分析技巧会失效，单凭我们的聪颖，并无法打破控制他们的动态关系。”[4]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弗洛伊德对这个斯洛文尼亚人自相矛盾的反应：弗洛伊德先是因为他的不道德而拒绝对他进行分析，接着又因为他的问题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而拒绝对他进行分析，所以他被拒绝与他的不道德、伦理无关——他的性无能根本无法被分析。斯洛文尼亚人的阳痿超出了弗洛伊德的理解范围，不像第一个案例，弗洛伊德认为他阳痿的原因是过度的悔恨或内疚。而斯洛文尼亚人的悖论在于，他似乎没有阳痿的充分理由，因为他完全不道德，没有良心，因此不受禁止享乐的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这个斯洛文尼亚人完全没有进行性享乐的能力，而意大利病人至少有能力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引用大卫·克拉克斯顿的话：
当拉康明确区分道德法则和超我时，这些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而弗洛伊德，则模糊了这种区别。[6]拉康区分了弗洛伊德的混淆：《自我与本我》第三章的标题是“自我与超我（自我理想）”，所以弗洛伊德倾向于把这两个术语当作同义词来使用（把自我理想看作超我的前体）。拉康澄清的前提是享乐与超我的等式：享乐，并非顺从自我的倾向，而是我们奇怪、扭曲的道德义务。超我是实存的，这个残酷、贪婪的主体用各种不可能的要求对我进行轰炸，并嘲笑我为满足这些要求而做出的失败尝试，在这个机构的眼中，我越是试图压制自己“罪恶”的渴望并满足它的要求，我就越是有罪的。斯大林主义，对那些在审判中声称自己无罪的被告的嘲讽（“他们越是无辜，就越应该被枪毙”），即是最纯粹的超我。因此，对于拉康来说，超我“就最强制的要求而言，与道德良知完全无关”[7]：相反，超我是反伦理的机构，是对我们反伦理的谴责。[8]
回到魏斯的例子：意大利人由于道德法则的施压而性无能，而斯洛文尼亚人则由于超我的施压而性无能。因此，斯洛文尼亚人的性无能超前了整整一个世纪：他指出了当今放任、宽容和多元文化的基本僵局。其最终结果是，禁止和管制被普遍化：为了保证我们的享乐不受阻碍，我们受到越来越复杂的审查，看到越来越多的取消。弗洛伊德显然预见到了这一点。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他参观斯洛文尼亚南部靠近意大利边境的斯科契扬(Škocjan)溶洞的情况：
弗洛伊德继续往下走，他在斯洛文尼亚地狱之底发现了什么呢？他在给弗利斯的信中继续写道：“当时，维也纳的主人卡尔·鲁格和我们一道在溶洞中，三个半小时后，我们又重新回到光明之中。”[10]于是，在地狱的最深处，弗洛伊德遇见了维也纳市长，即“维也纳的主人”，他是当时维也纳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民粹主义领袖，以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而臭名昭著，深受青年希特勒的崇拜。[11]这次地狱之遇给我们的教训是反荣格的：当我们降到无意识之底，等待我们的不是关于我们人格的最深层真相，而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根本谎言；我们在那里遇到的不是纯粹的力比多之流或其永恒原型（它们摆脱了父权和“二元”逻辑的压迫），而是权威的反面，是淫秽的超我权威，它命令我们享受，从而毁坏了我们超越父之法享乐的能力。有时，将我们无意识中的淫秽秘密公之于众，并不能使我们得到什么解放——在那里，我们只会发现比父之法更残酷的禁令和戒律。
02.
不仅在印度的曼尼普尔
让我们以2023年5月印度的一起可怕事件为例。对于一个对意大利语知之甚少的西欧人来说，“曼尼普尔”(Manipur)会让人自动联想到“mani pulite”（净手运动），即20世纪90年代初改变了整个意大利政坛并以贝卢斯科尼上台而告终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
曼尼普尔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公开地站在梅泰族一边，而联邦政府虽然官方上保持中立，但暗中也站在梅泰族一边。这种偏袒的原因不仅是种族的（印度人民党印度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还有经济的原因：库基人居住的森林矿产资源丰富，政府希望驱逐库基人，以便更有效地对该地区进行开发。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对库基人的施压是合理的，因为生活在森林中的部落库基人抵制“进步”、“现代化”战略。
随着内塔尼亚胡新政府的上台，反巴勒斯坦的暴力行为（胡瓦拉大屠杀、海法圣海伦斯修道院袭击等）甚至不再受到政府的正式谴责。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的命运最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转变。在进入政界之前，本·格维尔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以色列裔美国恐怖分子巴鲁克·戈尔茨坦的画像。1994年，巴鲁克·戈尔茨坦在希伯伦屠杀了29名巴勒斯坦穆斯林礼拜者，另有125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易卜拉欣大惨案”(Cave of the Patriarchs massacre)。本·格维尔加入了“卡赫”（被以色列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并取缔）并参与青年运动，从而进入政界。当他达到以色列国防军征兵年龄（18岁）时，由于其极右的政治背景，他被禁止服役。这样一个被以色列自己谴责为种族主义者、恐怖分子的人，现在却成了应该捍卫法治的国家安全部长......
以色列国一直把自己标榜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但现在，它事实上已蜕变成一个“哈拉卡神权国家（伊斯兰教法）”。[13]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原初幻想的二次退化，因为它表明原初幻想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转折是，当今大多数弥赛亚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不是真正的宗教信徒：他们仍然是世俗主义者，残酷而犬儒地利用宗教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用拉康的话来说，淫秽的暴力是一种剩余享乐，我们从属于意识形态大厦，做出牺牲和放弃，从而获得这种剩余享乐。在今天的以色列（就像在曼尼普尔一样），这种剩余享乐不再存在于淫秽的地底，而是享受着阳光：
把以色列犹太人说成是某种“堕落”(degenerate)，难道我们不是倒退到了最恶劣的反犹主义吗？完全不是：支持当前趋势的犹太人实际上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是堕落的。通过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所作所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任何优越的地位，成为原教旨主义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这种堕落的另一个名称是意识形态：通过淫秽的剩余享乐来维持的象征大厦。但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挑衅性的术语呢？参考量子力学中“简并”(degenerate，也译退化)一词的用法可能会有所帮助：在量子力学中，“简并”指的是“同一量子力学系统的两个或多个可测态可能具有相同的能量，即使它们的波函数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可测态的这一能级就是简并的”。[15]
图源：Flash90
即使一个国家为生存而战斗，进行英勇的自卫战争，它争取自由的事业通常也会受到某种淫秽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背景的污染，破坏其斗争的纯洁性。我们之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人经常担心西方的疲态：战争进入第二年，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是否会逐渐厌倦长期的紧急状态和他们被要求做出的物质牺牲？我们应该牢记，这种疲态不仅仅是客观上的精疲力竭和对继续牺牲的拒绝造成的，它显然也是极右翼和极左翼的邪恶联盟系统宣传的结果。这种宣传在三个不同的论证层面上运作：抽象的和平主义（我们需要和平，痛苦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停止），对战争的“平衡”看法（乌克兰和北约也在挑衅俄罗斯，迫使它反击），对本国福利的自我保护（我们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新形式的贫困，等等，为什么要援助给乌克兰这个由寡头统治的腐败国家数十亿美元?）这些混合的矛盾之处在于，自称有原则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是最恶劣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他者苦难的无知的面具：我们是否意识到，尽管乌克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但它已经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1000万移民到西方，占领区的乌克兰人面临残酷的俄罗斯化）？
然而，更严重的情况是乌克兰本身，疲态的迹象正在逐渐累积。经过一年半的激烈战斗，我们仍看不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战斗的意志，这已经接近奇迹了。但在这里，疲态不仅仅是客观的：乌克兰人自己犯下的严重的意识形态、政治错误助长了这种疲态。乌克兰人能做的、应该做的已经十分明确——治疗战争疲软的特效药是乌克兰的正义：也就是取消寡头、其他上层阶级的特权。普通的乌克兰人在战斗，而许多富人移民别处，并组织起来让他们的子女免于兵役，还有什么比看到这一场面更令人沮丧的吗?一个好兆头是：2023年7月25日，泽连斯基，
在这里，我们只需提及伟大的乌克兰纪录片导演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他是电影《中央广场》(Maidan)和《顿巴斯》(Donbass)的导演。洛兹尼察现在住在立陶宛，无法返回乌克兰：他得知，由于他还不到60岁（征兵的最高年龄），如果他回国，他的护照将被没收。而其他国际知名艺术家则可以自由出国旅行，因此，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显然是保守文化官僚的报复案例。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就了解这种令人作呕的策略：在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右翼分子也总是把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世俗左翼分子说成是可疑的老共产党。在1970年代，我从未被允许教书，多年来一直失业，而现在，我经常被攻击为“旧政权的人”……
毫不奇怪，反女性主义也在这里出现。在乌克兰，许多妇女也加入了武装部队，并在前线作战——她们中的一些人是出了名的优秀狙击手。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对男同事对她们的羞辱、对她们的待遇表示愤怒，并表示她们的抱怨被忽视了”[19]：她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要对付俄罗斯的敌人，又要对付自己的男性同事的骚扰。我们应该对这种情况加以概括：乌克兰本身也在两条战线上奋战：一是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二是为战后的乌克兰而战。如果（希望）乌克兰幸存下来，它会成为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国家吗？它会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事实上的殖民地，还是......？
声称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战后解决，现在是无条件团结的时候，而不是进行民主辩论的时候，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有问题的措施是那些破坏现在的团结、削弱乌克兰国防力量、决定乌克兰战后面貌的实践措施。因此，现在是进行非排他性团结的时候了：只有建立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每个人——从LGBT+到反对俄罗斯侵略的左翼——的团结，才能拯救乌克兰。
[12] Manipur violence: What is happening and why – BBC News.
[13] Jamil Khader, Huwwara and Stella Maris: The Truth about Judicial Overhaul, Israeli Protests – Palestine Chronicle.
[14] Jamil Khader, op. cit.
[15] Degeneracy | Article about Degeneracy by The Free Dictionary.
[16] 世界上第一个非阿贝尔任意子的编织 – Google Research Blog (googleblog.com).
[17] https://www.ft.com/content/4efba087-3fea-4caf-810c-b3cc4fead0 .
[18] 乌克兰将解雇所有地区征兵中心的负责人——Zelenskiy（msn.com）。
[19] “在两条战线上奋战”：乌克兰女兵谴责性骚扰 | Ukraine | The Guardian.
10.7@ Parrallax视差之眼
文|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Intro
审| Ophe
编| Lu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