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悖论的教训是非常清楚的：真正的解放思想的特征不是对无冲突的、和谐的未来的憧憬，而是正确的、辩证的对立概念，这与“右翼需要一个敌人来维护自我同一性”的话题完全不相容——这是海德格尔在1933-4年的课程中对“需要一个敌人”的简明阐述：
敌人是对指对人民及其个体的“此在”(德语:Dasein)构成根本威胁的人。敌人不一定是外部的，外部的敌人甚至并不总是最危险的。而且，似乎根本没有敌人。那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找到敌人，让敌人出现，甚至首先制造敌人，这样才能站在敌人的对立面，才能使“此在”不丧失其优势……（挑战在于）让敌人出现，不对敌人抱有幻想，时刻准备进攻，拥有并强化时刻准备的状态，并“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标，眼光长远地准备进攻”。[1]
有一句话最不吉利：“让敌人出现，甚至首先制造敌人，这样才能站在敌人的对立面”。简而言之，敌人是否是真正的敌人根本不重要——如果没有敌人，那就必须制造敌人，这样一个民族才能“不丧失其优势”，才能为（捏造的）敌人的“彻底消灭”做好准备...... 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反犹太主义最基本的逻辑：海德格尔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敌人是为了制造虚假的民族团结，从而掩盖其内在的对立而被制造出来的”。（然而，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这种对敌人的需要扩大到海德格尔的全部思想——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出自海德格尔1933-4年的课程，当时他正多次参与纳粹党活动。此时，他提出了“人民/民族”(德语:Volk)的概念，认为人民/民族是一个依赖敌人的共同体，而当他后来退出政治舞台时，敌人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要消灭的不再是另一个族群，而是现代技术本身，人们不应该与之敌对，而应该穿过它，与它保持距离。因此，当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2] 关注精神化的种族共同体时，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共同体在海德格尔早期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没有一席之地，该书关注的是被抛入世界深渊的个体的“此在”。顺便提一下，《存在与时间》一书的风格与海德格尔后来富有诗意的表达完全不同：它是一本系统性的著作，细分为编号的章节。）
“需要一个敌人”的最终案例是：1943年10月4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军领导人发表讲话时，公开地谈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是“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是我们从未写过也永远写不完的一页”；他接着把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保持体面作为最大的美德：“经历了这一切（灭绝犹太人），同时又保持体面，这使我们变得坚不可摧”。希姆莱在这里明确地将真正的原则性美德与普通人对个体的同情对立起来：“但是，他们都来了，这8000万善良的德国人，有自己体面的犹太人。当然，很明显，其他犹太人都是猪——但这个是第一流的犹太人......”简而言之，每个德国人都知道犹太人是猪，但他们却没有把这一原则应用到他们所认识的单个犹太人身上。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明确地把杀害妇女和儿童包括在内：
由于这种激进的立场，希姆莱（直到1944年秋天）一直反对建立一支由俄罗斯战俘组成的志愿军来打击苏军。当苏军将军尤里·弗拉索夫(Yuri Vlasov)在被俘后提议利用俄罗斯民众和战俘中的反斯大林情绪，建立一支俄罗斯人民军队时，希姆莱对“弗拉索夫志愿军”(德语:der Wlassow-Rummel)大加蔑视，并拒绝接受有大批被压迫的俄罗斯人民反对斯大林统治的观点——对他来说，这种斯拉夫劣等民族内部的反对并不重要。但这一切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因为希姆莱用了体面的道德语言为灭绝犹太人和残暴对待德国占领下的斯拉夫人民进行辩护：
希姆莱已经说得很彻底了：在演讲的后段，他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东线战场上，一名党卫军军官面对一位带着小孩的俄罗斯母亲，两人都被他吓坏了，颤抖着哭泣。可以理解，他的第一反应是同情：作为一名士兵，他的职责真的是杀死这两个无助的人吗？希姆莱的回答是无条件、大写的“是”：他只对德国人民负责，这意味着他对其他种族和民族成员的苦难漠不关心。考虑到德国人民在美国、英国飞机的连续轰炸下所遭受的苦难，对这两个可怜的俄罗斯人的任何同情都无异于叛国——无视本国人民的苦难。
那么希姆莱是否是一个虐待狂，他做着可怕的事情，从他的信念中获得剩余快感，即他只是为了大他者（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作为一种道德责任而这样做呢？我认为这个公式过于简单，不适用于此处。希姆莱身上还有更可怕的东西：通过阅读他的信件，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相当正常的人——他厌恶（亲眼目睹）残暴行为，他对待朋友体面而和蔼，随时准备因党卫军成员的小罪行而惩罚他们......因此，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在办公室里做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事。正是在这里，拉康关于“正常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的说法获得了其重要性。
在这里，希姆莱接近于佛教（和印度教）的观点，即如果我们过于直接地卷入（我们所认为的）对象的现实，我们就会遭受痛苦并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遵循“不卷入、冷漠行动”的教义：就好像这并不重要，就好像你不是行为的主体，而事情，包括你自己的行为，只是以一种非个人的方式发生......在这里，我们很难拒绝将这段话解释为在毒气室中焚烧犹太人的正当理由的诱惑：既然“如果杀者认为杀它，被杀者认为它被杀，两者的看法都不对”，既然“它既不杀，也不被杀”，因此“何必为‘被烧死的犹太人’悲伤，苦乐、得失与成败，对它们一视同仁”，做你奉命去做的事……难怪希姆莱喜欢读《薄伽梵歌》(Bhagavadgita)（这些引文均出自该书）[5]：据说他总是把它放在口袋里。需要提醒的是：在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地通过无人机和按下按钮来完成的今天，这一观点同样适用。
直接在希姆莱手下工作的人则不然，他们是直接的精神病。如果说希姆莱处于大屠杀组织者金字塔的顶端，那么仅次于他的就不是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这样的知名人士，而是我的一位同胞奥迪洛·格洛博尼克(Odilo Globo cnik)，他是一名奥地利纳粹分子，父亲是斯洛文尼亚人（正如他的姓氏所示）。格洛博尼克在“莱因哈德行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该行动在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索比布尔和贝尔泽克灭绝营有组织地屠杀了约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波兰裔犹太人。格洛博尼克首创了灭绝营(extermination camp)和工业化屠杀(industrialized murder)的概念——历史学家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称他为“有史以来最邪恶组织中最邪恶的个人”。[6]
当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在晚年被问及在他漫长的统治中最令他自豪的行为是什么时，他提到了1937年10月发生的所谓“欧芹大屠杀”——一次针对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西北边境的海地人的大规模屠杀。此次屠杀导致大约14,000至40,000名海地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丧生：几乎所有生活在多米尼加边境的海地人口要么被杀害，要么被迫逃往边境另一侧[7]。这种被辩护为抵御入侵的“外国部落”的“种族清洗”行为，完美再现了将邪恶作为一种伦理责任、要求我们摧毁人类共同体良知的逻辑。
西芹大屠杀
布哈林（左二）与斯大林（右二）
我们应该批判性地注意到，即使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仍然依赖于一个大他者的形象：当德里达写道“解构主义就是正义”——一种不可能的正义，但仍然是正义——时，这种断定意味着解构主义并不仅仅是揭示文本中的不一致和矛盾之处——解构主义的工作是以一种不可能的理想为主导的，即完全揭示所有的不一致，从而使秘密的统治和压迫形式合法化。当然，这一目标被无限推延，永远无法实现：就像德里达所说的“民主即将到来”一样，正义也总是“即将到来”——如果声称正义已经完全到来，那将是最糟糕的在场形而上学。然而，尽管正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正义，将其作为我们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我还记得几年前在一次演讲后的招待会上，我正和一个忠实的德里达派聊天，当我们捡起几个炸鸡块的时候，他告诉我：“在纽伦堡审判人类对动物犯下的罪行时，我们怎么证明这样做是对的？”这里的监管理念是，动物的工业化饲养这一恐怖行为正在使我们的道德债务积累起来——想想我们正在对数百万头猪做什么，它们仍然半盲，几乎不能行走，它们只是被饲养来尽快长胖，然后被屠宰供我们食用......我恭敬地保持沉默，但对全人类（由谁来审判？）进行一场巨大审判的想法让我感到奇怪的扭曲：我们真的必须预设这样一个大他者的形象，一个在某个最终时刻所有债务都将清偿的承诺吗，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刻永远不会到来？这种想法难道不是深深的人类中心主义吗？，它把大自然中完全不存在的正义感强加给愚蠢冷漠的大自然？难道我们就不能在没有这种“大他者”观念的情况下，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在动物的痛苦问题上）吗？回到希姆莱：难道我们——全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不正是希姆莱要求德国人对待俄罗斯妇女的方式吗？无论一万头牲畜是否因为吃得过饱，被激素、化学物质折磨得精疲力竭、无法在大自然中活动而倒下，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我们是否有了足够的猪肉.......
柄谷行人[9]也重申了“大他者”的概念。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今天所需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的关注转向对交换样式的关注：在后者中，存在着一个“精神”的维度（从马克思构成商品交换逻辑的拜物教到莫斯的“玛纳”(mana)），这个维度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发挥作用，而且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发挥作用——引用一句美国土著的话：“当我们尊重其他生物时，它们也会尊重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为生态危机开辟空间的断裂点：自然，不再是我们人类与之进行交换的合理的大他者（有其自身的“灵性”），而只是作为物质被运输：“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没有‘交换’”：
随着生态危机的到来，“交换”以最粗暴的形式卷土重来，成为大自然对其无情剥削的“复仇”，加上与大自然的“运输”所产生的问题“进一步扭曲了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战争危机正在逼近……尽管‘反全球化’或‘占领运动’此起彼伏，但现在看来，另一场世界大战根本不可避免。”(369)虽然我同意这一可悲的结论，但我并不认为（在理论层面上）将自然重新视为与我们进行真正“交换”的大他者是解决之道——这种将自然重新精神化为“可以对话的伙伴”的做法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必须做的恰恰相反：人类应将自身完全自然化，将自身视为自然界中愚蠢而无意义的运输的一部分。
希特勒呢？难道希特勒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这样做吗？据我们所知，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希特勒不知道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很可能没有看过血腥的细节。当希姆莱说大屠杀是“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是从未写过也永远写不完的一页”时，他的意思并不仅仅是不应该让公众知道犹太人被灭绝。有迹象表明，他指的也是希特勒本人，他是带领德意志民族走向新开端的弥赛亚——对弥赛亚的真正忠诚，真正的勇气，是我们默默地、秘密地做着必要的脏活累活，为希特勒扫清障碍，使他能够实现自己的宏伟愿景：我们这些弥赛亚的亲密追随者的伟大行为，就是让他处于无知状态，让他在天真中、在无邪中追求自己的理想。
然而，战争即将结束时，这堵（自我）伪改的终极之墙开始出现裂缝。1943年2月18日，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全面战争”演说，演说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编排和准备，甚至连数千名听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然而，尽管准备工作做得如此细致，在演说即将结束时，真正的弗洛伊德式口误还是出现了：“你们和元首以及我们一样相信德国人民最终会取得全面的胜利吗？如果元首下令，你们和德国人民愿意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必要时14个小时，并为胜利奉献一切吗？你们想要全面战争吗？如果有必要，你们是否想要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任何战争都更彻底、更激进的战争？”（在最后一个问题中，我们不能不看到康德式崇高的维度，而这种维度恰恰比我们的感官所能想象的更全面、更彻底）。当戈培尔谈到德国将如何应对犹太人的威胁时，出现弗洛伊德式的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戈培尔以“Ausrottung”（灭绝）的第一个字母A开头，但在中间停顿了一秒钟左右，然后换成了更为温和的“Ausschaltung”（排斥）。这是他有意为之，还是弗洛伊德式的失误？这其实并不重要：他明确表示，“排斥”并不仅仅意味着强迫犹太人离开德国，而是要将他们彻底灭绝。这一失误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纳粹的真实意图，也揭示了他们向公众（勉强）隐瞒这一真实意图的虚伪努力。就好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的绝境中，对真相的伪改（希姆莱的要求，他希望大屠杀不要出现在历史记载中）被认为越来越没有必要，而“彻底灭绝”的残忍目标则被公之于众。崇高的另一面，崇高的最恐怖一面，“比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任何事情都要彻底和激进”的“灭绝”终于一路绿灯。[11]
约瑟夫·戈培尔的弗洛伊德式口误
因此，回到希姆莱身上，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自我牺牲”者，他承担起了自己的邪恶，而这种伦理的邪恶使他比任何形式的实用机会主义者都要邪恶得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1933年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对布哈林的抨击，以近乎悲剧的方式表达了这种逻辑，即不把基本的团结和同情作为对事业忠诚的最终证明：“布哈林是一个真诚和正直的人，但是，我对布哈林的担忧并不亚于对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担忧。我为什么担忧布哈林？因为他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这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心软是我们不需要的。”[12]伏罗希洛夫说出了一切，他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为了理解布哈林的困境，我们应该牢记斯大林主义与当今犬儒主义之间的对比。当布哈林在中央委员会面对他的批评者时，他坦率的论证方式引起了哄堂大笑：
在某种意义上（即在斯大林主义话语的反常逻辑中），笑声是有道理的：他们嘲笑的对象是布哈林的想法，即他可以绕过官方的术语，直截了当地对批评者讲话。然而，斯大林主义严格禁止这种与霸权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立场，它本身就是一种叛国行为。盖蒂和瑙莫夫反复指出了他们研究中令人惊讶的结果：斯大林主义者，在私下说的和公开说的是一样的语言，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是“客观的”，而不是私下的。这就是斯大林版本的“元语言不存在”：只有一种元语言能说明真相，那就是官方意识形态本身的元语言。今天，私人语言和公共语言也趋于一致，但这里的意义恰恰相反：私人的犬儒主义渗透到公共领域，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使用与私人语言相同的语言。（为了避免误解：这并不意味着允许真理：私人的现实主义-犬儒主义语言本身就是最糟糕的神秘主义）。
这意味着，一个行为要想真正符合道德标准，仅有原则性的决定是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一原则与社会对立的关系：它是掩盖了社会对立，还是让社会对立显现出来？一旦我们接受了不可还原的对立，我们就接受了一个事实，即大他者并不存在，它充满了矛盾、缺失和对立。
文|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Intro
审| Ophe
编|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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