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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法兰克福大学的米切利希教席（德国最负盛名的精神分析教席）被取消了：新的申请表中不再列出精神分析——这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吗？不，但它应该激怒我们，让我们回到思考。这一教席取消是长期以来“精神分析已死”胜利论调的必然结果：随着脑科学的新进展，精神分析终于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与告解神父和释梦者一起，成为前科学蒙昧主义者寻找隐藏意义的工具。精神病学机构、新脑科学、和“政治正确警醒女性主义”之间的无声协议维持着这一取消——它们都拒斥精神分析。
行为疗法与药物相结合，忽视心理问题的社会背景——对他们来说，治疗的目的只是治愈症状，让个人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就像坏掉的汽车应该尽快修理一样，坏掉的个人也应该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而精神分析却不够有效，在研究病症的社会、心理根源中浪费了时间。这种做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正如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新的外科手术、药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领域，使生活的领域可以通过医疗行为来治疗，在这一荒诞的推断中，我们的整段生命，包括我们的死亡，都变成了需要治疗的重压体验。难怪如今在美国，大约80%的所谓知识阶层（教授和学生、记者、研究人员......）都在服用精神类药物，从一些镇静剂（如阿普唑仑）到鸦片或可卡因——服用药物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服用药物让自己恢复活力......如果没有药物，我们似乎越来越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这种行为-化学治疗方法的基础是新的脑科学，它直接将我们的内心体验建立在神经元-生物程序的基础上，没有给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留下任何空间。尽管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和新女性主义者反对这种方法，但他们也反对精神分析，因为正如他们喜欢重复的那样，精神分析主要是由“白人老头”来进行的。然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框架——“yes means yes”、双方的性同意——依赖于一种明显的前弗洛伊德主体概念：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病理化的现象源于外在的社会压迫，个人应该摆脱这种压迫，重新获得实现内心性欲望的能力。这里没有弗洛伊德“分裂的主体”概念的空间，也没有我们欲望内在不一致性的空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常常真正渴望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我们在痛苦和自我羞辱中找到快乐）。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第29节中提出了一个主张，这使他与当今的警醒意识形态完全格格不入：“在性伦理中，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标准：控诉者总负有责任”。[1]他接着解释道“仅仅与自我同一的东西是无法幸福的”。[2]阿多诺的主张针对的是身份政治，以及作为交换行为的、两个自我同一个体之间的“性”，而这种交换行为是建立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的——或者，正如安东尼娅·霍夫斯特(Antonia Hofstätter)在一次精彩的解读中所表述的那样：“每一句‘我控诉你’都将有良知的消费者和了解自身权利的公民的期望、权利拖入了性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的主张“不是来自于从柏林到波士顿的校园中回荡的无处不在的‘安全’要求，而是来自于性的乌托邦，在这种乌托邦中，权力关系的力量被剥夺了”。从定义上讲，性是不安全的，它让个体直面身份的消失：滋养阿多诺诗句的朦胧暗光与它的承诺密不可分：财富的承诺——无论它是多么阴暗、令人厌恶——存在于主体的意识生活之外，尽管如此，主体仍然享有这一财富。[3]
我们不应该害怕从这些见解中得出最终的结论：“政治正确”的、可控的性是一种去性化(desexualized)的性，应该与低咖啡因的咖啡、“与被剥夺了‘他者性’的他者进行交流”摆在同一个货柜。政治正确拒绝接受阿多诺的主张，恰恰是拒绝接受其“朦胧暗光”，因为这种暗光被视为对“yes means yes”、“no means no”明确交流的威胁：它拒绝参与“财富的承诺”，满足于对阿多诺主张的直接解读，即是将其简化为禁止“受害者控诉加害者的权利”。当然，阿多诺的说法片面得可笑：被强奸的妇女难道不应该控诉侵犯者吗？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不是模糊界限的“但她在享受”，而是简单直接的残暴：强奸犯从受害者被吓到这一事实中获得了剩余的享乐......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对“朦胧暗光”保持开放，这与作为社会纽带的语言有关：元语言不存在，尤其是在性领域，这意味着对性行为的每一次拒绝，无论听起来多么清晰明确，原则上都有可能成为性投注，生产自身的剩余享乐。尽管在“政治正确”的术语中听起来难以接受，但即使是不属于任何SM契约的残暴强奸，受害者，也会以她不承认的方式得到反常的享受。为了避免致命的误解：这一事实不仅不能为强奸行为开脱（在“她真的想要”的意义上），反而会使强奸行为变得更加可怕，因为它为受害者心理的自我毁灭开辟了险路——假设这种“被强奸时的享乐”是对受害者主体同一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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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临床研究中的生物疗法
[1] 译者注。中译本《最低限度的道德》作“笑话人不如人”，此处改动。参见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2] Theodor W. Adorno , Minima Moralia: Refl 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London : Verso Books 2020
[3] Antonia Hofst ä tter, “J’Accuse,” available online at J’accuse | Krisis | 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最近关于使用所谓青春期阻断剂的争议涉及到这种“朦胧暗光”的另一个方面。青春期阻滞剂会抑制激素的分泌，从而阻碍儿童性征的发育。支持这一措施的理由直截了当：仍在确定性身份的人有可能在环境压力下做出被强迫的选择，自己的真实倾向（主要是变性）从而被压抑。因此，既然在青春期时，我们通常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性身份，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人们服用青春期阻滞剂，推迟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间，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重新考虑自己的性身份，并在几年后，当他们足够成熟，可以做出正确选择时，再决定自己的性身份......但据披露，那些被误诊为“对自己的性别有困惑”的自闭症和问题少年们被给予了改变他们命运的药物。在他们还没有长大到可以知道自己是否想进行医学变性之前，他们就被提供了“治疗”，或者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经历性别困扰的儿童需要时间和支持——而不是让他们走上一条日后可能会后悔的医疗道路”。这里的悖论很明显：青春期阻滞剂是为了让年轻人成熟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性别认同，但它也可能会导致许多其他身体、精神疾病，没有人问过年轻人是否准备好接受会产生此类后果的药物——或者，正如希拉里·卡斯所写：我们并不完全了解青春期性激素在青少年时期推动性行为和性别认同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无法确定阻止这些激素激增对性心理和性别发育的影响。因此，我们无法知道青春期阻滞剂是否会破坏决策过程，而不是为决策争取时间。青春期阻滞剂可能会暂时或永久地破坏大脑的发育，这可能会对做出复杂风险决策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产生长期的神经心理后果。[4]
在这种批判中，我们甚至应该更进一步，对“获得性身份是一个成年人自由选择的问题”这一基本主张提出质疑：性困惑中没有任何“不正常”之处，我们所谓的“性成熟”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大多是无意识的过程，充满了剧烈的紧张和倒置，而不是一个在心灵深处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过程。因此，弗洛伊德和拉康克服了生理性和文化性别之间的对立：对他们两人来说，即使我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把“男性”作为我的心理符号身份，也没有什么“自然”可言。一个（生理）男人变成一个（社会心理）男性的过程，过程中的暴力和“不自然”的程度不亚于一个（生理）男人变成一个（社会心理）女性的过程。当然，这种暴力和紧张关系不仅仅是心理生活中的事实，它们还贯穿在整个社会的对立之中。
[4] 由于塔维斯托克诊所被关闭，NHS 因向儿童提供青春期阻滞剂而面临严厉打击（telegraph.co.uk）。上诉法院推翻了英国针对16岁以下儿童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裁决 | Transgender| The Guardian
[5] CPS表示，拒绝为配偶或伴侣的性别转换提供资金可能构成家庭暴力 (msn.com)。
[6] Michel Foucault , Confessions of the Flesh,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2021 , p. 42 .
[7] 请参阅阿德里安·约翰斯顿的巨作《Infinite Greed》（手稿）
[8] Karl Marx , Capital, Volume I ,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 p. 163 .
变性的倡导者声称，性别认同不是生物学上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偶然事实，是社会选择的问题；然而，当他们反对父权制压迫、二元性的强加时，他们援引的是个人感受的原始事实，即直接的自我体验（对于一个想变成女人的男人来说，他只要声称“我出生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就足够了），而不是再作为历史中介的东西呈现出来。在这里，那些坚持认为变性女人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女人的TERFs（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说得有道理：那些声称“变性女人就是女人”的人往往忽视了唯物主义的基本教义。在我们的社会中，作为女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它还存在于一系列社会物质实践中（女人的生育、月经、更年期......），而女人的屈从指的就是所有这些实践。（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它还体现在由意识形态工具、习俗和惯例组成的复杂网络中）……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的《芭比》结尾应该从这个意义上解读：芭比再次回到现实，她第一次约见了妇科医生。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以下观点也有问题：英国皇家检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称，拒绝为伴侣的性别手术提供资金的配偶可能是家庭暴力者。包括“克扣伴侣变性费用”，这就包括配偶一方以相当于胁迫控制或虐待的方式拒绝支付性别手术、咨询或其他治疗费用。其他行为包括“批评受害者如果没有接受变性手术就不是‘真正的男人/女人’”，或“威胁或分享伴侣变性前的照片”，或拒绝使用变形者喜欢的名字、代词。[5]
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但我的丈夫决定认定自己是个女人，于是需要做性别手术，让自己也成为一个生理上的女人，会发生什么呢？这难道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的夫妻义务吗？我嫁给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即使他/她改变了自己的性别身份，我也要对他/她承担义务的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后人出版的）《性史》第四卷中提到了亚里士多德注意到的鬣狗身体的一个特点：鬣狗，尾巴下方有一个与雌性阴道非常相似的“赘疣”；然而，这一hole并不通向子宫或肠道。随后，福柯重点分析了亚历山大城的克莱蒙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将这一赘疣视为一种偶然特征，而没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而克莱蒙则坚持认为，类似阴道的赘疣：与人类的道德缺陷——淫荡——完全相似。正是考虑到这一缺陷，“自然”才在这些动物身上设计了一个替代性的hole，供它们用来进行同样替代性的骚动。针对鬣狗“过剩”的自然享乐倾向，“自然”用一种“过剩”的解剖学做出了回应，这使得“过剩”的性关系成为可能。[6]
在克莱蒙的论证思路中，“自然”扮演的角色模棱两可，值得注意：淫荡是不自然的，但自然还是会提供过剩/无用的身体部位，而这些部位的唯一功能就是满足淫荡的需要……这种将身体现实的怪异现象解读为腐朽精神立场的表达，这种内在心理与外在身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诠释学”，我们应予以彻底摒弃。跨性别意识形态在这里是正确的：心理性欲望与生物决定的身体现实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关联。它所忽略的是，性行为本身就是“trans”——在哪种确切意义上？对“trans”最一致的定义是，主体超越了其生物学上决定的性身份：如果你在生物学上是一个男人，那么如果你主观上不承担这一身份，而是找寻另一种身份，你就是“trans”。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顺男在本体论上是懒惰的：他们只是被动地假定自己在生物学上是什么。拉康的反驳是，即使是顺男或顺女，他们也是“trans”：他们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经历相当大的创伤，才能获得他们的性身份，一个似乎只是生物学上给定的东西。生物决定论与跨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的抽象对立（从严格的黑格尔意义上来说），将性身份归结为基于“我觉得”(how I feel)的自由决定，这种对立，在一位主要活跃在德国的著名斯洛文尼亚戏剧导演告诉我的事中达到了极致。当这位导演在国家剧院连续两周每天排练一部新剧时，为了尊重演员，她问演员们应该如何称呼他们（“they”、“他”、“她”......），得到的答案是，他们现在还不能说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如何体验自己，所以她应该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问他们在那一刻对自己的性身份有什么想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同的日子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人指责精神分析是父权的，只关注恋母情结和通往“正常”异性恋的道路，这又如何解释呢？在这里，批评家们也忽略了一点：在弗洛伊德看来，“正常”的异性恋并不是我们的天性，而是逐渐克服婴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的（可能）结果——我们从未真正摆脱婴儿性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的“正常”异性恋也必须由源自婴儿性欲的幻想来支撑。精神分析的批评者认为：父权制下的异性恋，其二元秩序与固定的性角色，是外部社会强加给我们自由、多元性的结果——但在弗洛伊德看来，婴儿性欲并不是不复存在的伊甸园，它本身就充满了紧张、自毁式的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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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婴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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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弗洛伊德是“父权制”的吗？恰恰相反：弗洛伊德明确指出，精神分析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兴起，是父权逐渐衰落过程的结果——认为弗洛伊德是维多利亚父权时代的代表是一种荒谬的误读。但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弗洛伊德早就清楚，父权的衰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过程：父亲作为道德权威的象征，使儿童能够采取道德自主的立场，抵抗同龄人和腐朽社会环境的施压。继弗洛伊德之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权威与家庭》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亚历山大·米舍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其教席现已取消）在其经典著作《无父的社会》(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1963年)中详细分析了父权的丧失，以及它如何催生新的统治形式。这又把我们带回了基督教无神论，它完全假定父亲已死（上帝之父，而不仅仅是圣子（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同时避免了个人主义放任的陷阱：在父亲死后，一个新的解放集体出现了，它的名字是“圣灵”。今天，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政治集体时，我们需要在新右翼民粹主义和重塑的圣灵之间做出选择。残酷地说，当今反基督教的终极力量不是个人享乐主义，而是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本身。激进的左翼叛乱（尽管可能是暴力的），比任何执着于拯救我们的右翼集体都更像圣灵。这些见解的另一个启示是，精神分析破坏了我们的性冲动与性压抑之间的简单对立：它主张这两个层面不可分割的合一。因此，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不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像一些左翼批判家所暗示的那样，把重点转移到“真正的”经济上。阿德里安·约翰斯顿[7] 提出了关键的见解——他的基本前提与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观点相背离，即用经济基础决定论来解释在当今资本主义中生活的个人的主观特征（为什么数百万人的行为和投票违背了他们显而易见的利益？为什么他们会被动员起来参加对其生命构成威胁的民族主义、宗教和军事斗争？虽然约翰斯顿同意马克思主义需要精神分析，但他指出，这些无意识的性欲机制已经在“经济基础”的核心发挥作用：我们只需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陷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个人并没有真正遵循他们的利己主义——他们充当了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工具，随时准备放弃许多生活的乐趣：也许马克思不仅应该像拉康所说，发明了精神分析的“前症状”概念，还应该被认为，他在弗洛伊德之前发明了“驱力”这一分析概念。
当然，约翰斯顿并没有忽视资本再生产与资本代理人的主观生活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他们也是“主体，享受着纯粹的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社会-象征的继发性获益”——想想当今超级富裕的新封建主的慈善机构所获得的尊崇就知道了......但是，神学又从何谈起呢？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幻觉，而是一种“客观”的幻觉，一种刻在事实（社会现实）本身中的幻觉。请回想一下《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著名的第一句话：最初一看，商品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且很容易理解。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在现实中”，它却是一种很奇怪(queer)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礼节。[8]（英译本）
我想说的是，这一英译本虽然并不准确，但在某种意义上比德文原文更好：“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9]在原文中，第二句只是说“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是什么（与“最初一看”相对），而英译本则加上了“在现实中”，从而将商品的“奇怪”特征（想想这个词（queer）在今天的含义吧！）它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置于（社会）现实本身。因此柄谷行人[10] 将这段话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起点——1843年的名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1] ——联系起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对现实生活（经济过程）的批判的最底层，我们再次遇到了刻入社会现实本身的神学维度。柄谷行人在这里提到了弗洛伊德的“驱力”(Trieb)概念，它与人类的多种欲望相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某种准神学的非人性驱力，即再生产和增长、扩张和积累的驱力。因此，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最激进地说，是一场神学革命，是我们（错误地）对人性认识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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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Marx, Das Kapital Buch 1 (1890) |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libertyfund.org).[10] 参见Kojin Karatani’s 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2003 .[11] Karl Marx , “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 Introduction ,” in Collected Works, Vol. 3 ,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 p. 175 .![]()
9.23@ Parrallax视差之眼
文|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Intro
审| Ophe
编| Lu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