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weet：Co-Co
[@Parallax视差之眼 编者说] 本节选自齐泽克《基督教无神论》第三章“论叠加态和非物”的最后一节。本文衔接自译-介| 齐泽克与量子力学——《基督教无神论》：论叠加态和非物（中）。本文译作仅为学习用途。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过于接近一个物体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立陶宛陶拉格的尤金尼尤斯·卡瓦利亚斯卡斯(Eugenijus Kavaliauskas)拍摄的蚂蚁脸部特写最近在网上疯传，看一看就不难发现，一只小蚂蚁的头被放大后，会给人一种无法动弹的恐惧感，就好像恐怖电影中的怪物的头就在我们面前。[1]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图像，但这幅图像并不是我们现实中的比例：放大在某种意义上将其想象化，使其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从而将其转化为纯粹的噩梦般的邪恶。这种分裂不仅仅是我们对现实的主观感知与客观现实本身之间的分裂：蚂蚁头部的恐怖也在于我们对它的感知。人体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身体的某个细节（比如肛门口）放大，也会产生恐怖的效果。因此，即使在摄影图像的这一基本层面，纯粹的放大也会改变客体的本体论地位。
在这里，科学的作用至关重要。科学从“用与感知现实不符的公式来符号化现实，到重新想象这些公式所揭示的东西——不仅是诺斯替派蒙昧主义对科学理论的挪用（量子力学经常在这个意义上被解读），而且还“内在地”寻求某种形式的万物统一理论、量子与万有引力的统一等。现代科学话语的主要影响（在量子力学中达到顶峰）是人类的感官知觉与自然之间的不一致：现代科学处理（并产生）了人类的感官知觉与自然之间的不一致：科学以符号/数学的方式操纵物理现实，破坏了我们作为现实所感知的物质的统一性；它在我们的现实中引入了“各种物质，从拉康提到的赫兹波(Hertz waves)，到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中更明显的例子，更不用说更世俗的信息技术领域”：
拉康对这些“非物”(achoses)的出现表示敬意。他声称，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最终——无神论地——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思考唯物主义，即放弃庸俗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物质的意识形态性”......这种唯物主义专注于科学所产生的、可以说是非对称的物质效应，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效应本身就要求与现实的反复接触......科学是“从事先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中”建构自身的——因为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只有通过数学的形式化才象征性地成为某种东西，才具有形式。[2]
当然，“非物”(no-things or athings)一词，其模糊性带有典型的拉康味：“a”可以被解读为否定的标记（如单词“arhythmic”或“apolitical”），也可以被解读为“客体”(objet a)，表明非物（在我们的普通现实中没有实质支撑的客体）作为欲望的客体——原因的具身而出现。然而，我们无法完全假设科学的这一基本结果，因此，“现实科学的符号操作总是伴随着对其操作客体的想象化”。这种想象化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在科学话语本身中，当科学“明确地试图提出一种和谐的、整体的世界观”时，这种想象化就会出现，这一点可以从人们拼命寻求现实的终极公式——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 TOE)，或者“至少向终极迈近了一步，最好是以综合先前存在的公式为形式（例如，弦理论或量子引力应该容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互对抗的结论）”[3]中看出。今天，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困难就在于此：不仅要倡导科学，反对一切形式的唯灵论（从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到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等所谓“新唯物主义”的支持者都在这样做），而且要像阿尔都塞在几十年前就清楚看到的那样，反对科学自身自然的的意识形态性，即使（尤其）是在其最还原的形式下。不幸的是，就连蔡林格也屈服于这种诱惑，他同意达赖喇嘛的观点，即偶然性表明：也可能是上帝隐姓埋名、在我们知识无法触及的层面上行事。[4]
[8] Häagen-Dazs – Wikipedia.
呀呀儿语中“堕落”的淫秽语言对科学概念的这种感染，绝不是将科学相对化为一种历史现象：真正的普世科学很容易从一种普通语言移植到另一种普通语言，而后者以不同的淫秽语言影响其话语。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呀呀儿语不应被归结为某种颠覆性的诗意嬉戏，它能将言说者从霸权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呀呀儿语还（甚至可能主要）充当暴力羞辱和压抑的工具。种族主义者的一个典型行为是用一个看似“中性”的词来称呼其敌人，这个词的淫秽回声传递着明显的种族主义信息——当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时，行为人声称他的双手是纯洁的，因为他使用的是中性意义上的词......真正的解放行动在于我们有能力将一个纯粹的普遍概念从其淫秽的污染中提取出来。试着用纯粹的逻辑结构来表述一个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概念，其荒谬性就会立刻显现。
我们由此提出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喜欢压抑本身？也就是说，权力对我们的控制不仅仅是通过压抑（和镇压）来维持的——而（压抑和镇压）是通过对惩罚的恐惧来维持——而是通过贿赂我们来换取我们的服从和被迫放弃——我们用服从和放弃换来的是放弃本身带来的变态的享乐，是损失本身带来的收益。拉康将这种变态的享乐称为剩余享乐：不存在“基本享乐”，人们只能在其加上剩余享乐，享乐永远是剩余的、过剩的。正是对马克思的借鉴，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ehrwert)概念，使得拉康能够将他“成熟的”客体小a概念，即欲望的客体原因，作为剩余—享乐(plus-de-jouir，Mehrlust)。弗洛伊德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谈到了“享乐的获得”(Lustgewinn)，这并不是指享乐的简单提升，而是指主体在努力获得快感的过程中走过的形式上的弯路所带来的额外快感。在这里，我们已经提到的癔症的逆转就是一个例子：对快乐的放弃变成了放弃中的快乐，对欲望的压抑变成了压抑中的欲望，等等。这种颠倒正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核心所在：正如拉康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始于计算（获得利润）的快感，而接下来对快感的计算又立即返回到计算（利润）的快感。
与此相反的是，有一种东西静默地存在着，支撑着一个世界：关于这一点，韩秉哲举出的例子要么是高贵的纪念碑，要么（大多）是对拥有它们的人有意义的小东西（一本旧书或（韩秉哲自己的例子）一台上世纪50年代的点唱机，它们都在主人的心中象征着生活的稳定）。但是，那些因为见证了难以言表的恐怖而应该保留下来的物呢？这种极端情况表明，神圣的层面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奥斯威辛集中营尽管有着难以言表的恐怖，但它也是神圣的，它揭示了神圣的邪恶一面——其过剩的恐怖使它变得神圣。
回顾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的事例，他是二十世纪真正的英雄之一（波兰犹太人，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最后幸存者）。1968年，当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反犹太运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移居国外时，他却决定留在波兰——为什么？甚至崇拜他的一些人也猜测可能是病态的原因（他与母亲的病态关系）促使他这样做，但在几十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得很清楚：他把自己比作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废墟上的石头：“总得有人和这里的逝者待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一切：最重要的是：他赤裸裸地、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那里，而不是他的宣言——是埃德尔曼的在场，是他“在那里”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让我们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难以言表的恐怖记忆犹新，胜过所有关于它的书籍、音乐和电影。
非物质的“非物”与惰物(inert things)的“静默存在”的二元性难道不是另一种互补吗？所以，关于量子力学的一章必须以“非物”结束：量子力学在其波振荡的概念中打破了“非物”作为模糊精神现象的神秘空间，并将其定位在物质现实的基础上。非物并不表明物质现实是非全——正如拉康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它是激进唯物主义的终极证明。
8.16@Parallax视差之眼
文|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Intro
审| Ophe
编辑| Lu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