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还在于奥林匹克吗？
在奥运开幕的全球狂欢下，一时间夺人眼球的法国大选悄无声息的结束了。欧洲左翼欢呼着又一次团结，而右翼则宣告着下一次胜利。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当前欧洲政局所表现出的症状点，切中了这次开幕式和当代意识形态场域的要害，亦即新政幽灵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
纵观开幕式，我们会发现，玛丽·安托瓦特和Lady Gaga先后献唱、对法国大革命和《最后的晚餐》的致敬接连进行，这固然可以被视为一种表面多元、实则同一的景观符号化引用（笔者在之后会详细分析），但其背后的历史纵深更是值得我们思考并研究。正如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所说，政权和国家能够通过再生产使共同体相信自己在社会结构的自然主体地位以维持控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又恰恰是无意识的，且被一定的政治-经济所结构。
就以这次开幕式上颇具“冒犯性”的性别议题展现为例。回顾历史，性多元和性解放浪潮诞生自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它传承二三十年代的先锋艺术精神和科伦泰的“杯水主义”，而与68及68后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剧烈碰撞，最终演化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个几乎无害的景观。可以说，这一历程极具典型性，它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新政-布尔乔亚-性别议题的同构，即一种“替代”与“掩藏”。
让我们问出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性少数的平等与性本身的解放具有解放性吗？答案恐怕会是：它当然有着革命潜能，但是也就这样了。或者说，它止步于此。同样的问题格式与回答也能套用在上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几乎所有社会议题上[1]（女性主义、人权问题etc）。毫无疑问，它们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具有积极影响，本文也不是为了全盘否定而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但在2024年的今日回头望去，这些话题对那个真正议题的遮蔽 [2]已愈发明晰——即阶级的“隐没”与阶级力量的重建 [3]。
仅从新政资本主义这一语汇本身出发便似乎不难发现真相。在历经了资本主义的两次总危机[4]后，凯恩斯主义-马歇尔计划成为了欧美国家战后复苏的指南。可以说，正是这种富有意味的结合（即它的一体两面）极大的影响并形塑了当下。一种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新政资本主义的全部真谛[5]。
[8] 早在20世纪10年代（那个布尔乔亚意识还没有那么广泛的年代），卢卡奇就曾感叹道：“有谁能把我们从布尔乔亚文明中拯救出来！”。而30年代的鲁迅，68年的法国学生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所谓的激进化并不只有左翼一个方向，我们同样可以把纳粹党、黑衫军与昭和男儿纳入其中，他们也曾是布尔乔亚。
何谓新自由主义？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明确指出：“新⾃由主义⾸先是⼀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财产权、⾃由市场、⾃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由和技能，能够最⼤程度地促进⼈的幸福。” [10]可以看出，如果说新政资本主义还存在着某种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而它当然会对政治产生相应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则很好的完成了阶级力量重建的任务 [11]。正如哈维在后文所说：“这一进程带来的是‘创造性毁灭’，它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量（甚⾄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且摧毁了劳动分⼯、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活⽅式和思考⽅式、再⽣产活动、⼟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总之，它意图将一切都交付给市场伦理。” [12]
[10]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美国包括和不包括资本收益在内的收入明细
[11] 当然，它没有完全颠覆资本主义体制与布尔乔亚社会。因而，我更将其看作是一场内部的“宫廷政变”而非彻底的激进化。
附：这里的阶级力量指的是资产阶级。
另：根据杜梅内尔（Gérard Duménil）和列维（Dominique Lévy）的研究，新⾃由主义化过程从⼀开始就是⼀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的计划（而当时也并非完全没有别的选择）。
1970年代后期随着新⾃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收⼊最⾼的1%⼈⼝收⼊在国⺠收⼊中所占份额开始迅速上升，在⼆⼗世纪末达到了15%（现刚接近于他们在⼆战前所占的份额）。美国收⼊最⾼的0.1%⼈⼝，其收⼊从1978年占国⺠收⼊的2%上升到1999年的6%以上，⽽⼯⼈与⾏政总裁的平均收⼊⽐率则从1970年的30:1上升到了2000年的将近500:1。
在这⽅⾯美国不是特例：英国收⼊最⾼的1%⼈⼝，其收⼊在国⺠收⼊中占的份额从1982年起翻了⼀倍，从6.5%到13%。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些，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财富和权⼒都出现了惊⼈的集中现象。俄罗斯在1990年代实施新⾃由主义“休克疗法”后，出现了⼀个规模虽⼩却⾮常强势的寡头集团。中国在开始⾃由市场导向的实践后，极⼤的收⼊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也开始产⽣。墨⻄哥1992年后的私有化浪潮使⼀⼩撮⼈（例如卡洛斯·斯⾥姆［Carlos Slim］）⼏乎⼀夜之间登上福布斯世界富⼈榜。就全球来说，“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在社会不平等⽅⾯呈现出急剧增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诸国也在1980年代后呈现出巨⼤的不平等”，⽽“⽣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与⽣活在最贫穷国家的五分之⼀⼈⼝之间的收⼊⽐，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上升到1997年的74:1”。尽管这⼀趋势存在例外（⼀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仍然将收⼊不平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像法国那样），这⼀证据有⼒表明新⾃由主义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精英⼒量的恢复或重建密切相关。
另，编者注*：配图列出了 2001 年包括和不包括资本收益在内的收入明细。对于绝大多数人口（98%，约 1.25 亿户家庭）来说，他们的年总收入低于 20 万美元，工资（包括养老金）占收入的 90.7%；如果包括资本收益，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变化（降至 89.6%）。对于剩下的 2%（刚好超过 200 万户家庭），他们的纳税申报单超过 20 万美元，工资仍然占年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即 64.1%，如果包括资本收益，那么这一比例就下降到 52.8%。即使是在金字塔的顶端——收入超过 1000 万美元的 0.005%（6,836 个家庭）——工资仍占 50.1%（不包括资本收益）；如果包括资本收益，这一数字将下降到 25.3%。
[12] 同上，第3页。
当然，当前新自由主义秩序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绝不仅是“阶级重建与市场伦理”那般简单[13]。它是一套自我缝合极为完善的理论机制，以至于可以在体系中消解一切的反对声音。不过，进一步的分析并不是这部分的主要内容，但必须指出的是，通过一种历史的考察，这其中的温情脉脉（正如这次开幕式）展露的正是新政的幽灵[14]。
02
8月6日，齐泽克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社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很有解放意义》[15]。在开篇，齐泽克这样写道：“与时兴的社会秩序保持一段讽刺性距离，往往就是在赤裸裸地掩饰自己在顺从。” 这极好的指出了当下各式“反对派”的实质。然而，巴黎奥运会真的如齐泽克所期望的那样，担负起了那个“使意识形态直面它自身“的使命吗？
[15] 此文与上图已全文翻译并转载于公众号Schizo Analyse，本文引用以此译本为准。
[16] 只不过它是法国的主流，因而格外具有迷惑性。
[17] 注：不是那位同名哲学家。
正如笔者在第一部分所述，在这场开幕式中，符号偏移、挪用与混乱的戏码不断上演。这使得它们原初的意义已几不可寻，只留下景观化的躯壳为之起舞。一个例子是，在“致敬伟大女性”的环节中，路易斯·米歇尔——一个巴黎公社社员的出现，以及其与当代法国政治家西蒙娜·韦依（Simone Veil）的并置[17]。很显然，路易斯·米歇尔的全部符号意义并非简单的“伟大女性”称号所能承担[18]，而此种并置也似乎正清晰的告诉我们：解放，但只在给定的区域内（甚至更加黑暗——它被当作一种胜利，受压迫者们为此大加庆祝[19]）。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日常吗？空浮的幻象占据了我们几乎全部的文化市场与大众心理。而在景观中，毫无解放性可言[20]。
路易斯·米歇尔，一位无政府主义者
在之后的段落中，齐泽克彻底袒露了他的写作目的——反对右翼保守主义，同时捍卫欧洲的精神遗产（多元文化etc.）。当然，欧尔班式的评论[21]无疑是幽默至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一场充斥着资本主义淫荡性[22]的表演，不正好是同一框架下欧尔班(等民粹领袖)的反面吗？正如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说：“善不是恶的反面，而是对恶及其反面的超越。” 而齐泽克在此的评论，恰恰是对这一套体制的彻底臣服，而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激进可能。
03.
由此，我们可以盖棺定论，开幕式的伦理姿态是彻底保守的[23]，正如王小鸢和阿月在两篇文章中[24]不约而同指出的那样：“还有更多的无名者、更多的边缘人、更多尚未被时代所纳入所接受的人，仍然卡在历史的车轮之中。”
然而，这样一种生命政治的视角，难道就足够了吗？毫无疑问，在这里重演的是一种卢卡奇式的理论误读 [25]。在名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或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概念——“物化”或“物化现象”，以完成一种经由总体性辩证法（而非列宁“灌输论”）来开启无产阶级自身解放道路的革命实践。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物化理论恰是卢卡奇对资本论》“商品拜物教”一节的创造性误读——用韦伯的“合理化”置换马克思的拜物教，进而将其理解为黑格尔的意识外化[26]。由此，物化问题就被归结为一个阶级意识问题，它的解决途径也便是诉诸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27]。因而，由此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便沿着社会批判理论发展下去，自然也继承了卢卡奇的致命错误——重犯了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本身的一种典型观念论式的过高评价，以至于把永恒轮回的生活和物化问题简单化为一个能够一劳永逸、一蹴而就、一锤定音的革命和认识论问题。所以，他不是通过实践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统治，而是通过对阶级意识的异化批判及其扬弃来实现主体性解放。也就是说，他把物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客观现实，这只能是一种反思的认识论。[28]
关于物化，不得不让人联想到：
《另一世界》中所想象的诡异物体
[19] 而法国政府也通过这场开幕式来标榜自己的民主与进步，从而完成一种二阶次的爱国主义宣传。事实上，抛却种种意识形态面纱，此次开幕式的核心符号，正是那个在雨中骑行的当代贞德!
[20] 甚至不谈它对现实女性处境起到了何种影响，单论其中的女性主义，也未必过关。显然，普罗女性在此缺席隐身（是的，致敬伟大女性，但她们不是你，而多数女性在当前社会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她们），策划者无意识的暴露出了他们彻底精英主义的一面（最黑色幽默的是，在十人中，最贴近普罗的正是路易斯·米歇尔——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女性主义遗产）。而这也与奥运会的整体意识形态相吻合（正如NOlympics LA在《声援巴黎人民宣言》中说的那样，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实际上贬低了那些可能更慢、“更低”和更弱的人。它表达和再现了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的能力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意识形态）。
[21]这位匈牙利总统这样说道：“西方人相信民族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否认共同文化，也否认基于共同文化的公共道德。没有道德啦！你昨天要是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你就收到通知了。”
[22] 喊着“解放”口号的布尔乔亚景观不正是性化的女体想象在政治意义上的最好诠释吗？
[23] 正如奥运会相关已经沦为当代社会的“护教学”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一丁点的惊讶。
[24] 分别是UltraViolet紫外公众号上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双重意义》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公众号上的《巴黎奥运会保守而封建——禁赛的跨性别、作为帝国荣耀的革命者、在场的奢侈品和被驱逐的流浪汉》。
[25] 甚至是其劣化版本。
[26] 这与马克思所理解的通过社会关系的自然性客观化或社会关系的颠倒来表现这种“客观化”与人的对立，显然不是一个意思。
[27] 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不再是卢卡奇原初所认为的“政治—伦理学”,而是一种总体性的辩证认识论——它成为卢卡奇试图唤醒无产阶级意识、照亮主体真实生活处境的“哲学救星” 。
[28] 引自“实践与理论”公众号《日常物化意识批判与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内涵再辨识》，作者刘怀玉。
自然，当冷战来临，随着欧美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史无前例的布尔乔亚化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僵局，社会批判理论就势必一步步走向投降与犬儒 [29]，以至于巴特勒的“私密抵抗“和现在所谓的”看见“。这不仅在现实上毫无意义，更有着被彻底收编成为景观一环的极大可能。在此，我们有必要想起齐泽克的箴言：从政治到生命政治……然后回去。
正如齐泽克在同名文章中所说：“当前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空间：一种是将人类还原为赤裸裸的生命，将‘神圣人’(homo sacer)还原为由专家‘看护的’知识的可支配对象；另一种是将对脆弱的他者的尊重发挥到极致，将自恋的主体性态度发挥到极致，将自身体验为脆弱的，不断暴露在众多潜在的‘骚扰’之下的主体。但是，如果这两种立场是同根同源的，如果它们是同一种基本态度的两个方面，如果它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黑格尔‘无限判断’(infinite judgement)的当代案例中，主张对立面的同一性呢？这两种立场的共同点恰恰是它们都拒绝任何‘更高的原因’，即我们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活本身。“[30]
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摒弃将一切激进的政治行为都斥为邪恶的自由主义讹诈 [31]，而是依照对形势的判断来决定斗争方式。当然，有一点是确定的，不能止于“看见“，我们要更进一步。
也正是在这里，一种彻底的联合得以可能——女性主义者、性少数等群体与广大无产阶级，这不仅在于共同的被压迫处境，更在于敌人实为一个——资本主义-父权制秩序 [32]。
更是在这里，哲学走到了它的尽头，政治经济学的行动必须被提出，以进行现实的保卫与进攻。
1944年，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富有预见性的写道：“当⾃由企业和私⼈所有权被指称为⾃由的核⼼，而由管制所创造的⾃由被指责为不⾃由时，⾃由的理念便会‘堕落为仅仅是对⾃由企业的⿎吹’。这意味着‘那些其收⼊、闲暇和安全都⾼枕⽆忧的⼈拥有完全的⾃由，⽽⼈⺠⼤众仅拥有微薄的⾃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的⺠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免遭那些有钱⼈权⼒的侵害‘。但是——事情往往如此——如果’没有权⼒和压制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强⼒不发挥作⽤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那么维持这种⾃由主义乌托邦前景的唯⼀办法就是靠强⼒、暴⼒和独裁。好的⾃由已经丧失，⽽坏的⾃由横⾏霸道。“
是的，⽐起新⾃由主义所祈求的⾃由前景，还有远为⾼尚的⾃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起新⾃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
[29] 这既是经济政治条件的结果，也可以说，盲动和投降本就是一体两面，
[30] 引自本公众号4月27日与4月29号所发布的文章《从政治到生命政治……然后回去》。
[31] 在这些话语中，民主意味着避免“极权”；民主被定义为与“极权诱惑”的长期斗争，以代表“事物本身”行事。
[32] 资本主义与父权秩序从未也不可能真正割席，因为前者需要后者进行意识形态乃至经济上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只不过现在他们又搬出文化精英的女性主义（本质上还是父权秩序）以进行反向收割。
9.11@Parrallax视差之眼
文| 九诗
审| Ophe
编辑| Luna, Althu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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