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前提示：本文无关宗教宣传等等内容，仅为哲学-神学探讨，基本立场是辩证唯物主义。制作不易，望审核通过。
编者按|Parallax持续关注欧陆哲学以及延伸的当代政治、艺术发展，以表明这三者实际上没有明确区分，启发读者思考中国当下，不断在公众号“思想者与行动者的结合”之使命上探索。
暑期Parallax的新书：齐泽克《基督教无神论》，从今日开始推送，预计隔两天推送，有公众投稿或是特殊情况除外。《基督教无神论》（The Christian Atheism），是齐泽克于2024年出版的新书，由出版商“Bloomsbury”出版发行。
本中译本由Althusser与Intro合作翻译，其中，Althusser负责引介、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等部分；Intro负责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以及结论部分。在翻译完全书后，将会有纸质版合集印出，作为精装本礼品送出，或作为文创纪念品售出。现将目录呈现如下（此译名仅为暂定，随着翻译推进，会作相应修改）：
《基督教无神论》提供了对齐泽克神学项目的独特见解，是第一本对其宗教思想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经历基督教的体验。”对于他整个“体验”概念的关键，并非某种精神上的启示，而是唯物主义思想的逻辑。这种一边肯定基督教神学，一边解构它的方式，是齐泽克的惯用手法，但对他来说，它具有深远的政治、哲学，最终还有个人的意义。
这本书是齐泽克迄今为止对神学和宗教最全面的论述。
作者简介|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哲学家，出生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他是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现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担任伯贝克学院人文研究所所长。
文｜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译 | Althusser
校、编 |Althusser
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罗布·莱纳（Rob Reiner）的电影《义海雄风》（A Few Good Men）（1992）中的一个高潮时刻：当汤姆·克鲁斯对杰克·尼科尔森说“我要真相!”时，尼科尔森大声回应：“你无法承受真相!”这一回应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复杂：这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在声称我们都无法承受事物的残酷现实。因此，我们必须摆脱实在界（the Real）作为现实的坚硬内核这一隐喻的束缚（以此路数理解，“本身便蕴含真实”（really are in themselves）），只能通过我们象征化现实、通过幻想与认知偏见建构现实等等多样的视角来接近。
在现实（“坚硬的事实”）与幻想（幻觉（illusions）、象征建构）的对立间，实在界位于幻觉与幻想这一边：当然，实在界，它在其定义上抵制完全的象征化，但是同时，它又是象征化进程本身所产生的一个剩余。没有象征，就没有实在，只存在着一种“那里有什么”的平面化之愚蠢。另一个（或许是最终的）例子是：如果有人询问目击者关于大屠杀的真相，目击者回答“你无法承受真相！”这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处理大屠杀的恐怖。在更深层次上，那些无法承受真相的人是纳粹施害者自己：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真相，即他们的社会被一个全方位的对抗所穿越，为了避免这种认识，他们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杀戮，仿佛杀死犹太人就能重新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机体。然而，使事情变得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尼克尔森（Nicholson）所唤起的“真相”，并不仅仅是事情的实际情况，而是一个更为精确的事实——我们的权力（不仅仅是军事的）必须依循非法的不成文规定和实践（在电影中，是所谓“红色代码”（Code Red））而去维系其法律体系——这便是软弱的自由主义者无法接受的事实。这种真理的概念包含了一个悖论性时间性结构：
“传统上，真理似乎被视为一种直接一致的规范性观念。然而，这种期望的直接性被无限推迟的实现所补偿。也许现在是时候反转这个公式，因而，在间接性的框架中构思真理，并让它在此时此地完全发生。仅仅改变视角，就能使我们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真理生活”。与其将“真理”概念化为永远接近某种理想化的完全满意状态，我们不如将注意力转向真理在特定历史现实中实际出现的实例，无论是引发重大且不可逆转的事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可争辩和无法解开的结，以及在言语的偶然错误和缺陷中产生意想不到的过剩。真理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是不可避免的；它给自己涂上了难以掌握的外衣，但随后突然出现，甚至是偶然出现，并使我们卷入其话语的约束力、其强制性和不可逃避的效果、其政治力量和历史紧迫性，以及其逻辑必要性。”[2]
因此，真理就像快感（jouissance）（雅克-阿兰·米勒曾将真理比作快感的妹妹）：既是不可能的，又是必然的。对于真理，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将其看作是某种东西——一个未知的X——我们逐渐进入了一种追求切近的无限过程，但却不抵达它。这里并没有给关于匮乏任何形式的诗篇留下一席之地——我们最终总是错过那个终极真理——这并非是拉康在论述时所表达的意思，在《电视》（Television）的开头，拉康表明，真理永远只能只说半句：“我总是道出真理。但却不完全是真理，因为没有办法全部说出来。说出一切是字面上不可能的：语言失败了。然而，正是通过这种不可能，真理才依附于实在。”[3]我们压抑真理，它逃避我们，但是在其效果中，它总是在那儿，作为“只说半句”——言语，是一种症状，它破坏了我们象征空间的结构。不仅完全到出真理是不可能的，同样，完全撒谎也是不可能的：真理总是在我们的谎言之裂缝与偏移之中追上我们。[4]
根据布莱希特的说法，如果我们想要直接地追求幸福，那么幸福便会逃避我们，而一旦我们停止追求，它便会抓住我们（“是的，追求幸福/ 但不要跑得太快/ 因为所有人都在追逐幸福/ 而幸福最后才来。”）（(“Yes, run for happiness/ But don’t run too hard/ For all run after happiness/ Happiness is running after.”）这与真理的情况难道不是不谋而合？假如我们过分执着于追求真理，真理将只会被留在身后，被人忽视。对于上帝，我们可以说是一样的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是我们集体幻想的产物——而这种幻想并没有创造出上帝的实在，而是创造了一个基于他的教义和命令的实际社会秩序，一个宗教根基深厚的制度和习惯的实际秩序？——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上帝是不死的》（God Is Undead）[5]这本书，是关于拉康精神分析与无神论之间模糊的关系的权威著作，是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洛伦佐·基耶萨（Lorenzo Chiesa）（坚持不可知论的怀疑论（agnostic scepticism）是真正的无神论的唯一立场）之间的一场重要辩论。[6]我同意基耶萨的观点，直接断言无关本体论的多样性，即先于任何身份的非-一（not-One），是不足够的——约翰斯顿似乎在往这个方向上发展，这便是为什么，“先验唯物主义（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m）”过于轻易地绕过了所有先验维度，极为危险地接近了简单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然而，与基耶萨不同，我认为体现一（the One）与非-一（the not-One）之间关系的震荡并没有给任何可能的宗教之结果留下空间：震荡所预示的，是现实本身本体论结构中不可化约的鸿沟、裂缝。这种裂缝，并非是处于我们对现实多样的象征化与现实“本身”之间的裂缝，而是处在现实本身深处的裂缝。而神学的空间正是处于那个让先验维度无法化约为本体论的鸿沟之中——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用普遍本体论（general ontologies）来解释我们的先验视野，因为每一种关于整个现实的本体论视野都落入了先验的范围，这使得从斯宾诺莎到德勒兹的所有普遍本体论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
基耶萨所关注的这种震荡可以归结为陈述内容与其陈述过程之间的张力：当我们断言不可化约的非-一作为存在的终极真理时，我们陈述位置本身就起到了“一”在其真理中把握现实的作用，反之亦然，当我们尝试去谈论“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现实时，我们的陈述位置必然变得不一致，被矛盾所困。在哲学中，这种张力表现为我们所面对现实与我们接纳现实的先验视野之间的张力——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论证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是一种“使用者的幻觉”，但是我们论证的实践本身却意味着我们在自由地行动，试图说服他人自由地接受我们的论点。因而，即使我们明白，我们不自由，但也会装作是自由的。然而，从陈述内容到陈述过程的转变不应当被看作是从幻觉到真理的第一步：是的，我们论争与行动得好像我们拥有自由，但是认识科学可以解释这种自由的幻觉是如何产生的。现代科学的一大成就便是，它暂停了我们的主观参与，并且关注于“客观现实”：科学结果不应当由“它们服务于谁”或是通过阐述它们赞助人的主观性经济状况来进行评判。当拉康说科学排斥主体时，这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判断，指出科学遗漏了什么，而是一种支持现代科学空间的姿态。简而言之，科学内容不能从主观思维活动“先验地推导”出来（这就是费希特尝试去做的），在这两者之间的震荡是不可化约的。这便是为什么基耶萨称之为不可化约之震荡，而我称之为不可化约的本体论视差。[7]
我们应当承认，非洲悲观主义者的“本体论主张，即黑人（黑性）是使白人和非白人（即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的位置得以存在并同时争论存在的外在力量。因此，黑性（奴性）不仅处于白人（主人）的领地之外，也处于下层人的领地之外。”[9]这就是为什么黑性（奴隶性）在其最基本的本体论维度仍然不为自由主义人文主义话语所触及，而这种话语为着“进入机构”、“择优录用”、“多元文化主义”、“多元主义”等等东西而赞美与斗争着——这些话语在政治、学术、电影等领域指数级地增长。[10]这些话语只是给人道主义所建立的谋杀性维度提供了虚假的借口：
自由言论或反战运动，例如，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反核、环境保护和移民权利运动，都是从红色和黑色的绝对伦理中脱逃的路径。它们能够在重组（重整）一个不道德的世界的同时仍然能够安然入睡。[11]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概念，也依赖于“人类能力的毁灭性拥抱——这是奴隶所缺乏的。”[12]无产者被剥夺了实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但作为人类主体，他拥有这些能力，而“黑人则是人类主体的对立面。” [13]“奴隶不是劳动者，而是反人类的存在，一个人类通过与之对立来建立、维持和更新其一致性、其身体完整性的立场。”[14]这就是为什么“强迫劳动不是奴役的构成因素”[15]——奴隶身份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范畴：“对白人来说，奴役是体验性的，而对黑人来说，奴役是本体论的。” [16]一个被剥削的工人体验到他失去了什么，而一个黑人什么都没有失去，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关于他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关系所说的：“诺曼和我之间的区别在于，我认为他仍然想象着他有一些东西可以挽救，而我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17]所以
第三世界可以为反对统治而斗争，为被殖民人民的土地归还而斗争，因为他们是有修复叙事的人，而奴隶只能为反对奴隶制而斗争——为某种其他事物而斗争只能在对定居者/主人的必要暴力过程中和结束时进行理论化，如果能进行理论化的话，而不是在此之前。[18]
法农（Fanon）从这一事态中得出了最终的结论：对于奴隶来说，唯一的治愈方法，唯一实现自由的方法，就是现有的（人类）世界的终结。阿伦卡·祖潘契克[19]将这种独特的阿弗罗悲观主义主体立场与拉康的基本公式——癔症的欲望——联系起来（“‘我问你’——什么？——‘拒绝’——什么？——‘我给你提供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它’”）：
当黑人被赋予这种或那种“权利”并坚持“那不是它”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并且应该赋予更多的权利，或者因为他们永远不满足，并且不明白这一切是关于通往完全平等的无尽进步……不。如果你阅读阿弗罗悲观主义的作者们，他们会回应说：你完全错过了重点；这不是我们想要更多的权利或不同的权利，而是我们想要存在，而这并不是现实；我们的存在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无论其在权利和政治正确性方面有多大的进步。这就是威尔德森所谓的“本体论死亡”。他们的意思是：你们完全正确，无论你们给我们什么，这都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它”，因为不是通过渐进的让步，你们能给予我们在“现代世界”建立之时被排除的东西，即我们的（社会）存在。你们在给予我们这些权利时所站立的基础，是由排除我们存在而构成的。这就是我们的真相，我们通过“永远不满足”来见证的真相。
这正是种族主义和/或性别歧视受害者对伪激进的自由左翼无休止的让步过程的反应：重写经典文本使其符合当今政治正确的敏感性（回想一下经典童话、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说的再版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等），净化我们的日常语言，使“they”成为那些不想被明确称为“he”或“she”的人的代称，摧毁所有过去曾说过或做过今天被认为有问题的事情的人的纪念碑等等。被压迫者的回答应该是：“对不起，但那不是它，你炮击我这样的提议只是为了保留你们基本的社会优越地位！因此，当拉康提出他的癔症挑衅公式（“‘我问你’——什么？——‘拒绝’——什么？——‘我提供给你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它’。”）时，我们应该走到尽头并实施从给予/拥有到存在的转变：一个歇斯底里的患者不仅仅是无休止地拒绝他者提供的东西，因为“那不是它”（他/她真正想要的东西）；他/她最终意识到“它”就是他者本身。因而，所传达的信息是：“你不是它！”（“YOU are not it!”）你没有资格给我我真正需要或想要的东西。注意拉康公式中存在的特定反转：不是我，这个受害者向（大他者的某个形象）要求某些东西，在向它抱怨：“我拒绝你提供给我的东西，因为那不是它！”，如非洲悲观主义者在祖潘希奇设想的场景中声称的那样；是他者本身要求我拒绝它的提议，因为“那不是它”……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极端版本的提议：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礼貌形式吗？当我邀请我的穷朋友去昂贵的晚餐时，我们都清楚我会付账；然而，至少在我的国家，预期是我的朋友会坚持一小段时间，而他应该付账（然后，正如预期的那样，他同意我会付账）……所以，我的朋友是不是实际上说的是：“我要求你拒绝我支付账单的提议，因为那不是它！”，也就是说，因为我只是以一种形式上的姿态以表示我们之间的友谊？
拉康的癔症公式“我要求你拒绝我提供给你的，因为那不是它”是否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真实政府/权力的公式？这样的权力对其臣民的信息不是“我们给你们想要/需要的东西”，而是“我们给你们我们所能给的，但我们知道这不是‘它’。”想象一下，在新冠疫情期间，如果政府的信息是：“我们正在尽己所能，组织所有的措施、疫苗接种、封锁……但这不是‘它’！”（同样适用于全球变暖、乌克兰战争、移民等问题。）不幸的是，还有一种更愤世嫉俗的解读：我们给你们所有的权利等等，但那不是‘它’——在这一切之下，是我们赤裸裸的权力，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并不真正为你们服务……这种差距是所有权力的构成部分，这意味着一个癔症式权力是不可能的，权力必须假装/表现得好像它实际上是完全的权力。这种分析揭示了权力结构中的内在矛盾和虚伪。权力一方面需要表现出它在满足人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始终存在一个未被填补的空白。“癔症式权力”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权力公开承认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其权威和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将这个观点运用到大他者的终极形象，即上帝本身，会发生什么？如果基督的终极信息——关于他牺牲的终极信息，即：“我要求你们（信仰我的人们）拒绝我提供给你们的（我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为这不是它？”如果基督的牺牲是一种终结牺牲的牺牲呢？它展示了牺牲的无意义，从而，释放了我们而进入自由。换句话说，基督并不是在人与上帝间进行调和的中介，而带来他们的和解：他的尸体更像一个可怖、冰冷的纪念碑，这象征着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代理者在保障我们的命运。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基督并非是为了我们而行动，为我们赎罪，相反，他是“间性被动的”（interpassive）：在他被动的受难过程中，他的身体体现了“大他者不存在”的事实，即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些东西是严重失调的。
从这个基本意义上说，癔症，一个癔症的立场，并不只是一个心理学的范畴，用来指代某种心理障碍：癔症的“转化”（“conversion”） 体现了社会大他者的真理（以最强烈的意义理解该术语），体现了它所基于的排斥、缺失、不一致。因此，癔症者“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一个人能想要什么的视野（即，从大他者那里要求什么）由这个大他者的坐标决定，而欲望“表明了维持存在秩序的失衡，并意图——超越所有对象——动摇这一秩序，带来存在秩序的转变。”因此，癔症不仅仅是主观的，在精确意义上，它是大他者自身的紊乱的主观“转化”。祖潘契克在她的癔症去心理化解读中走到了极致，她将癔症视为一种集体的政治行为：在她对因一名年轻库尔德女性之死而引发的伊朗抗议活动的开创性解读中，她将数千名女生在学校中毒的现象解读为一种集体癔症，使得这些女生的行为成为一种真正的革命行动。讽刺的是，在所有标准解释都失败之后（例如不希望女生上学的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报复袭击，政府本身的秘密行动，以阻止可能参与（或已经参与）抗议的女生，外国势力试图抹黑伊斯兰统治力量的形象等），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危险化学品的痕迹，“导致了假设（在西方媒体以及一些伊朗政府圈子中）这可能是一个‘集体癔症’的案例。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事件因此不应被太当回事；这只是‘心理疾病’，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
我们应当坚决拒绝的结论是，既然这些事件可能只是“集体癔症”，那么“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即使这是真的，也绝不意味着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仅不会为任何人开脱罪责，反而会更加指控当局，指控政权，并且呈现出另一个集体抗议的案例，展现出身体如何转换成抗议的政治身体。如果我是伊朗政权，我会非常害怕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失调（state disorder）的身体展示（“转化”）也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
因此，这种失调是“本体论的”，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本体论”这个术语，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修辞夸张：回到非洲悲观主义，成为黑人，并不是一个拥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的问题。成为黑人涉及一种悬置（epoche），可以悬止所有能力——我的主人可以让我工作并利用我的长处，但工作并不是我主观能力的表现，我只是一个运作的机器……当然，这里需要做出的黑格尔式转变是，在奴隶被去人化之后留下的虚无实际上是最纯粹的主体性，剥夺了其所有实质内容。这种构成性的被剥夺自由为奴隶打开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自由前景：如果“奴隶只能反对奴隶制——为某种他物的存在只能在过程中进行理论化”，这意味着，在反对奴隶制的过程中，他们应该自由地发明他们将成为什么，即他们不仅仅是成为他们真正的样子，意识到他们在现实中遭遇挫败的潜力。正是在这种思路上，我们应该重新解读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讲座的导言，在那里他（臭名昭著地）将非洲黑人排除在历史之外：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是从中国开始，但是非洲却
不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没有展示任何运动或发展。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非洲，是一种没有历史、未发展的精神，仍然处于单纯自然的状态中，这只能被呈现为世界历史的门槛。排除这一介绍性元素后，我们才第一次真正站在历史的舞台上。[20]
历史意味着集体劳动、媒介和异化：工人的产品被剥夺，他/她无法在其中认出自己，需要一场革命让工人重新占有他们的产品。然而，即使当他们为主子劳作时，黑奴也没有进行表现自我的工作，他们落在通过工作所进行的历史的中介之外……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黑格尔的结论，并提出，正是因为“非人性”，黑人才是那些主体性尚未被人类个性污秽所遮蔽的主体？或者，更明确地说，如果在处理黑人非洲时，黑格尔并不够“黑格尔式”，正如他在处理性问题时一样？
性并不是提供人类生命自然基础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人类从自然中脱离的领域：性变态或驱死性欲（deadly sexual passion）的概念在动物界是完全陌生的。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那个下午我们做爱是为了掩盖再次见面的纯粹快感”[21]——比长篇论述更能说明拉康所指的“性关系不存在”的意思。在这里，应该避免精神化或非性化“再次见面的纯粹快感” （the sheer joy of seeing each other again）的陷阱：这种“纯粹快感”是最强烈、最难以忍受的享乐，这也是我们被迫回避它的原因。因此，必须颠覆伪“弗洛伊德”概念，即“做爱”是享乐的中心，而见面只是为了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做爱”的一种愉悦：性行为本身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活动，是为了逃避彼此纯粹的无作为的存在。换句话说，由于完整的性行为是不可能的，使其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以其对立面，即绝对的无作为的形式呈现。
在这里，黑格尔自身未能达到其标准：他仅仅阐述了在文化过程中，性的自然本质是如何被培育、扬弃、调解的——我们人类不再只是为了繁殖而做爱，我们会通过复杂的诱惑和婚姻过程，使性成为男女之间精神纽带的表达等等。然而，黑格尔忽视了这样一点：一旦进入人类的境况，性不仅被转变/文明化了，而且其本质发生了更为激进的变化：它不再是为了繁殖的本能驱动，而是一种被阻碍其自然目标（繁殖）并因此爆发为无限的、真正形而上学的激情。性的文化化因此并不是自然的文化化，而是试图驯服一种真正的非自然的形而上学性激情的过度。这种在性和贫民问题上可以辨别的否定过度正是康德所识别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暴力自由，正因为这种自由，人类（相对于动物）才需要一个主人。因此，性不仅仅是被“扬弃”到文明模式和礼仪中的动物本质，被贵族化、被纪律化等等——性本身的过度，威胁以破穿“文明”约束，释放无条件激情，正是文化的结果。用瓦格纳的《特里斯坦》（Tristan）的术语来说：文明不仅是白天的宇宙，是约束我们的仪式和荣誉，更是夜晚本身，是两个恋人想要在其中溶解其普通日常存在的无限激情——动物并不懂得这种激情……如果黑人也是这样呢？如果他们被排除在人类历史之外，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性”在通常意义上所排除的自然的割裂？
现在我们接近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被殖民和奴役之前，非洲的黑人肯定生活在由主人性的人物所领导的社区里——他们并不是通过被奴役才学会什么是主人。那么，为什么奴役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毁灭性的经历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奴役更加残酷和压迫：白人的统治并不是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完全将他们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冒险提出以下假设：他们不会简单地从白人的统治过渡到另一种更“真实”的主人的类型——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境地，需要通过彻底改变自己，才能准备好迎接一种新的主人类型，而这只能通过一个充当精神分析师的角色来实现。
但这真的可能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没有集体的精神分析治疗：这种治疗是专注于个体的独特性。然而，经验表明，一个人也可以通过占据分析师的位置来实现群体团结。这在正在播放的电视剧《泰德·拉索》（Ted Lasso）中是一个罕见的例子，这是一部由杰森·苏戴奇斯（Jason Sudeikis）、比尔·劳伦斯（Bill Lawrence）、布伦丹·亨特（Brendan Hunt）和乔·凯利（Joe Kelly）开发的美国体育喜剧剧（第一季于2020年播出）。苏戴奇斯饰演泰德，一位美国大学橄榄球教练，他被雇用来执教一支英国足球队，而球队老板的秘密意图是因为他对足球的不了解会导致球队失败。[22]然而，“他乡村式的乐观领导出人意料地成功了”——根据维基百科的条目，泰德成功的原因在于“泰德的魅力、个性和幽默感”，并总结说，尽管他“经常因为乡村式的乐观和对这项运动的无知而受到嘲笑”，但他通过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教练方式逐渐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然而，泰德对足球的无知并不重要，因为正如他明确表示的那样，他的目标不是球队在比赛中的成功，而是让球员们克服琐碎的冲突并建立团体团结。所有被引用的描述不仅肤浅，而且完全错误。泰德也可以在需要时变得粗暴和言辞激烈，以面对球员的虚伪或主观立场的不一致。他对一开始大多数球员对他表现出的敌意举动无动于衷（称他为“疯子”等），因为他正确地将这些举动解读为对他的负面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他表面上的“天真”（字面理解责备，错过了隐喻的维度）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策略，旨在让球员们认识到他们主观立场的真相。我们可以猜测，最终泰德不会成为球队公认的主人——他将在创造一个能让主人正常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后撤退。分析师的介入就在于此：成为一个消失的中介者，他的成功在于他的中介作用被抹去和遗忘。（弗洛伊德知道这一点：当他在成功治疗几十年后再次见到鼠人（Ratman）——他的强迫症患者——时，完全康复的鼠人甚至不记得那次让他生活重回正轨的会面。）再说一次，我的假设是，黑人也需要这样一个消失的中介来发明一种新的主人形式。
脚注：
→往期推荐：
译-介 |《新德国观念论》（Althusser译）：
译-介|《新德国观念论》序言：划清界线——齐泽克的思辨辩证法（上）
译-介|《新德国观念论》序言：划清界线——齐泽克的思辨辩证法（中）
译-介|《新德国观念论》序言：划清界线——齐泽克的思辨辩证法（下）
译-介 |《从雅涅兹·杨沙说开去》（Althusser译）：
译-介｜名字里有什么？（What‘s in a Name？）（上）
译-介｜名字里有什么？（What‘s in a Name？）（下）
译-介｜以名称的名义（In the Name of a Name）
译-介｜化一为多，化多为一：雅涅兹·杨沙 名字及其复数形式的神学与魔法（上）
译-介｜化一为多，化多为一：雅涅兹·杨沙 名字及其复数形式的神学与魔法（下）
译-介｜打上斜杠的名字（Names that Divide）
译-介 |《终局将至：欧洲、移民与左翼》（Intro译）：
译-介|终局将至：喜剧和反人道主义的视角转移
译-介|欧洲：回到未来
译-介|当代欧洲: 找寻文化群落
译-介|白谎言，黑真相：成人交往要素（A）
译-介|白谎言，黑真相：成人交往要素（B）
译-介|谁是受害者？
先是悲剧，然后还是悲剧？
译-介| 超越“难民的生命政治”：联合体，全球资本主义与普遍斗争（上）
译-介|超越“难民的生命政治”：联合体，全球资本主义与普遍斗争（下）
译-介|《从政治到生命政治……然后回去》（Intro译）：
译-介|从政治到生命政治……然后回去（上）
译-介|从政治到生命政治……然后回去（下）
读-解| 历史的弥赛亚与唯物主义神学
译-介|《基督教无神论》（Althusser、Intro合译）：
译-介| 《基督教无神论》：为什么拉康不是一个佛教徒？（下）
译-介| 《基督教无神论》：为什么拉康不是一个佛教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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