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壁的利西茨基
我们还需要先锋派吗？
De.Althusser
我仍然想从当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场域进入，一种对表象的忠实，而非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结构、内容、主旨理出来——一方面，能够把这件事做好落实拍板的，只有党能做，也只有党可以定性，任何人的复述都应当围绕建制；另一方面，因此，倘若我采取这样的角度，显然我是不够格的，而且必然陷入一种犬儒主义，这在体制内部不得不说是常见的。
当然，我认可建制中这种看似的“愚蠢”，无论如何，这是维稳的力量，面对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固然在政治上是一道保险。民粹主义的煽动家、投机客们，会竭尽全力鼓吹原教旨的毛主义，显然近百年前革命时期与当下的反差会有极强的煽动力与蛊惑性，而以这种视角，那么当下大多文艺作品与工作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帮凶；而自由主义的危害固然更为明显，其矛头直接指向人民政权，而这类人物时刻等待政治资本的篡取，以帮助其抬头，那么固然是应当严厉打击的。
当然，我要说，这两类人或多或少是有一定意识的，但是更多人的确是活在犬儒主义的状态下的，不过这固然是当下相对安逸的形势所必然带来的。我的文章固然不是给自甘沉默、慵懒的人看的，写作当然是在试图争抢意识形态的话语点位，只不过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掂量清楚自己是否有资格、有必要去争抢，而并非讲讲煽动性的激进话语——鲜活的在双手上，而不在嘴巴上。
那么以上所讲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自信的说，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本文甚至都不是在围绕这篇文章展开论述。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近百年前的文章在当下必然是过时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本文可以说是一种由《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来的启发，我并不清楚辩证法的环节达到哪一步了，但它总是已经在未来发生。毛主席是远去了，但我们仍应欢庆辩证法的胜利。
发动艺术：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斗争
当我们对比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时，一种巨大的差异是摆在眼前的，包括在政治组织、经济发展模式，还有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是发动艺术还是艺术发动。我们可以发现苏俄革命过程中所迸发的新艺术风格，与中国革命中的文艺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革命并没有产生可以被欧洲中心主义纳入法眼的新艺术流派，甚至在革命胜利后，直至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艺术都只是被西方视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有些还是被刻意排斥的。
但是发动艺术，我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斗争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也是十分具备中国特色的。我们依然可以对比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苏联艺术，便会发现对于发动艺术，中国是要成功的多，而且深入人心的。
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角度分析，尽管这是经典的分析路径，但是依然有效。对于中国人民，其身上背负的是“三座大山”，面对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当然，我们可以把中国革命与世界亚非拉国家的反殖民与民族解放斗争类比，但是中国的革命艺术尽管可能不是最为显眼的，但绝对是最为成功的——其动员力已经超过了文艺知识分子所能触碰的圈子，已经成为了全中国革命群众的共同精神图腾。
马克思当然不会想到，社会主义革命恰恰在远离欧洲中心的东方成功，故而，受时代所限，他并没有发现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强大政治力量。我们可以说，苏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根本不遵守法律——因为其在选举失败后便立刻发动武装暴动，从而争夺政权，况且，当时的人民群众所自发形成的政治力量，也只能限于资产阶级政府、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恰恰是发动艺术的，而非艺术发动的。同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文人恰恰是最多的，每天编织反动言论也是勤劳的，但是依旧打不过只有区区一小块地（相比国统区）的红军革命根据地——文艺的领导权与先锋性恰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足以以少胜多的——国民党看似掌握重要城市、重要工业资源与能力，但是依旧压不住共产党等革命力量的生长。
无疑，毛主席的座谈会讲话是切中当时文化艺术工作的要害的——反对抽象的小资产阶级道德，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人民进行文艺工作，服务抗战事业。我们无需再深挖抗日背景下，亦或是解放战争背景下的中国艺术，而是，在解放后的前30年与改开后的40多年恰恰具备现实张力的——社会主义艺术是否坚守了其立场（并不是看它说了什么，而是切中基层群众关系），而当时所坚持的严酷主义（对于革命道德的严厉遵守，不准“堕落行为”）就是社会主义艺术的应当有的面目吗？而改开后大量看似“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入侵”就是一种反动吗？
尽管这是段不忍再提的历史，但是“文革”的教训依旧摆在那儿了——亦或者说，文革的发生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铺垫。革命文化并没有像“五月风暴”的法国左翼学生与教授想的如此美好，内部的斗争依旧腥风血雨，甚至持续空转，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回应。群众发动，发动群众，斗来斗去，甚至无视群众、群众内斗，严重损耗了建设性的力量。尽管，建国后诸多团结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的文化人的确问题依旧很大，但是“文革”是一种恐惧，并不是一种自信。“百花齐放”到最后竟成为“引蛇出洞”，要“反对右派”，不得不感叹历史运动的复杂性并非我等小儿可想。
发动艺术，到最后痛苦地为之前视为“反动腐朽”的东西开了大门，“反攻倒算”在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发生多次，不过幸而意识形态的主基调并没有跑歪。那么，我们必须思考“发动艺术”这种传统的列宁主义模式的上限在哪里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当下，艺术发动会比发动艺术更有值得探索的空间。
艺术发动：当下的艺术行动
首先，我必须重申我的立场——我反对当前中国的大多“当代艺术”，包括世界上的也是，当代艺术已经陷入概念与思辨的游戏无法脱身了，或者说，其本身的预设就是如此——一种现代性的反动。很多当代艺术的展览的确是令我作呕的，我敢肯定，这绝对不是进步的力量。不过，这也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复杂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场域——谁进步，谁反动，没有一个历史时代会比当下更应当强调这个问题。在网络加持下，自由主义、民粹主义都在争抢这个话语高位，再加之犬儒主义大行其道，这都造成当下意识形态形势无比紧迫。
前30年的文化艺术政策在当下就是失败的——无论怎样宣传西方“糖衣炮弹”的危害，或者是鼓动一种紧张的战备状态，都是绝对无法应对当下的形势的，包括“文革”，都是不可能重演的。
但是当下，我们仍然应当坚持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无论如何，这面红旗是不能倒的，列宁主义的原则也是必须坚持的。但只不过，我想要强调的是，单凭建制的力量是不够的，而且社会的现实斗争情况也表明，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必然需要同盟军，无论他们是否被建制认可，因而不是一种发动艺术，而恰恰艺术发动是一个应当复活的东西。
当然，这不会是单纯行政力量的简单鼓动，显然，艺术发动要复杂的多。首先，艺术发动的主体是什么，其姿态应当是什么？其次，这种发动应当如何平衡生存发展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
当下，艺术发动的主体不会止步于艺术家，或者说，艺术本身的定义需要改变，因而，我们可以宣称一部分艺术家就是江湖骗子，根本没有资格争抢艺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永远将会在党手里）。如果说针对当下的“艺术”，那么其依附性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一个正规行业可以比艺术更具这种特色了。艺术比设计更甚，甚至就是纯粹话语的堆砌，也可以说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流通物，失去了资本主义的扶植，一切艺术家都会饿死。或者，换句话讲，让一位艺术家能够仅靠“随手”创作的“作品”而得到丰厚的报酬，那么必然意味着数十位、数百位亚非拉流动的劳动人口陷入贫穷的挣扎之中。如果能让如此艺术产业继续下去，就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与退步。
当然，这不意味着一种严酷主义——遵循左翼原则的艺术家不能依靠这个话语体系获得收益，而是，艺术家应当清楚自己依附性的关系，从而认识到自己迟早只是工业大生产的一环。的确，这样一个底线会极大解决创作焦虑或者是精神空虚的问题。艺术发动应当是充分参与现代性进程的——这不意味着失去了反思力，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艺术创作将更为主动，并自觉争取艺术意识形态的物料与点位。
对于左翼的艺术家来说，拒绝依附资本的收买体系升职、增值应当是首要坚持的底线。而在这个条件下，剥去策展等等艺术行业的光环，而来看看他们还剩什么，那么力量对比的形势将会无比清晰。
那么怎么办？我的确给不出负责任的历史答案——毕竟这一职责过于压倒性，甚至是令人窒息的。那么不如说，可以给出一条原则：诚实生活，掌握力量，生产话语。毕竟，依附艺术资本主义的财团，对于一个认同左翼原则的艺术工作者都是无法接受的。我们不如回归一种新时代的“集体生活”，其中跨学科、跨生产领域的要素是必备的，新技术、新关口将会在其中得到敏锐的观察与重视——这将会是生产艺术话语的良好产床，不过值得注意，学院的话语必须在其中失效。
不过，再次，一个严峻但又不可避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先锋性的幽灵总是时隐时现。美术学院这样一个体制走到现在的确臃肿不堪了，可以说美术学院已经失去产生真正艺术家的能力。但是左翼艺术家毕竟自打就不认可学院，那么毅然舍弃并不是什么难以决断的事——问题是，自身、所共事的一批人，是否就代表了“先锋”的力量呢？左翼艺术会有这种死死抓住“先锋性”的强迫症吗？
再执着于“先锋”无疑是愚蠢的——这一点早已被提出，因为现代性斗争的高潮的确已经退去，我们都生活在低潮的时期。但是，我们不妨进行一个同义反复——复活哪个“先锋性”呢？
我觉得这个时代太不缺“先锋”了，甚至是“先锋”泛滥的，由此生产出等级制。10年前是互联网，现在是AI，每个人都欢庆新时代的到来，但是这些图景却显得虚伪不堪——它就是一个个未来色彩的消费品。我倒不是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反对进步的滥用，不让更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秉持技术精英主义，这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因为我也正在进行这个事业，其可行性与评价我想只能等待我的失败。因而，我只能给出这么一些原则作结：艺术发动的主体可以具备多样性，但不是坚持形式多元、点位多元，社会主义的原则、回归具体落实的原则是需要坚持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谈论艺术所能带来的力量，包括其创造力、冲击力以及对体系缝隙的敏锐度。
我不必给出一幅艺术发动的蓝图，毕竟，辩证法总是在未来已经发生，无需空谈抽象，我们仍应在具体生活中感受历史运动的凉热。
9.25@Parrallax视差之眼
文| Althusser
审| Ophe
编辑| Luna, Althuss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