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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ax视差之眼 编者说] 本节节选自齐泽克《基督教无神论》的结论部分 “左翼呼吁法律与秩序”小结。本文衔接自译-介vol.50| 《基督教无神论》：睾丸粉碎器，过去与现在。本文译作仅为学习用途，不代表本号任何立场。
这些悖论的含义在2023年6月底引起公众关注的两起事件中清晰可见：俄罗斯军事政变的失败和法国暴力抗议活动的爆发。虽然我们的媒体详细报道了这两起事件，但人们忽视了它们共同的特点。让我们从法国抗议活动开始。2023年6月27日星期二，一名17岁的男孩（已被确认是Nahel M）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后，法国爆发了混乱，最初的抗议演变成抢劫和纵火。暴徒们竖起路障，纵火并向警察开枪，警察则用催泪瓦斯、水炮和眩晕手榴弹回应他们。然而，当警察开始成为自主主体，甚至对政府构成威胁时，事件发生了更加不祥的转折——警察说：他们在与“野蛮的成群结队”的暴乱者“交战”，代表警察的两大工会威胁反叛，除非马克龙总统出面。“今天，警察在镇压暴乱，因为我们在与暴乱者交战。明天，我们（警察）将参与抵抗活动，政府应该意识到这一点”。[1]
这一声明无异于宣布国家权力的分裂：作为对民众抗议的反应，警察中的强硬派威胁要自行采取行动对抗国家权力。换句话说，这种在国家权力范围之外采取行动的威胁，意味着法国警方宣布成为私人义警，这也是当今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在海地，由于警察的无能，私人义警杀害了数百名黑帮成员，海地国内外呼吁外国军事干预，以恢复最低限度的公民秩序：持枪歹徒一直在抢劫、强奸和谋杀无辜者。而软弱、腐败的警察、官员却无动于衷，甚至更加恶劣。现在，人民正在采取行动，一股野蛮的“私刑正义”浪潮正在肆虐海地，并集中在拥有约100万人口的海地首都太子港。私人义警封锁了街区。他们向黑帮投掷石块，砍断他们的四肢，将他们斩首示众，有时，甚至将他们活活烧死。[2]
在法国，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应该注意的是，警察充当私人义警与警察什么都不做，只是无助地观察犯罪的发生正好相反：在这两种情况下，警察都无法作为合法力量、作为国家机器打击犯罪）。而俄罗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不仅仅是第一步：失败的普里戈津政变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重新确立国家对暴力的垄断；相反，2023年7月14日星期五，克里姆林宫官方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给予活跃在俄罗斯境内的二十多家私营军事公司中的一些公司以合法地位。从法律上讲，这些影子-准军事团体并不存在——这使得它们可以与俄罗斯武装部队平行运作，有时为军队从事高风险的“脏活”，同时让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诿责任。[3]
我们应该始终牢记的是，通往这一方向的道路是由新自由主义开辟的——正如一些敏锐的观察者所注意到的，新自由主义最危险的倾向或许是将一些领域和活动私有化，而在“正常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这些领域和活动仍然是国家的专属领域。让我们来看看我认为最荒唐的案例：监狱的私有化。既然国家必须对人身进行垄断，那么将监狱的管理权委托给私营公司显然是为了牟利，而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这种想法本身就违背了法治的理念。教育也是如此：必须向所有公民平等地提供最起码的教育，“不论其权力和贫富差距如何”：由于国家宣布某些领域为私有化的禁区——使这些领域不受效用计算的影响——所有公民，无论在工作场所内外，无论其权力和贫富差距如何，都可以享有最低限度的尊严。然而，新自由主义将国家置于效用和效率最大化的要求之下，这再次为私有化打开了大门。[4]
只有这样一个普遍共享的公共空间才能维持“所有公民享有的最低限度的尊严”——而现在，这个空间正受到威胁，尤其是来自大量私有化公共领域的威胁。尽管“我们正在进入一种新封建主义”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但提倡这种观点的理论家正确地指出，可以说，对公共空间的最大威胁是如今像谷歌这样的大型数字公司，它们将这个空间的重要方面私有化——一旦进入其中，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私有化的封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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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与防爆警察在艾克斯门用烟雾弹交战![]()
[1] 引自 Paris police prep for ‘war’ against ‘hordes’ of rioters as cops with shields line streets (msn.com).[2] 海地的私人义警以残酷的街头正义反击歹徒 | AP News.[3]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数量不断增加——克里姆林宫的问题也随之增加（msn.com）。[4] Evgeny Morozov, Critique of Techno Feudal Reason, NLR 133 134, January April 2022.pdf, p. 97.[5] 法国暴乱之碑：巴士因警察杀人而引发的骚乱而被焚烧| France | The Guardian.[6] 普里戈津称：他转向莫斯科进军以避免俄罗斯发生流血事件 | CNN。![]()
当然，左翼的叙述在这里是可以预见的，即：法国警察有种族偏见（对纳赫尔的枪杀完全没有道理），没有“法国平等”，年轻移民暴力抗议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法国的未来……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更多的警察镇压，而是彻底改变法国社会本身，消除事实上的种族主义。潜藏在地下的愤怒积蓄已久，而纳赫尔的死只是让它公开爆发——暴力抗议是对问题的绝望反应，而不是问题本身，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早在2015年第一波抗议活动爆发时，就有分析揭示了影响移民青年日常生活的偏见和排斥网络，这一叙述蕴含着深刻的真理。人们就如何改善现状提出了精确、现实主义的建议，但却一无所获......然而，这一真理也许过于深刻：虽然从抽象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它在多个方面都存在问题。抗议者以当地公交车为攻击目标，而公交车对运送巴黎边缘低收入郊区的工人至关重要[5]，这表明了两点：骚乱旨在破坏维持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而受害者是穷人而非富人。如果公众抗议和起义以解放的愿景所支撑，那么它们无疑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只要记住乌克兰的独立广场事件（这是一次真实的社会爆炸，远非CIA策划的阴谋）和伊朗正在进行的由拒斥穿罩袍的库尔德妇女引发的抗议活动就足够了。有时，甚至暴力行动的威胁也是必要的：我们的媒体喜欢提到两个成功的谈判解决方案，即南非非国大党的上台和美国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和平抗议——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显然都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因为当权者担心暴力抵抗（来自非国大党更激进的一派以及美国黑人）。简而言之，谈判因这一不祥的威胁而成功……然而，现在的法国绝对不是这样：如果不迅速恢复法律和秩序，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玛丽娜·勒庞成为新总统。有没有俄罗斯版的勒庞？没有，因为“勒庞”已经在俄罗斯掌权了。普里戈津进军莫斯科的喜剧性很难被忽视。这场进军在36小时内就结束了，双方达成了协议：普里戈津逃过了法律审判，但必须从乌克兰撤军开往白俄罗斯。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进军真的是一场全面进攻，目的是占领莫斯科，还是一场空洞的威胁，一个完全不打算实现的姿态，就像普里戈津自己后来辩解的那样（“我们觉得，展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足够了。”[6]）？那么谁是最糟糕的？我们不得不，再次，重复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记者关于“右倾和左倾哪种倾向更糟糕”问题的回答：两者都是最糟糕的。普里戈津的残暴行径并没有让普京成为一个更有理智、试图遏制军事极端分子的主体。普里戈津承认乌克兰人战斗力强，泽连斯基是个好领导。他指责俄罗斯军队和精英的腐败无能，难怪他在罗斯托夫受到欢呼。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要找到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追溯到纳粹主义：普里戈津与普京就像冲锋队(SA)与党卫军(SS)。党卫军是残暴的“正直”法西斯分子，因此希特勒要想得到军队和大资本的认可，就必须牺牲他们。同样，普京也必须在内部精英的不同派别之间取得平衡——这一过程以不透明的方式进行，完全在公共空间之外。俄罗斯需要瓦格纳集团这样的私人军队，这本身就是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标志。今天，失败国家不仅存在于第三世界，从索马里到巴基斯坦，南非也正在接近这一深渊。如果我们以国家权力结构的裂缝、意识形态内战的氛围以及公共空间的日益不安全来衡量一个失败国家，那么我们应该把俄罗斯、法国、美国（市中心衰败）以及英国的衰败迹象（帮派威胁伦敦郊区的公共空间......）都列入失败国家的名单。在旧金山富裕的市中心，许多昂贵商店前的人行道上布满了无家可归者居住的廉价帐篷，这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语言的偶然性（拉康称之为“呀呀儿语”(lalangue)）有时会创造奇迹——例如，“kkotjebi”是朝鲜人对无家可归者的称呼，而在斯洛文尼亚语（借用塞尔维亚语）的日常用语中，这个词听起来与“ko te jebe”（发音为“ko te yebe”）非常接近，后者的意思是“谁他妈在操你”，即一种侵凌性的冷漠姿态。无家可归的人就是我们的“kkotjebi”：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旧金山市中心到处都是他们的帐篷，尽管我们假装同情他们，但我们根本不关心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必须鼓起勇气，将法律和秩序完全当作自己的标语。[7]近代史上最令人沮丧的事实之一是，暴力革命人群入侵权力机构的唯一案例发生在 2021年1月6日，当时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反应既着迷又惊恐。我的一些左翼朋友哭着说：“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他们谴责“普通”民众闯入神圣的权力宝座，制造了一场狂欢，暂时悬置起我们的公共生活规则。这是否意味着民粹主义右翼通过民众对权力机构的攻击，窃取了左翼对现行制度的反抗？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腐败精英控制的议会选举，还是由民粹右翼控制的起义？难怪新民粹主义右翼的思想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公开宣称自己是“二十一世纪的列宁主义者”：“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想要摧毁国家，我也想要这么干。我想让一切土崩瓦解，摧毁当今所有的机构”。[8] 难怪当民粹主义右翼对暴力起义欣喜若狂时，自由主义左翼却像个老好人一样抱怨道：“警察在哪里？国民警卫队在哪里？”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答案，但在某些时候，这是必要的答案。但右翼分子也得到了教训：他们打入国会大厦后，发现那里并没有神秘的权力中心——基本上，他们什么也没找到。真正的权力存在于其他地方，存在于国家强制和意识形态机构的复杂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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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大厦![]()
[7] 十年前，一位前托洛茨基分子指责我是“左翼法西斯分子”（见艾伦·约翰逊，《斯拉沃热·齐泽克是左翼法西斯分子吗？》，The Telegragh，2013年1月1日）。现在我可以澄清事实：不，我是右翼共产主义者。
[8] 引用自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3577-the-rise-of-theleninist-right
[9] 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抗议歌曲。-Youtube.
[10] 39 Oliver Anthony – Rich Men North Of Richmond 歌词 | AZLyrics.com![]()
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在左翼的任务中增加对许多普通人日常生活安全的关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公共礼仪日渐衰落，从汽车站、火车站到购物中心，青年帮派在各处公共场所制造恐怖活动。只要一提到公共礼仪的衰落，人们往往就会认为这又是右翼分子对移民的刻板印象，而标准的反应是，我们必须关注这些现象“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失业、种族主义......）。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做，就等于把一个重要的不满领域(domain of dissatisfaction)拱手让给了敌人，把许多人推向右翼。日常的不安全感对穷人的伤害远大于对那些平静地生活在豪宅社区的富人的伤害。2023年7月在伦敦发生的一件事情尽管让我心情沮丧，但也给了我启示：在BBK暑期班的一次公开辩论会上，一位来自南非的黑人妇女（她是一位老非国大党激进分子）说，现在大多数贫穷黑人的主流立场越来越倾向于怀念种族隔离制度——那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比现在要高，而且更加安全、有保障（毕竟南非是一个警察国家），而今天，贫穷，又因暴力、不安全而加剧。如果一个白人说了这些话，当然会立即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但我们还是应该冒险思考一下这句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新右翼就会替我们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已经在南非这样做了）。毫无疑问，我列举的这一长串案例很快就会被其他案例所补充，甚至更加可怕。但是，我们必须一再处理它们，因为这些碎片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全球灾难的镶嵌画。这是镶嵌画中最后一块重要的石头。今天，每一个假装自己是左翼的人都必须仔细分析奥利弗·安东尼的《里士满北部的富人》，这是一首工人阶级的抗议歌曲，在两天之内一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抗议歌曲”[9]，拥有数千万听众。在对这首歌的正面评论中，“真实”一词经常出现：没有特效，它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用摄像机录制的......我们在这里听到了那些被大媒体忽视的人的直接、原始的声音：贫穷的工人，勉强维持生计，生活没有明确的改善前景。以下是（大部分）歌词：我出卖我的灵魂，整日工作/加班加点，拿着狗屁的的工资/就这样我坐在这里，浪费我的生命/拖着身体回家，把我的烦恼淹没/真是可悲啊！/这世界对于像你我这样的人来说真是太糟了！/希望我一觉醒来，这些都不是真的/但它是，哦，它是//生活在新世界/却有着旧灵魂/里士满北部的富人们/上帝都知道他们想要掌控一切/推测你在想什么/监控你在做什么/他们以为你不知道，但我很清楚/把你的钱连狗屎都算不上，还被没完没了地征税/就因为里士满北部的富人们//我希望政客们能关心下矿工/而不仅是某个岛上的未成年人/上帝啊，我们有人在街上挨饿/肥胖的富人们却正忙着捞取国家的福利/上帝啊，如果你身高5尺3寸/政府就不应该为你的软糖圆饼买单/年轻人将自己埋入6英尺的地下/因为这个该死的国家所做的就是不断踢倒他们 [10]
这些话中蕴含着显而易见的真理：是的，数百万工人在工作，而富人却在剥削他们；是的，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对时刻监控、控制着我们……但歌曲的细节指向了这一真相令人不安的背景——细节在这里很重要。为什么是“里士满北部”？因为里士满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首都——这清楚地暗示了安东尼的政治同情所在。为什么是“软糖圆饼”(fudge rounds)？因为这个词有双重含义：（1）用巧克力奶油夹在一起的圆形巧克力饼干；（2）进行肛交时，女性会失禁，在男性生殖器根部留下一个圆形印记——这再次暗示了新贵阶层与性变态之间的联系。是哪些“肥胖”的富人通过向普通劳动人民征收繁杂的税种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既是控制我们的新企业精英，也是因福利国家的慷慨捐助而变得肥胖的、懒惰的（种族、性别......）少数群体。在这一系列右翼下层抗议活动中，我们还应该关注《自由之声》(The Sound of Freedom, Alejandro Monteverde，2023)，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名前政府特工变身义务警员，执行一项危险任务，从拉丁美洲的性贩子手中解救数百名儿童的故事。由于导演和男主角吉姆·卡维泽(Jim Caviezel)与“匿名者Q”(Qanon)阴谋论关系密切，大多数自由派大媒体对这部出人意料的低成本电影（票房超过了新《夺宝奇兵》和《碟中谍》）不屑一顾。同样诡异的是，在影片中，一些儿童被卖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运动领导人充当性奴隶——性奴隶因此被描绘成好莱坞企业精英和极端革命左翼联合起来的特征......但是，贩卖儿童和性奴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将其归咎于新民粹主义右翼，而好莱坞的主流却被诸如翻拍《白雪公主》这样的“警醒”项目所占据，在《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不是白人，小矮人不是小矮人，而是“多元化”的人，结局也不是老结局（王子用一个吻唤醒了白雪公主），而是赋予白雪公主权力，让她成为新的合法统治者......《自由之声》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们有一部在好莱坞电影机器之外制作的中规中矩的电影，它讲述的是针对拉丁裔贫困家庭儿童的性犯罪问题，票房出人意料地大卖，但它的制作者却不是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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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翻拍的《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不是白人
小矮人不是小矮人![]()
工人阶级的新一波右翼抗议和“保护少数群体”的企业自由主义并非简单的对立：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避免直面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社会矛盾。右翼工人阶级的抗议虽然针对的是困扰许多普通工人的实际问题，但他们将敌人描绘成“富人”、企业和国家精英，以及懒惰的福利捞取者——因此，反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斗争被视为精英控制工人和生产资本的策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旧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即团结工人和生产资本，反对精英和懒惰的福利国家的寄生虫……这些抗议是对当今自由左翼错误行径的回击，自由主义左翼巧妙地操纵反对性别主义、种族主义以及争取少数群体权利的斗争，以避免直面全球资本主义的扭曲逻辑。抗议可能是真实的，但真实本身并不代表真理——即使是最残酷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也可以被体验为一种真实的感受。2023年7月底，我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曾一度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它遭受了洪水和山体滑坡的袭击，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毁，整个城镇被切断联系。人们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团结：斯洛文尼亚人们提供了太多的帮助，派出了太多的志愿者，甚至远远超出这次灾难所需，甚至乌克兰也送来了帮助.......尽管这种团结的表现是真诚的，但在等待我们的灾难面前，这种团结的表现还不够。对于斯洛文尼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照常进行，团结的表现只是让我们感觉良好，而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有那么一瞬间，我们觉得追求舒适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全部，适当的牺牲让我们觉得生活更有意义。因此，表现出的团结是表达的是一种急切的愿望：不愿面对我们深切的危机。回到安东尼的歌，左翼对其歌词的第一个简单反问应该是：好吧，贫穷的劳动人民被剥削了——那么这首歌为什么不提标准的解决方案呢？工会？从“乔·希尔”(Joe Hill)、皮特·西格(Pete Seeger)的《团结一致到永远》(Solidarity Forever)到比利·布拉格(Billy Bragg)的《工会有力量》(There is Power in a Union)等工人阶级抗议歌曲都指向这个方向。至于美国的爱国主义，安东尼的歌曲与伟大的左翼工人阶级抗议歌曲——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生于美利坚》(Born in the U.S.A)——有多大差距呢？下面是《生于美利坚》的歌词：“生在死气沉沉的镇子/呱呱坠地起就被人踢来踢去/最后你像条被拳打脚踢的死狗/花了大半辈子掩饰自己的伤痛”——他们有着相似的受压迫经历，但政治背景却完全不同。如果从埃隆·马斯克到唐纳德·特朗普（这位拥有海湖庄园(Mar-a-Lago)的富翁多年来通过复杂的法律手段逃避纳税）等亿万富翁都对安东尼的歌曲赞不绝口，我们也不必惊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震惊地发现，他缴纳的税款比他的秘书还少——难怪当奥巴马总统被指责不负责任地将“阶级斗争”引入政治生活时，巴菲特反唇相讥：“阶级斗争？有这一回事，但发动斗争的是我的阶级，富人阶级，而且，我们赢了。”[11] 在安东尼的歌曲中，我们看到的是富人在阶级斗争中的最终胜利：甚至连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受压迫者无产者也站在了富人一边。如果我们真的想应对这场灾难，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认识到一系列不言而喻但我们却不愿提及的事实。难以想象的生态灾难将发生，数千万人将死亡。人口将大规模流动，更多的痛苦和死亡会出现。人工智能将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统治我们，它的创造者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人类永远不会完全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编造出各种理由（甚至是灾难性的理由），使他们能够照常生活下去。总之，我们既不能依靠大多数人的智慧，也不能依靠科学专家的知识，他们会像化解艾滋病威胁那样化解我们的巨大危机。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已经穷途末路，尽管还有两个备选方案，但这两个方案本身就意味着僵局。其一是将国家视为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去政治化机器（想想瑞士或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总理或外交部长是谁）——但如果说，过去十年有什么教训可汲取的话，那就是被压抑的政治层面以新右翼民粹主义的名义卷土重来。还有所谓的（某些人认为的）亚洲模式，即仁慈的独裁统治，这种独裁统治能确保基本的一致性，与面临政治冲突的国家权力相比，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简而言之，我们没有未来（如果未来是指人类历史在过去确定的坐标内进一步发展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全人类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亡驱力，不由自主地滑向自我毁灭？出于两个原因，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种集体心理现象，而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过程。其次，在一个关键的辩证统一中，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并不是指一种走向自我毁灭的病态冲动，而几乎是它的对立面，是超越生死的力比多。死亡驱力是弗洛伊德对不朽、不死的称呼。拉康在死亡驱力与创造性升华(Sublimierung)之间深刻联系的思想中，提到黑格尔的“与否定性共生”概念，其要点就在于此：为了使（象征性的）创造发生，死亡驱力（黑格尔自我指涉的绝对否定性）必须完成它的职责，清空一切，然后创造。[12] 基督教将这种清空称作“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它使我们人类的自由失去了大他者的任何保障，而以这种严酷的自由为基础的创造行为就是“圣灵”，也就是后来共产党的标志——“幽灵”。这种推论是显而易见的：与弗洛伊德批评家们“显而易见”的真理相比，精神分析的时代直到今天才到来。要开精神分析的追悼会，似乎有点操之过急，我们纪念的或许是一个还有漫长生命的病人——精神分析也许已经死亡，但它是一个无法处理的畸形活死人。这种不死性是精神分析理论命运的特征的关键特征。这种“不死性”是如何渗透和维持政治斗争的，也许《十二个》(Twelve)这首诗最能说明问题，这首诗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亚历山大·勃洛克(Aleksandr Blok)于1918年创作的，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
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画像![]()
这首长诗（约1000诗节）以其营造气氛的音调、复调节奏和尖刻俚俗的语言，迅速使勃洛克的大批崇拜者疏远——人们指责他的低级趣味，指责他在新布尔什维克当局面前奴颜婢膝，指责他背叛他以前的理想。但即使是对立面（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也蔑视勃洛克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尤其是对基督的提及（一些苏联重印本甚至用“太阳”代替了“基督”！）。这首诗描述了1918年冬天，十二名赤卫军（被比作十二使徒）在暴风雪肆虐的背景下，穿过革命的彼得格勒街道的情景。这十二人并非理想化的形象，诗歌传达的情绪时而针对一切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事物表现出卑鄙甚至虐待狂般的侵略，时而又表现出严格的纪律和革命责任感。[13]在诗歌（最具争议的）最后一节中，人们在暴风雪中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身影，他作为第十三个看不见的不死旅人，带领着十二使徒的队伍前进，我们可以说：他们踏着威武的步伐在走——
后面——是头饿狗，前面——拿着血红的旗子，
雪风遮得看不见他，
子弹也不能伤害他，
他踏着轻柔的步伐，驾临在雪风之上，
雪花的细屑飞舞，有如珍珠，
他带着白色的玫瑰花环——
最后几行的另一种翻译是：“脚步轻柔，在暴风雪之中，/子弹划过，他却刀枪不入——/他头戴着白玫瑰的花环/耶稣基督，走在他们的前面。”[15]约翰·埃里森(John Ellison)对其社会影响的描述值得引用：
这首诗于1918年3月初首次出现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杰克·林赛在自己翻译的序言中写道，这首诗“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中的短语被不断重复；俄罗斯各地的广告牌和横幅上都印有这首诗的摘录”。这首诗成了“革命街头的民俗”。1918年11月，《十二个》在彼得格勒独立出版，附有尤里·安年科夫的图画。福赛斯简单地说，这首诗“不仅在俄罗斯被接受为革命的基本表达，那里的读者要么对它感到兴奋，要么感到厌恶，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16]
不幸的是，勃洛克很快就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感到失望，他在1921年逝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首爱国诗《斯基泰人》，它倡导一种“泛蒙古主义”，这是当今欧亚主义的明显前身：俄罗斯应该在东西方之间进行调解，在政治上，也应该在红军和白军之间进行调解。《斯基泰人》在风格上已经回归到更传统的诗歌语言，没有粗俗的声音和表达，也没有疯狂的节奏切换——没有任何使《十二个》如此独特的东西。在《十二个》中，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独特的对立重叠：这首诗赞美了十月革命，但它尽可能远离通常的革命悲情，充满了粗俗下流的语言和手势。在彼得格勒自然和公共混乱的地狱里，基督是巡逻队的首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目标是防止社会混乱，即维护新的法律和秩序。这是神学政治短路的真实形象，也是基督教无神论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意义的形象。基督不是他们的领袖，他只是一个虚拟的影子，他的存在表明，十二使徒不仅仅是一群追求特定利益的个人，而且是一群代表事业行事的同志。这幅图景中没有天堂般的幸福，也没有许诺，只是一群同志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举动，他们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也许他们会被敌人消灭，或者他们会在暴风雪中死去。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表现出完全的奉献精神，仿佛基督是他们的领袖。即使在我们“发达”的西方，我们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团体，他们在封锁地区检查疫情的感染者，或者寻找洪水和热浪中的幸存者，或者——为什么不——在乌克兰前线巡逻并搜寻俄罗斯地雷。名单还在继续：一群艺术家参与一个集体项目，一群程序员正在研究一种可能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算法……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一个团体的成员的主观立场，与政治正确的担忧、怀疑相去甚远，他们与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的暴徒（只是在媒体上表演的暴徒）所激发的集体精神完全格格不入，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自由个人主义的痕迹。他们在地狱里，没有上帝来保护他们。而基督就在地狱里。![]()
“而基督就在地狱里”
画作：《戴荆棘冠冕的基督》
[11] 引自本·斯坦的《在阶级斗争中，猜猜哪个阶级会获胜》纽约时报 2006 年 11 月 26 日。
[12] 我曾在《少于无》（London：Verso Books 2013）一书中详细讨论过这个概念。
[13] 《十二个》—维基百科。
[14] 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Maria Carison翻译(ruverses.com)。
[15] 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Jon Stallworthy和Peter Farnce翻译(ruverses.com)。
[16] 《黑夜，白雪:亚历山大·布洛克的<十二个>》(culturematters.org.uk)。![]()
10.18@ Parrallax视差之眼
文|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Intro
审| Ophe
编| Canyon,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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