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Parallax视差之眼 编者说] 本节节选自齐泽克《基督教无神论》的第四章 ”神圣的，淫荡的，不死的”。本文译作仅为学习用途，不代表本号任何立场。我们仍致力于将《基督教无神论》推送完成，完成我们的许诺，在全部翻译完毕后，将择期形成电子文本免费分享。本文视篇幅内容作一定删改调整。视差的标准定义是：客体显而易见的位移（在某个背景下，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位移源于观察者位置的变化。[1]观察者位置的改变提供了新的视线。当然，随之而来的哲学解释迁回而曲折（philosophical twist）：我们观测到的差异不仅是“主观”的，不能仅仅归诸下列事实：那个客体就在“那里”，主体借助不同的姿势或透过不同的视点审视它。与此相反，黑格尔会说，主体和客体得到了内在的“中介”（mediated)。于是，发生于主体视点层面上的“认识论”转移，总是对客体自身的“本体论”转移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阿伦卡·祖潘奇克关于安提戈涅著作的副标题为“安提戈涅的视差”。[2]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可以买到一些软色情闪卡，上面的女孩穿着比基尼或正式的长袍；然而，当人们稍微移动明信片或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时，裙子就会神奇地消失，人们可以看到女孩赤裸的身体。安提戈涅的两个形象——她的崇高之美和她的畸形残暴——也是这样，就像是在闪卡中：我们的视角稍作转换，就能看到她的不可思议之处，因为安提戈涅崇高的伦理立场是建立在她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畸形破坏之上的。因此，《安提戈涅》给我们的启示，一个世纪前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就已经在《杜伊诺哀歌》中写出：
“因为美之物无非只是我们尚能承受的恐怖之物的开端，我们对它报以惊叹，缘于它冷静得不屑将我们摧毁。每一位天使都是恐怖的。”[3]
[1] 关于视差概念的更系统阐述，请参阅我的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IT Press 2006.
[2] 见阿伦卡·祖潘奇克：《任其腐烂：安提戈涅的视差》(Let Them Rot. Antigone's Parallax) , New York :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23 .括号中的数字指的是本书的页码。
[3] 译者注。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抒情诗人。原文为德文，英文本为齐泽克的翻译，中译文本参考dasha，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541184621/?_i=9688776fAp48-3。
因此，我们不应将安提戈涅的崇高和残暴对立起来，也不应试图猜测哪一面有着更深的意味：安提戈涅赋予了视差本身以实体，视差是无解的缺口。如何证明这一点？阿伦卡·祖潘奇克的出发点是她对这一笑话的敏锐解读：首次拜访土著的探险家问一个土著部落成员：“你们中间还有食人族吗？你们是食人族吗？”“不，我们不是食人族，我们昨天吃掉了最后一个”。祖潘奇克对此解读说：这个笑话很好地总结了一点，那就是每一部成文的符号性律法的核心都（总是）存在着类似于“不可能的犯罪”的东西。如果一个不食人的文明社会是由社会成员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假如说这个“最后”的食人行为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一种食人的犯罪行为，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从新社会的立场来说，食人是一种犯罪，但这只是从回溯性的角度说出的；恰恰是因为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这个行为发生了，食人才变成了犯罪。“最后的食人”与其他的犯罪不同，严格来说，它是发生在一个没有领土、没有立足之地的领域之上的“不可能的犯罪”，它构成了法律国度之中一个被排除的内部。法律（或者说一般的符号秩序）的构成需要一种非连续性、一种分裂、一种无法以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为基础，无法从先前的“自然国度”线性衍生出来的东西。食人族的笑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相当于从一种状态线性地、连续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但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构成了一个悖论：那些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的人怎么办？他们怎么就不再是食人族了呢？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失去了一些东西，非食人族的第一代、“最初的一代”构成性地缺失了，而非食人族的法律则依赖这种缺失，依赖这一分裂。因此，法律秩序的基础意味着，建立法律秩序的犯罪是弗雷德·詹姆逊(Fred Jameson)所谓两个领域之间“消失的中介”，它既不属于法律之前的野蛮行为（被法律所废除），也不属于法律领域（它毕竟是一种非法的暴力）。康德曾经论述过反对（合法）权力的“反叛”，指出了它复杂的法律地位，康德实际上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悖论：陈述的真值性取决于（并随着）陈述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符号经济的循环中，果先于因，即果回溯性建构了因，因此，在康德那里，反叛的法律地位也是如此：“反叛者的所作所为是理应受到惩罚的罪行”这一命题，在反叛仍在持续时是正确的；然而，一旦叛乱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新的法律秩序，这一同样的说法就不再成立：[4]即使经过一场由坏宪政所引起的革命的狂暴，以不合法权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合法的宪政，在这种情况下使人民回到旧的宪政，也毕竟必须被视为不再允许之事，尽管在革命期间，每个以暴力或者诡计的方式参与其事的人都会理应受到对叛乱者的惩罚。[5]再清楚不过了：相同行为的法律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叛乱进行的时候，它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行，而在新的法律秩序建立之后，它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更确切地说，它只是消失了，作为一个消失的中介，在结果中回溯性地取消/抹去了自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法律秩序从暴力的“自然状态”中产生的开端——康德充分意识到不存在“社会契约”的历史时刻：公民社会的统一和法律是通过暴力强加给人民的，而暴力的实施者并非出于任何道德的考虑：因此，既然在所有人的局部意愿的这种不同以外，还必须附加上它的一个联合性原因，以便产生一个共同的意志，而这是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在履行那个理念时（在实践中），就不能指望法权状态的任何别的开端，除非是凭借暴力的开端，在暴力的强制之上，随后建立起公共法权；当然，这种情况（既然人们在这方面本来就很少能够把立法者的道德意念估算在内，指望他在乌合之众联合成为一个民族之后，任凭它凭借这群人的共同意志去实现一种法权宪政）使人事先就已经预料到在实际经验中对那个理念的重大背离。[6]
[4] 译者注。在原文中，此段后半部分重复出现，疑为编辑失误，译者删节，删节后不影响原意。
[5] 译者注。英文文本参见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kant/kant1.htm.，中文译文参考康德：《论永久和平》，李秋零译，https://doosho.com/yi/121/8，后同。
[6] Op, cit.
然而，我们有必要在此更进一步：如果与社会契约的神话时刻一样，原始犯罪也是一种回溯性的幻想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康德的弱点所在：没有必要以某种黑暗的原始罪行为幌子来唤起“激进的恶”——所有这些晦涩难懂的幻想都是为了掩盖行为本身，而行为本身却一直在发生（或者说，可以发生）。悖论是显而易见的：康德本人如此强调伦理行为是自主的、非病态的、不可还原于其条件的，却无法认识到伦理行为在哪里发生，将伦理行为误读为其反面，误读为不可想象的“恶魔之恶”。康德是帕斯卡尔和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以来众多保守派（不仅是保守派）政治思想家中的一位，他们阐述了“权力的非法起源”概念，即国家权力赖以存在的“建立之罪”[7](founding crime)；为了混淆这种起源，他们禁止人们探索权力的起源，并向普通人给出“高尚的谎言”，即关于起源的英雄主义叙事。罗伯特·皮平(Robert B. Pippin)在《好莱坞西部片与美国神话》[8](Hollywood Westerns and American Myth)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在美国的“狂野西部”，从“野蛮”到现代法律秩序的转变是通过残暴的犯罪、通过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完成的，而为了混淆视听，人们编造了各种传说——这正是约翰·福特(John Ford)一部电影中的名言所要表达的：“当传说变为现实，现实也会铸就传说”(When the legend becomes fact, print the legend)。传说“变为现实”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现实与真相，而是指传说成为实际存在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对传说的拒绝就等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瓦解。
[7] 译者注。“建立之罪”(founding crime)的概念（国内《视差之见》译本译为“奠基性罪恶”），实际上指的是即是一体系缝合之时的原初暴力，“缝合之罪”的译法或许更能凸显此概念的意指。[8] Robert B. Pippin , Hollywood Westerns and American Myth,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我指的是福特的晚期作品《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 1962)（也译《枪杀了利伯蒂·瓦兰西的人》）。汤姆（约翰·韦恩饰），“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的食人族”，是一个西部小镇的牧场主，受到瓦兰西和他帮派的恐吓。初来乍到的年轻律师兼教育家兰森（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想用法律手段对付瓦兰西，却被懦弱的当地警长阿普尔亚德阻止。在瓦兰西再次袭击小镇后，兰森找到一把左轮，只身追了出去；瓦兰西微笑着开枪，打伤了兰森持枪的右手，兰森的左轮掉在了地上，但兰森拿起了自己的左轮，抢在瓦兰西前面开枪射击，最终瓦兰西倒地身亡。兰森回到当地的小酒馆，汤姆和兰森的爱慕对象哈莉为兰森治疗受伤的手臂；汤姆进入酒馆，看到哈莉对兰斯明显的爱慕之情后，喝得酩酊大醉，强迫阿普尔亚德将瓦兰西的人赶出小镇，并企图在自己的房子里点火自焚，但最终被救了下来。
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剧照杀死瓦兰西让兰森成为了当地的英雄，在当地的一次大会上，他被提名为更高职位的候选人；但他心存疑虑，因为他不想以谋杀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汤姆随后赶到，向兰森说是他而不是兰森杀死了瓦兰西：汤姆知道兰西不可能杀死了瓦兰西，所以在兰森开枪的同时用庞培的霰弹枪射杀了瓦兰斯。汤姆鼓励兰森为了哈莉接受提名，自己悄悄地走出了大会。二十五年后，听到汤姆的死讯，兰森——现已成为华盛顿州成功的参议员——再次来到小镇参加汤姆的葬礼，但没有解释原因，我们后来才知道汤姆被认定为是“枪杀了利伯蒂·瓦兰西的人”……这部电影的有趣之处在于，兰森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俄狄浦斯立场的倒置：杀戮，即“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的英勇行为，实际上是由匿名的汤姆完成的，兰森鱼与熊掌兼得——他得到了所有荣耀和成功，同时在主观上是无辜的，因为他没有杀死任何人，也就是说，他没有犯下“建立之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的英雄行为，远非法律秩序的肮脏隐秘基础，而是，其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神话。对兰森政治生涯的真正威胁，是这样一个真相：兰森没有犯下杀死法治障碍的“建立之杀戮”之罪。这一神话将犯罪归于遥远的神话过去，并模糊当前国家运作中存在的持续犯罪（非法暴力），不仅包括国家机器的“客观”暴力，而且包括（国家的运作需要的）主体的犯罪。
欧内斯特·盖尔纳指出了这一方向，他声称对政府最准确的定义是伊本·卡尔敦的定义：政府是“一个防止非正义行为的机构，除了它自己所承诺的非正义。”[9]混淆这一痛苦悖论的方法是将国家犯罪的领域提升到非人类的神圣领域——这一主张与赛义德·库特布(Sayid Qutb)的主张（只有纯粹地、无条件地服从上帝才能保证其他任何人免受奴役）之间难道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吗？我们人类不能孤立地存在，我们需要更高的权威，只有一种不是其他人类存在的权威，我们才有可能保留自由，避免屈服于其他人……沿着这个思路，祖潘奇克找到了安提戈涅援引的“神圣的、不成文法”来证明她的行为准确地进入了这个“不可能的”犯罪裂口，这个裂口是新秩序的基础：它们不仅仅是古老传统的残余物，而是随着开创新秩序的裂口一同发生（或者说，出现）的——只有在这个时候，古老过去的一个特定维度才被构建成为神圣之物，因为它与新秩序的建立之罪相关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神圣”可以定义为在既定的符号秩序中没有位置的东西；更确切地说，“神圣”的位置就是无位置的位置。那么，克瑞翁将波吕尼刻斯暴尸田野，他做了什么？他介入了这个神圣的空间，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扰乱了它：他“举办了一场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的盛筵，并且邀请所有人前来观看他正在腐败的尸体。”（13）换句话说，克瑞翁的淫秽之处在于，在法律秩序已经建立之后，他又重复了法律秩序的“建立之罪”。他“并不是简单地延续了既定规则的、标准的、不可察觉的客观/系统暴力”，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简单地死守法律条文；相反，他自己做出了一种过剩的、主观的暴力，而这种暴力并非基于城邦的法律，而且“这加重了他的罪行，他以国家和公法的名义做出了这种主观暴力的姿态。”（10）简言之，他不仅犯下了违法的罪行，他还假装（表现得好像）他是代表法律本身这样做的——他从而从内部毁掉了法律，用任意的主观腐败玷污了法律。
我们在2022年底轰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会丑闻中也能发现类似的结构。这起丑闻涉及斯洛文尼亚耶稣会士马尔科·伊万·鲁普尼克(Marko Ivan Rupnik)，他曾多年担任“埃齐奥-阿莱蒂”(ezio aletti)研究中心主任。鲁普尼克不仅是一位神学家，还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以马赛克作品闻名于世。他创作的艺术作品享誉全球，如梵蒂冈宗座宫中的“救赎之母”教堂、马德里的阿穆德纳圣母主教座堂、克卢日的东正教显圣教堂、克拉科夫的圣若望·保禄二世圣殿和华盛顿的圣若望·保禄二世圣殿的马赛克。他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2016年慈悲禧年期间，教皇为宗座宫的阿莱蒂中心举行了弥撒。在斯洛文尼亚，鲁普尼克几乎成了国家偶像，被誉为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
时年68岁的鲁普尼克神父依旧体力很好（
几年前，丑闻在罗马爆发，一名年轻修女多次小心地投诉，但遭到忽视，于是公开披露鲁普尼克如何强迫她与社区另一名修女进行3P，并与她们发生性关系，这引发了近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性必须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3P是遵循三位一体的行为，即第三人接受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位修女在21岁时认识了鲁普尼克，因为她对艺术感兴趣，而鲁普尼克是耶稣会画家。她还为他摆出裸体姿势，起初这对她来说并不奇怪：“解开衬衫的扣子并不难。对于我这个天真、没有性经验的人来说，这不过是帮助一个朋友而已。然后他轻轻地吻了我的嘴唇，告诉我他就是这样亲吻他举行圣餐仪式的祭坛的，”她回忆道。接下来是无数次的虐待、口交和暴力手淫。如果她反抗，鲁普尼克就会在她的社区中抹黑她。“他毫无节制，为了达到目的，他用尽了一切手段，甚至是她在忏悔时听到的机密细节。”这名修女终于鼓起勇气，离开了社区……[10]坦白地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尽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并且在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有几十个类似的“鲁普尼克”，这进一步证实了故事的真实性），但这些事实的揭露可能有一个黑暗的政治背景：它似乎被保守的天主教势力用来反对教皇弗朗西斯和耶稣会士（他们通常更进步）。我们还应该补充一点（尽管有些延迟），耶稣会士和教会本身做出了适当的反应，呼吁其他受害者向公共当局报告鲁普尼克的类似行为。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听到这样的旧观点：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个人的罪孽，与教会机构无关——这种观点必须被驳回，因为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鲁普尼克，在引诱年轻修女时唤起了三位一体等基督教的观念。[9] Ernest Gellner , 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p. 239
[10] 参见鲁普尼克神父被指控遭受心理和身体暴力。耶稣会士的沉默| Silere non possum，在斯洛文尼亚语中，鲁普尼克(Rupnik)在中指的是神圣的三位一体 - OBALAplus。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天主教神父中，他们之中盛行着同性恋童癖——这些事情不仅仅与那些因为私人历史偶然原因而选择牧师职业的人有关。而且与旧观点恰恰相反的是，这种虐待现象与天主教会本身有关，因为它深深地刻在了其作为社会象征机构的运作之中。这样，它不仅与个人的“私人”无意识有关，也与天主教会机构本身的“无意识”有关。发生这种虐待并不是因为天主教机构为了生存必须适应力比多生活的病态现实，而是机构本身为了自我增殖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没有恋童癖的牧师在服役多年后，却陷入了恋童癖，因为制度本身的逻辑诱使他陷入其中。这种制度无意识指的是维持公共制度的淫秽的、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在军队中，这种阴暗面包括淫秽的性化仪式，如杀戮，以维持群体的团结。）换句话说，教会直到最近才试图掩盖其恋童癖的丑闻，这不仅仅是出于顺从的原因；相反，教会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内心深处最淫秽的秘密辩护。这就意味着，认同这个秘密的一面是天主教神父身份的关键要素。因此，回到鲁普尼克身上，要分辨出他所做的事情中的两个剩余享乐点至关重要：不仅是违反教会法带来的剩余享乐，还有教会意识形态、仪式为违反教会法提供框架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剩余享乐。[11]回到我们关于软色情闪卡的比喻：我们有一张闪卡，上面描绘的鲁普尼克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深深地沉浸在精神事务中；然后我们将闪卡稍微移动一下，就会看到一个猥琐的老人，带着淫秽的笑容......然而，神圣不应局限于宗教事务。正如让·皮埃尔·杜普伊(Jean-Pierre Dupuy)明确指出的那样，核武器的疯狂蕴含着我们彻底自我毁灭的威胁，也意味着神圣的空间：从动词“包含”(to contain)的双重意义上来说，炸弹和神圣都可以说是包含暴力的，这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含义：既包含暴力，又控制暴力。神圣通过暴力手段遏制暴力，最初是通过牺牲。同样，在整个冷战期间，仿佛原子弹保护了我们免受原子弹的伤害。核武器的存在似乎阻止了核浩劫的发生，同时也使核浩劫成为可能。[12][11] 有关这一维度的详细分析，请参阅Gary Hills Papal Sin，New York: Doubleday 2000。[12] Jean-Pierre Dupuy , The War That Must Not Occur, Redwood Ci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quoted from the manuscript).在这里，我们无意中发现了核武器淫秽的模糊性：从本质上讲，核武器是为了不被使用而制造的——然而，正如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在一次采访中所说，武器最终是为了被使用而制造的......“因此，当祖潘奇克在这里针对克里昂的行为提到“淫秽”与“体面”(decency)之间的对立时（13），她在这里首先针对的是“强化审讯技术”等当代做法：现代非法国家暴力（或更广泛地说，由合法存在的权力机构支持和促成的非法、法外行为）可被视为克里昂无耻统治方式的当代版本，也就是说，通过僭越法律的内在界限，通过重复法律的非法建构——就像一遍又一遍地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
公然违反法律的淫秽领袖中，无与伦比的典范当然是唐纳德·特朗普。这里有一个最新的例子：2022年12月3日，特朗普呼吁终止宪法，以推翻2020年的选举，并恢复他的权力:“你是把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扔掉，宣布合法的获胜者，还是重新选举？这种类型和规模的大规模欺诈可以终止所有规则、法规和条款，甚至包括宪法中的条款。”[13]看起来，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法律制度的表象甚至不能维持：如果它想存活下来，就必须公开破坏自己……在今天的俄罗斯，表象也在瓦解：普京先是声称俄罗斯没有对克里米亚进行军事干预，是当地居民在反抗乌克兰的恐怖行为；后来，他又承认俄罗斯士兵身着没有任何国家标志的军装对克里米亚进行了干预。普京身边的强人之一、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俄罗斯版的日本雅库扎(yakuza)）的组织者叶夫根尼·普里戈金最初否认与此事有关，后来干脆承认是他组织的。[14]因此，真正的勇气被重新定义为在国家利益需要时敢于违背法律。我们可以从右翼对随时准备干脏活的英雄的赞美中找到这种立场：为国家做一件高尚的事，甚至为国家献出生命，都是很容易的，但为国家犯下罪行，这就难得多了……
[14] 顺便说一句，现在俄罗斯有一群反对普京的人组织了一支志愿军事部队，为乌克兰而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自称为莫扎特集团——人们只能希望他们会用装满巧克力的莫扎特球轰炸俄罗斯军队士兵……然而，在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这种作恶的“勇气”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斯大林主义中，“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被直接合法化，因此表面上得以保存——对数百万人的屠杀清洗就是对最后一个食人族的永久性吃掉。（这里的悖论是，就像《安提戈涅》中一样，遵守不成文的规定是非常危险的，而这种规定就是道德本身）。现在，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再次将吃人上升为法律：2022年12月15日星期三，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在9月30日这四个乌克兰地区被吞并之前，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犯下的任何罪行，如果被认为“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将不被视为可依法惩处的罪行”。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如何判定一项罪行是否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武装部队被指控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犯下了从酷刑、强奸、谋杀到抢劫和破坏等的一系列罪行）。[15]在2023年3月访问斯洛文尼亚期间，杰弗里·萨克斯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乌克兰战争时说：“和平的基础应该是双方都返回家园。”[16]这句话无疑应获得“年度最愚蠢言论奖”——好像战争发生在第三中立地带，双方都可以撤出。当战争的战场就是乌克兰人的家园时，他们应该回到哪里去呢？（对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读：既然这是一场代理战争，那么“双方”就是俄罗斯和北约——但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就更加无耻了，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北约应该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是，在伪左翼的“取消文化”中，难道没有发生结构上类似的事吗？我很容易想象，黑格尔在提出将包容性和多样性逆转为系统性排斥程序的明显必要性时，会反复达到智性的高潮：“自由左翼的某些部分还能坚持多久，‘取消文化’只是右翼的幻影，因为他们到处取消演出、喜剧表演、电影放映、讲座和对话？”[17]贯穿“取消文化”的是一种“非-辩论-立场”：一个人或一个立场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被排除的正是支持或反对这种排斥的辩论和论据的对峙。黑格尔会在这里利用拉康所说的“表述内容与表述的基本立场之间的分裂”：你主张多样性和包容性，但你的做法是排斥所有那些不完全赞同你自己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定义的人——所以你所做的就是永久性地排斥他人和立场。这样，争取包容和多样性的斗争就产生了一种史塔西[18](Stasi)式的怀疑和谴责气氛，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句私人言论何时会导致你被公共空间除去......在这里，我们不就是在演绎一个极端版本的“吃掉最后一个食人族”的笑话吗？“我们这里没有反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人——我们只是把最后一个人给排除了......”[15] 如果“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利益”，俄罗斯将取消对占领乌克兰境内犯罪士兵的惩罚（msn.com）。[16] 引自和平的基础应该是双方都返回家园——Delo。[17] 引自以包容性和多样性为名禁止言论自由是边缘艺术节最恶心的笑话（msn.com）。[18] 译者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德语：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MfS）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机构，通称“史塔西”(Stasi)，来自德语“国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成立于1950年2月8日，总部设在东柏林。史塔西被认作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