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llax视差之眼 编者说] 性别从不麻烦，我们需要的是使“麻烦”失去效力的那个“更糟糕的东西”。我们可以讲，成为真正的女性，实际上是去性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来谈“共同阵线”。
的确，当我们在21世纪的20年代再回过头来看朱迪斯·巴特勒以及受她影响颇深的酷儿运动时，似乎当时显得颇为“突破性”的所谓“第三波女性主义”显得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酷儿运动始终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兜兜转转，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逐渐衰微，这套游戏正面临着右翼民粹势力的威胁（体现为反移民的、反多元的），当然，右翼民粹主义是什么货色并不用多提，不过，吊诡的是，所谓代表“进步、人道、平等”的女性主义等等意识形态竟放在与其一个赛道上相竞争，那就很难不令人怀疑其意图与性质了。
不过，在遥远的东方却似乎没有卷入西方正发生的意识形态大漩涡之中。人民各司其业，安享太平。不过，与其在此处颇为焦虑地宣称：“天下太平只是假象”，那么不如把这个假象推进到底——我们正是面临着一个假象对冲的情景与场域，意识形态的斗争也便处于这个领域。那么，去构建一个斗争的场域，才是抓住历史辩证法的，而当今中国需要这样的力量。
上文看似扯得有点远，但这是在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与斗争的背景。当那个“黄昏”来临之前，大多数人是犬儒的——这像极了普通小资、或者近似小资生活方式与态度的人，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生存论危机，但总是自认为地不那么急迫，亦或是逃避，这一点也造成，像女性主义这样“不痛不痒”的话题往往被如此谈起——一方面，这满足了遭遇现实创伤与排除之人的需要（譬如受家庭父权压抑者、性少数者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止步于此，放弃了对自己的进一步拷问，这对他们来说也很方便。从而，形成一个个幼稚的、小规模的少数群体或是所谓“女性主义俱乐部”（当然可能以咖啡店、读书会等等方式组织）的玩闹小集体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了。
因而，酷儿理论的女性主义的确在中国过于疲软了，固然不能给出任何切实的、有号召的行动方案，当然，目前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危险当然不在于此，问题是，如何让更多人有意识地去反思这个问题？自由主义的危险难道已经脱离了吗？这种政治的主体化如何组装、运作呢？本文也意图去发挥这样的功能：清晰国内对朱迪斯·巴特勒的酷儿理论的看法，不再盲目崇拜，倡导回归主义积极斗争的正轨。
01
晦涩？不，是装腔作势。
我无意直接进入对巴特勒的理论的分析与批判，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好说的——性别不麻烦。事实上，任何一个熟悉欧陆哲学传统与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人都不会觉得《性别麻烦》这本书晦涩，而就算巴特勒并不想因这本书的晦涩而为自己增添名望与说服力，但是极为遗憾的是，这本书的晦涩决定了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存在——一方面，这本书成为“经文”式的原典；另一方面，误解与盲目的崇拜随之而来。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巴特勒等等学术左翼的妥协性：“心比天高，命如纸薄。”
因此，我恰恰可以说，无论如何，巴特勒就是在装腔作势，这不是原书内容的问题，而是其姿态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一纸向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学术投降的投名状。
把问题聚焦在身份斗争上，便不会走向对彻底解放的追求。倘若是借着福柯的理论，充满自信地幻想性多元化的诉求能够颠覆异性恋“霸权”，进行去中心化，那么这本身没有跳脱普遍性，也没有逃离中心化，这绝非左翼“对律法的悬置”，对特殊的普遍性进行发动，而是，它让斗争淹没在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是一种主动的去主体化——这一点是软弱至极的。
如果要批判酷儿运动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我们需要在第三世界国家更具体普遍的性多元平权运动，那么这同样大错特错。酷儿运动从来没有达到欧洲中心主义的主体化程度，作为后现代的文化运动，其并没有任何输出能力。不过，倒是可以说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后现代变体——当然，对于酷儿运动，它只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环，不过仍然发挥了这样的功能。让我们看看以色列在2023至2024对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反恐战争吧，其正当性的一个理由便是性少数的权益——即认为巴勒斯坦严重侵犯性少数权益，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对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视而不见——显而易见，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滑向其反面，暴虐、屠杀，是极其容易的，因为对“人”的定义权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
不过，无需指责巴特勒因此背了多少责任——她只是在这一切面前坚挺地下跪罢了，尽管，她摆出了一幅反抗与同情的形象，但我们不能说这是进步的，正如不能轻率地评论美国大学生为争取巴勒斯坦权益的游行示威为进步的行动那样，这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或许只有民粹主义分子会觉得欢欣鼓舞）。
不过，正如巴特勒在《性别麻烦》1990版的序言里写的：“性别的复杂性需要一些跨学科的、后学科的话语，以便能抵抗学院对性别研究或妇女研究的驯化，并使女性主义批判的概念具有激进的特质。”她试图在性少数群体的斗争中实现这一点，当然与她在加州LGBT社群的经历有关，但这仍然十分矛盾。就算多么“跨学科、后学科”（当然这很90年代），都没有逃离建制化的、符号化的性别规范，无论异性恋、同性恋、无性恋等等——这很是说明问题，同时也印证了，对巴特勒“装腔作势”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她已经用大学话语把这一切包装的十分精美。
02
怎么敢假定我的性别？
“怎么敢假定我的性别？”，这是一句中文互联网上底层男权主义者十分喜欢使用的，用于嘲讽LGBT的用语。当然，不要将我的挪用理解为一种“靠拢”、“男权”，恰恰应当将其视为单纯的符号组合，而可以有回溯性意义的生发，这也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操作之一。
我恰恰可以把这句话反问酷儿运动及理论的支持者、崇拜者——“你怎么敢假定我是异性恋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假若天真地问：“异性恋、同性恋真的构成性差异吗？或者，性差异意味着什么？”
又是 “神秘的女性气质”的问题。
所以“女性气质”到底是什么？难道说认为自己是女人，就是女人了吗？显然，这种误认是常见的，当然也常见于任何一个庸俗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中，譬如“男性凝视”将凝视与男性审美眼光等同，将女性局限在自身对象之中——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任何消费主义的传销话语中，例如“爱自己”、“做自己”等等。这种极端而愚蠢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十分幼稚与混账的，当然酷儿运动也不出其外，只是在西方的文化高级版罢了。
巴特勒似乎十分笃定，她谈论的就是“男性”、“女性”，而超越这个“异性恋规范”，就是解放的可能：
巴特勒在批判对“女人”定义一致性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所找到的“多元性别”也是另一种“一致性”，其在抽象普遍性上并没有任何区别，放在具体普遍性上所造成的灾难甚至更高一筹。拒绝对“女人”的文化定义的独一性，选择例外于“异性恋霸权”的性少数，并不能产生任何颠覆性，也没有逃脱任何符号的规定，从而只不过是提供了另一套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话语。
的确，对于巴特勒来说，“女性气质”存在，但是它是不完全的，因为没有把“性少数气质”算在里面—— “穿长裙、抹口红、喷香水……”的“女性气质”不够，它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要的是对这些的颠倒……但是颠倒本身也只是“女性气质”的一种倒错罢了，因而从未摆脱符号界，也从未与资产阶级的话语脱钩——事实证明它们确有着良好的合作机制。
所以，“怎么敢假定我的性别？”，那我应该是什么呢？倘若放在巴特勒所打开的场域中，只会得到身份政治的结果：我是250种性别中的一种，是……这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无限判断”，当然这种“坏无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前进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这种本质主义的还原论极为无聊且无赖，那么不如更进一步，将无限判断推向终点——世界之夜。
我们不能说，有着同性恋、无性恋这种例外于异性恋的倒错者存在，反过来说明了异性恋规范的强制性——为什么“异性恋”这样一个历史的偶然，可以成为一种“霸权”呢？把男人女人替换为“理性vs感性”的对子是否可行呢？或许，对于酷儿运动，这也并不是不行——但这也说明问题从来没有这么简单。正如拉康所言，“真正的疯子是自认为是国王的国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都是局外人，而从未入局过，而真正的精神病者会认为自己就是那个“身份”。
这种落差是恒有的，这也是性差异的真实。从来不存在完全的性别，男性、女性从来不能彻底性化。性差异本身就是性差异的失败所产生的剩余。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能局限于精神分析的案例来理解，也就是，必须把精神分析带给我们的启发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严格区分开来。这种落差、失败事实上是一种“前-先验”（meta-transcendental）的结构，或者说是一切开端之前，必然所经历的创伤，一种结构性的空无。巴特勒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至少她在政治上绝对无视了），而取消了这个张力空间，却没曾想到这却是其投入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所谓“反抗”的关键虚伪之处。
我们不能逃避，“性”事实上就是源于失败，在诸多漂浮的符号背后却是一纸空白。对于任何一个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人来说，“性别麻烦”从来不存在，而存在的是“麻烦性别”——熟悉这套符号学的生成机制，那么便可以自由选择性的符号化，性别之多，颇为麻烦——这是酷儿主义倒错的孩童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只想知道自己对于大他者来说是什么。
篇幅有限，我们当然无需再论述一遍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宣称，性差异从来不是反抗与革命行动所要消灭的目标——这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这种套着性别差异表皮，而进行压迫行为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症状是如何、为何在性差异上发作的。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可以宣称：这一切都是男人的错，是父权制度的错——所以我们需要更加多元的“男人”形象，通过倒错行为来反抗社会的大他者？当然，在中国，可能更多表现为网络小资产阶级女性组成的“共同体”（当然这绝不是一种共同体），不过在策略上并非要去取消她们的存在点位，而恰恰是统一战线——反父权的旗帜可以树立。
03
我们需要怎样的女性主义？
因而，问题从来不是“性别麻烦”的身份焦虑，而是“麻烦性别”的实在界。
我们可以宣称，身份政治就是反动的，原因也无需再述，我们需要找寻的恰恰不是“更好的选择”，而应当问询：“什么是更糟糕的？”
身份政治的参与者或许觉得，身份政治也许不好，但也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丘吉尔也说过类似话。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踏出那一步，否定这个场域，进行符号性死亡——选择那个更糟糕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斯拉沃热·齐泽克明显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场域中苟活，不能形成真正有冲击力的政治力量（在欧洲，这将会面临各方面的倾力围剿），而由此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残酷性。我们需要共产主义，并非是因为它是更好的选择，而恰恰是“更糟糕的”，它是资本主义的否定，是资本主义的内爆。
我们需要怎样的女性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确——就是走向共产主义，但是，策略上绝对不会过于简单，就正如不能简单直接地宣称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明天”那样——因为会导致人道主义的庸俗而危险的错误，这也是一种男性性的症状。
如前所述，需要把握的是“统一战线”，而其核心就是那个被压抑的东西。女性主义应当走向真正的反哲学，而非成为学院派知识精英的玩物，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普遍仆从于文化精英主义，当然不过是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高级版。所以事实上去找寻历史上所谓的“女性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幻想可以在她们身上找到所谓“女性力量与觉醒”，这是愚不可及的，正如当下“女性艺术家”或者是“女性作家”的身份也同样不意味着女性力量一样——（就算我们保留“父权制”的称呼）那么它们都没有脱离父权制的框架。无论他们怎样宣称“女性的困境”，都代替不了广大无产阶级女性所面临的处境抉择。
女性主义不能后退，它必须前进，不然就会陷入反动的境地，在名为“文化研究”的领域兜兜转转不会有什么效用。当然，我们也乐观地看到，中国与西方的斗争场域是完全不同的，而很明显，现代化的先进力量处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着新自由主义秩序完全不可理解的运动空间。事实上，真正严肃、成熟的女性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参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在蓬勃生机的成长中追寻幸存。反观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者却躲在屏幕之后发着各种牢骚，幻想着实际上最为纯粹的父权秩序。我们需要抓住我们共同的底线——反父权，但是必将面临斗争的严肃性——当我们面对现实处境的严肃抉择，我们是否还能坚定地做出“女性主义”的选择，并且投入行动？我可以指出的是，从这个角度讲，文化精英的“女性主义”是可耻与可鄙的。
所以，行动起来，将性差异视为一种原初失败的剩余，从而拨开身份政治的迷雾，我们将迎来的，是现代性斗争的清晨曙光。我无需在此处再在哲学问题上进行讨论，需要的是更进一步的鼓励与发动，而非用虚伪之辞再次掩盖与缝合。
无需强调自己“女性主义者”的特殊身份，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现代性场域中，勇于成为真正的“女性”。
8.14@Parallax视差之眼
文| Althusser
审| Ophe
编辑| Lu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