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同股不同权”公司制度的设计与实践

阿里创始人马云曾说：“我们不在乎在哪里上市，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所上市的这个地方要能够接受这种创新，保证公司生态发展，能够支持现代企业创新和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文化。”区分于我国合伙企业法管理制度，马云所创立的“合伙人管理制度”中的“合伙人”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如同合伙企业，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中所称的“合伙人”概念，其无须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本质就是持有公司股份并享有公司核心话语权的公司高管，该合伙人管理制度更偏向于公司内部治理的一种模式。该制度下，合伙人的实质意义就是将“资本雇佣人才”变为“资本与人才相结合”[2]，突破了传统公司制中的“同股同权”原则，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双重股权制”，旨在赋予合伙人在公司上市后资本不断流入公司的前提下，依旧可以通过其特殊身份维持和不断延续其对公司的控制力[3]。 

1.重新构建公司内部“三大关系” 

（1）通过利益捆绑，重构人资关系 在合伙人管理制度下的公司治理模式中，要让经营者和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需要通过一定的利益捆绑来实现，而利益捆绑的方式和广度，关系到人才和资本的契合程度。人才行使权力的权责统一，利益捆绑的期限和数量，以及覆盖到的人群，都将深深影响到合伙人管理制度的实行顺利与否。单独层面的利益捆绑，无法适应当今社会企业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所以需要顾及多层面的利益捆绑，如互联网、高新技术以及新能源行业普遍应用的“限制性股票以及对项目的跟投”模式，其既覆盖了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又综合了长期捆绑与短期激励的统一。相关的利益捆绑模式，还有万科的“超额利润奖”、复星医药的“股票期权”奖励模式、华为的“虚拟股票”等。

（2）通过特别的公司治理模式，重构人才与公司组织关系 在合伙人管理制度下，由于公司治理模式较传统企业治理模式更加的专业化，人才通过其进入机制加入合伙人团队，掌控公司控制权，更利于发挥其特长，提升人才利用率的同时提高了人才在企业中的地位，使其更加顺利的参加到公司治理，促进公司良性发展与壮大。

（3）通过组织机构的扁平化，重构人才与上级关系 在合伙人管理制度及其治理文化下的公司组织机构更加扁平化，较传统公司而言，就是员工在公司的地位，更加平等，管理更加开放，对上级的概念慢慢淡化，人才能够更加自由地发表自身意见并组建公司发展管理团队，发扬团队信任、平等、协同等优良精神，去除传统大企业中等级制度观念的诟病[4]。

2.确保 “创造者与分享者统一”原则 

根据《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此规定也存在但书，可以通过股东的约定，改变出资比例对分红数量和认缴优先权的硬性规定。所以，在“合伙人管理制度”下，能够通过意思自治，在公司章程中创始人和投资人可以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安排公司收益的分配，可以参照万科等，采取合伙人精英管理层奖池，特别奖金等特殊的利润分配制度。从而确保了，创造者与分享者统一这一基本原则。

1.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由于现代企业存在着高度专业化的治理经营要求，其股东又存在着分散化的特点，多数股东存在缺乏公司治理技能和不关心公司事物的特点，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捆绑，显然不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和壮大。在股权与决策权差异化管理的制度下，董事会半数以上的提名权由合伙人所持有，虽然合伙人仅拥有董事的提名权，对提名董事的表决通过选任权利仍属于股东会，但是股东会所表决的董事人选无法由股东自身确定，而且即便股东会对合伙人所提名的董事不予通过，合伙人依旧可以通过选任临时董事来保证其对公司经营权的控制。在此制度的规定下，公司的控制权由传统公司制度下被股东所掌握转为了由合伙人来掌控，合伙人开始作为公司真正的经营者，而合伙人所占股份比例，在实践中往往不足以在股东会里掌握决策的主导权，公司所有权人对公司的经营与控制在合伙制下转移到了合伙人手中，由此就产生了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5]。

2.对＂同股同权＂传统理论的突破

由于现代公司的资和属性，股东权利的分配一般都遵循着“一股一权”原则，但于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提名权没有明确的限制，可以由股东对公司章程的制定规范来确定提名权的配享。在公司实践中，往往是股东讨论并行使提名权。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1款第（二）项，由股东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同时《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尽管我国的公司法将董事的选举权按股份比例规定给了股东，但从但书设定的例外情形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给予了公司章程较大的自治空间，股东可通过约定，不遵照股东比例享有投票权，这就在法律层面给予了合伙制运用的空间。所以，在合伙人管理制度下，阿里巴巴对董事会过半董事的提名权的控制，就突破了传统的股权权利分配理论，合伙人对公司董事会组织与确认有着决定性的权利。但由于股东会的最终决定权的限制，“合伙人”制度要得到真正的实施，还需要其它制度安排的补充[6]。　　　　　　　　　　　　　　　　　　　　　　　　　　

如前文案例列举，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置“同股不同权”或“表决权差异”的股权架构在未违反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即“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已经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在有限公司中，股东通过的其表决权行使投票，在受该约定影响的全体股东同意且不损害其它股东以及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将“差异化表决权”相关约定写入公司章程，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股东表决权利，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但表决权不得进行随意拆分、拼凑。另外，在约定了“差异化表决权”后，公司股份若需要进行转让，股权架构产生变动，该变动需要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由全体股东对相关股东权利再次进行确认[7]。

在股份公司的相关规定中，在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股份发行的原则】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该条款确定了公司法股权平等的基础理论，即每持有一股公司股份则享有对应平等的表决权，但随着我国科创板于2019年的问世，除《公司法》外，对表决权差异安排做出明确规定的文件主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3号--表决权差异安排》等，可以看到，现今我国对表决权的差异化管理和规制，主要针对于科创型企业，科创板设置其本身即是针对“科技创新企业”而设置的板块，在该类企业中多数属于技术、资金、人才密集型的创业企业，掌握核心科技把握公司未来发展的创业元老缺乏资金支持，融资扩张又面临的创业者股权稀释在传统的股权框架规制下无法掌控公司，保证公司置于“核心人物”的控制下快速高效发展，所以“表决权差异安排安排”一方面解决了许多科创型公司的痛点，另一方面也给其它类型的股份公司的相关股权架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8]。

在股票发行方面，上述规则对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发行人申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需要在市值和财务指标、信息披露义务、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表决权数量、表决权比例、以及普通表决权保障相关内容进行详细的规制，该类规定也是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现今在“股东本位制度”的实践中有所突破，“同股不同权”制度开始逐步应用到市场，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当中，得到相关制度上的完善和发展。

从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创造的传奇，到2019年我国国内科创板正式设立落地，敢于突破传统理论的限制，依照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改变和尝试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同股不同权”相关制度的不断落地，不仅可以加强类似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的上市信心，另一方面，其对国家其它板块的公司也是一种十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公司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