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对波兰文化的关注，不只是波兰诗歌，还包括所有波兰语的写作；也就是说；我追踪知识界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切变化。广泛涉猎几种语言的写作，我首先阅读的是波兰语读物，因为它们最为有趣。在理论上似乎不可能的事，实际上却发生了。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却开出了更为丰盛的花朵，甚至超过许多在文化意义上第一流的国家；越来越聪明的世代，相继而生，祖国与移民群体之间积极的互助协作战胜了国家的封锁。罕见的能量、人才、接受力、即兴创作的能力——这一切，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背景：日常生活的苦难、民族主义的狂热、警察制度的恶化、上上下下各种力量的争斗。一个脆弱的存在，持续地处在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而我固执地坚持一种观点，即我们来自于另一个欧洲——也就是人们终于开始将其定义为“中欧”的地方——我们比西方更有活力，也比东边那个庞然大物更有活力。
波兰诗人。或许最难讲的就是高乌钦斯基。他是不可译的，所以我几乎没有尝试过翻译他。然而，之所以说他最难讲，最可能的理由，是他提出了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国家需要具有怎样隐藏的资源，才会产生这样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诗人？这样一个来自地下洞穴的、丰富多彩的、傲慢自负的人，一个变戏法的人，一个地精？
维克塔•温尼茨卡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就职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她告诉我，有一次她走进那里一个高级官员、一位英国贵族（伯顿？）的办公室，看到桌子上一张照片，简直不能相信，她认识那张脸，高乌钦斯基的肖像怎么会出现在一个英国人的桌子上？英国人证实，那的确是高乌钦斯基。他们都曾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里待过。“我所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一个人。”
我写到过高乌钦斯基，而现在我有另外一个假设，它不是太近似于那个关于他的被普遍接受的“超道德”的假设——也就是说，他的一支笔，可以出售给任何人。高乌钦斯基和其他许多波兰文人一样，青年时期都有过一些在俄罗斯生活的经验，而且读过一些俄罗斯诗人的原著。如伊瓦什凯维奇、维特凯维奇、卡齐米日•维耶任斯基。或者后来的，更年轻的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但是，尽管高乌钦斯基喜欢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在莫斯科——那些年，使他太容易感染上俄罗斯特性——他的悲剧，从根本上说，却仍然是非俄罗斯的、非启示录的、非历史性的悲剧。同时，他根本不受二十世纪精神气质的影响，那种精神气质制约了许多诗人。各种否定性——世界的缺陷、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对语言规则的反抗，等等——在许多现代主义的化身里都可以找到，包括波兰先锋派运动，但它们却与高乌钦斯基格格不入。这可以从下面一件事得到解释：很多人兴奋于“找回了我们的垃圾堆”——即波兰国家的独立——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或者，也可以简单解释为对于现代艺术时尚一种故意的反叛，似乎他对自己发过誓，他永远不做一个革命诗人。他仅仅在1929-1930年间跟“《战车》诗人”保持过松散的联系。我怀疑，他夹在名士派诗人中间，一起拜访过一次生活于斯达维科的伊瓦什凯维奇，为了斥责伊瓦什凯维奇身上的“资产阶级性”（那时，塞比拉甚至还站在左翼一边）。我从1930年起就认为，“小天使之歌”是理解高乌钦斯基全部作品的关键。它对于现实的肯定，与他后期诗歌对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赞美如出一辙，使用的词语也几乎相同。
就二十世纪的诗歌而言，某*主义是一个梦，它以为挣脱了堕落天使的鬼脸而进入一个彻底肯定的领域——或者，米兰•昆德拉也许会说，那就是“刻奇”的领域，他具体定义过这个词。但是，对于高乌钦钦斯基来说，却并不是如此，因为他总是在肯定。很简单，存在一种属于他的最个人化的倾向，以及这个国家的自大性格，而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我看来，高乌钦钦斯基的确相信，虽然不像颠覆自己以求摆脱过去之我的那些人，认为地球可以通过彻底改变而净化。那一套修辞，为了新秩序而不惜牺牲，这与他早年选择的风格是一致的。换句话说，穆罕默德没有向山上走去；山向穆罕默德走来。他当然喜欢钱，但是很难想象，他一边写作、一边恶魔般嘲笑他骗人的小把戏。
是的，有一首诗，从中可能看出作者更多隐藏的意识。那就是《给叛徒的诗》（1951年），这是一首有关我“出逃”的诗，它无疑写出了整个华沙文学界的情绪，全体的惊愕，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变节。此后，很快就发生了博罗夫斯基的自杀。但这首诗证明高乌钦斯基也确实发生了动摇：
这事让我痛苦
仿佛一节棍子击打着我，
我向我的母亲和华沙发誓，
此刻它仍然令我恶心。
“给叛徒的诗”是一种驱魔术。它还采用了各种爱国主义的煽动手法：见鬼吧，那些外国的城市，巴勒莫和陶尔米纳，这里才是可爱的，维斯瓦河和橡树林、山雀和啄木鸟；叛徒，“用波兰交换一只手提箱”，将会受到惩罚，因为只有在波兰才能写诗，无论谁移民外国，注定要枯竭。
这是我们
肖邦式的思想——
这是我们
斯大林主义的口号。
杜鲁门永远不能
扑灭我们的明灯。
“但是，为什么，切斯瓦夫，”斯坦尼斯瓦夫•温森在读完这首诗后问我，“他为什么把你放在拉文纳？”
以一双叛徒之眼，你看着拉文那，
看着马赛克装饰的发光的石头……
“拉文纳就是但丁，说到底，但丁是流亡诗人的保护人。他好像在对你眨眼睛。”
温森知道那种驱魔术，虽然它充满刻奇，对我还是会发生影响，于是他想安慰我。不过，那个拉文纳，的确暗含某种东西。虽然我不把它理解为眨眼睛。他的诗提出了一个观点，它是针对逃亡者的诅咒。相对于谁来说，逃亡者是一个叛徒？对于他的国家，还是一个从外部强加的政府？为了加强他的论点，他引入了十六世纪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他曾出国，但他回国了）。高乌钦斯基的才智突然使他滑向一个念头，他想到了但丁：毕竟，欧洲这位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流亡者，并且他不承认佛罗伦萨政府。也许米沃什想从那不存在于波兰的自由中获利？不，那是不可能的，他不会成功：
而你认为那对你会更好，
你认为诗琴是一个小贩的盒子
带着它，一个人便可以在大路上游荡。
换句话，同时有必要驱除一个人自己的怀疑。
从这一点，我可以推断出，高乌钦斯基将我的诗放在了一定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事件让他上心，尽管我们不知道其程度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在某个时刻，他是否会突然感到震惊，那会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言行错乱到了何种程度。我在巴黎听到的那个故事，肯定仍将是一个谜。
雕刻家卡尔尼对我说，就在高乌钦斯基于1953年12月突然去世之后，卡尔尼被叫去做一个死亡面具。他看到他的脖子一个黑色的勒痕，在他看来，那只可能来自一根绳子。事实上，高乌钦斯基上吊自杀的细节被细致和成功地隐瞒了，死因被说成是心脏病发作。我不认为卡尔尼有任何理由编造这样一条信息。然而，高乌钦斯基的不忠，可能使爱国的意见倾向于一个罪恶与惩罚的骗局。由于卡尔尼显然是唯一的见证人，而且，因为公开这个秘密，家庭成员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卡尔尼的版本便无从证实；也许最终将会出现某种证词。虽然对于这件事我真不知该如何看，但是，如果结果被证明是真的，它将应验那个英国人的看法，高乌钦斯基的确是一个他有缘见识的“最不同寻常的人”。我必须补充说，高乌钦斯基是异常复杂和诡秘的，所以，对于他性格的任何分析，包括我的分析，都可能产生误导。比如，他隐瞒了他巨大的博学。仅偶尔显示出一部分；又比如，他背诵了许多不同语言的诗歌——贺拉斯、里克尔、英国诗人、俄罗斯人。
高乌钦斯基的战后诗歌使用了两种主要手段：对平凡事物的赞美，对众多“与我们同在”的艺术家的赞美——这些艺术家包括贺拉斯、维吉尔、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肖邦、科哈诺夫斯基，等等。对此，当然无人会提出异议。总之，它们在肯定：生活是美好的、快乐的、讲究的。但是，这种欢乐的基调是奇怪的，因为它完全不顾高乌钦斯基内心所有的挣扎，而这种挣扎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他1946年的笔记《从巴黎失败的撤退》里，挣扎显而易见；之后，它们确实不再浮出水面。然而，他肯定还记得他的祈祷：
宽恕我，主啊，
对于我的羊毛，风太大了；
啊，请收回你的过度的丰裕，
请制止海洋的波涛。
一个诗人应该用他最好的东西来衡量，而非用最坏的。我不接受那种指责，说我轻视高乌钦斯基。关于他诗歌的美，我在其它地方写过；相对于他同时代所有的先锋派诗人，我把他置于一个更高的地位。他最高的成就之一，战前的作品《萨洛门家的舞会》，吸收了时代的末日情绪（与杜维姆的《歌剧中的舞会》形成对照），将那些情绪带进了一种梦幻的领域。
李以亮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