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写下关于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回忆录。出于某种在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原因，虽然我在写作，比如，有关晚期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的文章时，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不能设想我会写作类似关于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随笔文章，虽然我也很熟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赫伯特是一个更“统一的人”？不是。这三个人，米沃什，赫伯特，布罗茨基——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个人，他们都是多么独特——他们享有或遭遇了何其复杂的人生，就他们工作的严肃的意义，以及他人对其可见的社会形象相对轻松的感知来说，又是多么不同。三个人都喜欢开玩笑，容易与其他人相处，善于主导谈话，都爱朗声大笑（米沃什的笑声最响亮，最庄严），仿佛需要从其职业的庄重性里，暂时抽身休息片刻。
然而，不久前，关于赫伯特的生活，我又写了几页。这仅仅是因为，当他参观我在西里西亚的高中时，当我几乎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见到了他的缘故吗？因为他的个人困境，他的病情，因为命运强加于他的戏剧过于残酷，使其高贵的诗韵甚至都大不同于其他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工作完全不同）？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利沃夫，出生相隔二十年而彼此距离只有两百公尺，所以我对他的命运有一种特别的领悟，仿佛从两次不同的战争回来的军人，但是由于出自同一个军团的缘故所以感觉更近，就像同一部落、同一家族的成员？
在亲身见到米沃什之前，我已阅读他多年。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我不相信我会遇见他。那时候，他对于我就是一个传奇，一个传说中的麒麟，一个生活在不同星球上的人；加利福尼亚州于我只是一个美丽的名字。从我青年时代的视野来看，他属于波兰文学的一章，如同遥远的中世纪一样。他是出生于这个世界没落贵族最后一代里的一员（没落，但仍将自己定义为贵族）：他生长于立陶宛乡村的一个小庄园，那里的树林、溪流、水蛇，和我度过童年的、最简陋的工业城市里的有轨电车和公寓一样，随处可见。他的波兰和我的波兰是那样不同——他那个波兰的翅膀，伸展到了东边。当他在1911年出生时，他是俄国沙皇的子民；俄国的一切，包括他十分熟练的俄语，都是他所熟悉的（不过，作为他的读者都很清楚，他对俄国的很多事情都是持评论态度的）。我出生在一个版图大为不同的波兰；像一个睡觉的人，从床铺的一侧换到另一侧，我的国家的手臂，朝西方伸了开去——当然，只是形体上的，因为在政治上，它被纳入到了东方集团。
我成长在一个“后德国”的城市；我的童年世界的一切，看起来、闻起来都是“德国的”。白菜似乎是德国的，树林和墙壁使人想起俾斯麦，黑鸟的歌唱带着日耳曼口音。我就读的小学，应该属于柏林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它的墙砖，是那种普鲁士的暗红色，就像演唱瓦格纳歌剧的歌手的嘴唇。在我们的公寓出现的第一台收音机是德国的（一台我崇拜的收音机——它的无线电，从一个无形的空间里接收信号，它有音乐，它从不同的大洲带来了奇怪的声音），而且，很可能它对阿道夫•希特勒没完没了的讲演，充满怀旧之情。德语是我已经开始（不情愿地）学习的第一外语，因为我的祖父，他自己也是一个说德语的人。对于米沃什，虽然他通晓多国语言，但从来就不存在学习德语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语诗歌，也从未在他浩如烟海的阅读中，扮演一个主要脚色。
我的童年没有庄园和水蛇。煤矿和烟囱就是我的树林和草地。有些贵族家庭，隐藏在最小的公寓里，靠极少的工资生存。（我得赶紧说，我的家庭不是贵族）。据说我是一个无阶级社会里的居民，在其中，鹰隼和麻雀被判处保持强制性的友谊关系。无阶级社会：实际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很穷，除党的政要和几个狡猾的、善于瞒骗的商人，而他们的睡眠也是不得安宁的；他们积累的财富有一天可能被带走，没有坚实的法律保护他们。我们所讲的语言，是平民的波兰语，生硬，丑陋，充满了典型的、当局的缩略词、缩写、陈词滥调，间以笑声、赌咒发誓和讽刺——那是一种奴隶的语言，只适宜于以一种满含怨恨的、布尔代数的形式，达成基本的沟通。在70年代中期，我很崇敬克拉科夫星光剧院上演的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它由康拉德·什温纳斯基执导演，他不久后在叙利亚一次航空事故中不幸去世。该剧上演不久，我听说米沃什看了有人提供的记录片，愠怒地评论说：“我受不了这些演员所说的波兰语。” 他认为他们的发音极其粗野。这些野蛮人是我的同辈人，我的同代人：从进入大学开始并不严格的军训起，我就认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当他们在舞台上演出密茨凯维奇那一代的反叛时，他们听起来像我的朋友；我也被带回上世纪之交时的维尔诺，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讲的是我的语言，这种语言，没有俄罗斯悦耳的音乐，也没有法语的那种优雅。
也是在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画家莱谢克·索博茨基，他定期会去往美国（他的母亲住在洛杉矶）。他是一个由年轻艺术家和诗人组成的、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比较模糊的群星中的一员，虽然他们还未从个人的经验中懂得什么，但已开始尝试，忠实于一个更为真实的审美标准，想要创造一种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更有意义的艺术。我也属于这同一个群体。索博茨基在前往洛杉矶的旅途上，往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邮寄了一个包裹，其中有一些我们创作的诗歌和小说的节选，以及由他和朋友们创作的一些绘画作品的印刷品与复制品。过了一段时间后，米沃什的一封长信到达了；不可能更使人震惊了。米沃什基本上否定了我们所有的社会批评性的艺术，认为我们的努力用心良苦，却没有美学上的吸引力，属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完全可以想见的反应。他力主“形而上的距离”，引述亚历山大·瓦特基于形而上学理由的、反对极权主义之必要性的句子。意思是说，要从某人之信念的根基着手。这封信于我、于我们，如同一盆凉水。米沃什正确吗？当时，我犹豫不决……他使我暂时停了下来。现在我认为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在他的判断里一定有那么一点嫉妒，嫉妒我们行动的直接性；一个流亡知识分子从需要上讲，常常是“形而上”的——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无法进入自己国家的、无中介的生活现场。那个更为年轻的米沃什，在纳粹占领时期及稍后写出了系列伟大诗歌的米沃什，可是一点儿也不轻视直接性。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了米沃什的诗歌；它的韵律有时候似乎是远古的，但其智性的内容却是再现代不过了，它们再有魅力、复杂、令人陶醉不过了。我说我爱上了它，这是真的——然而，我首先得能找到米沃什的诗，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的父母有一个丰富的私人图书馆（其中，小说的确让诗歌相形见绌），书架上却根本找不到米沃什的书。他的名字从所有教科书上被抹去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从来没有提到过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个名字。百科全书有一个“米沃什”名下的条目，但它属于勇敢的塞尔维亚王子“米沃什·奥布热诺维奇”，与《本乡本土》一书的作者无关。自1951年他出走的那一年起，米沃什一直就是一个被排斥的人、一个异类。如果他的名字确实出现在某印刷品里，也常常是伴随着一个拜占庭式的官方标志：“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怜的共和国，竟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敌人！
为了能读到他的诗和散文，我需要得到学院院长的特别许可，有一次我的确得到了许可——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借出这些书，我只能在雅盖隆大学图书馆（它是我在克拉科夫的母校王冠上的宝石）一间阅览室里研究它们。我每天都不得不说向一摞书说晚安：当我走回家时，它们不得不被搁回到书架。我被指定在教授阅览室里阅读。在我眼里，在一个年轻研究生眼里，这地方，便有了特别的重要性。在那儿，我一坐几小时，研究着我们共和国敌人的著作。多么甜蜜的时间！因为是在一种阴谋似的条件下走近米沃什的诗歌，更增添了几分甜蜜。
米沃什作品的丰富性令我叹服；我还不能立刻完全把握诗人全部的成就。我狼吞虎咽他的诗歌，就像一个人被许诺了一个神奇的果园却只有很短的时间，作为一个闯入者，如饥似渴地伸向那些樱桃、梨、桃子。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闲暇——恐怕我也不够成熟——来领悟其作品的不同层次，理解他的思想，弄清米沃什复杂的诗学演化过程。我因陶醉而阅读，而不是为了什么批评的洞察力。我还记得，在图书馆里陶醉于背诵他的诗歌然后回家的情形。假如我是一个司机，警方完全可能因为醉酒状态将我逮捕。但是，因为我只是一个迷迷糊糊的步行者，没有人真的出面拦住我；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控制我的白日梦，不能控制我沉浸于诗情的销魂时刻，不能控制我走路的样式。
米沃什的诗究竟有什么吸引了我？正确地说，是所有不同于我的经验、不同于我的处境、不同于我的“人民共和国”语言的一切。我爱上了米沃什的自由，米沃什就是凭借这种自由，既尊重又反抗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规则。他比我早前知道的诗人，说出了更多——我的意思是，他并不严格追求纯诗主义者的隐喻：他要告诉读者的，远远超过那些已被接受的当代诗人。读者知道，米沃什相信某些东西而且憎恨另外某些东西，知道米沃什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什么，然而他的许多诗，仍然是诗人与自己的激烈争论，理解它们一点也不容易——他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同意自己的意见。我也惊讶于他的诗歌里不变的、充满活力对于隐秘之物的探寻，这种探寻体现在十分具体、感性的意象之中，而不是出现在禁欲主义的、修道院的礼拜之中。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狂喜的语调混合着清醒的反思；试图分类这种诗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冲破了分类学。它不是“自然”的诗歌，它不是“沉思历史的诗歌”，也不是“自传性的抒情”——它是这一切！这个诗人的雄心不知道有任何限度；他试图在宇宙之中畅饮。
虽然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了如此的亲切感，亲眼见到他时，我所感到的震惊仍然是巨大的。他富于力量的作品之宽广、复杂的领域，与我终于见到了绅士（一个七十八岁的“微笑的公众人物”）之间的对比，也是相当强烈的。一个人身上如何能体现一部巨著所有的矛盾和玄妙之处？我不是说，米沃什作为人的化身令我失望。一点都不；我钦佩他，我热爱他，和他一起度过的每一刻都是令人陶醉的。他是一个亲切的朋友；他为我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震惊》撰写了一篇最为慷慨的序言；他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显示出兴趣；后来，在克拉科夫，我们几乎成为邻居，我经常看见他。但我知道，对于他，我仍是一个年轻的朋友，而不是某个可以倾诉的人，我想，那要是他那一代人中的某一个，有着共同享受或忍受过的经历。
1983年6月，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在莱昂诺尔·菲尼和康斯坦蒂·杰伦斯基宽敞的公寓，靠近胜利广场。当时，我才离开波兰，不知道会在巴黎生活多久。与米沃什一样，康斯坦蒂·杰伦斯基也是一个流亡者，是米沃什诗歌杰出的评论家和伟大的崇拜者。我当时遇到的米沃什，是一个年长的政治家——上了年纪，但奇怪地年轻而英俊，安详，机智，发散着能量，这使他总是成为每个社会活动的中心；既狂热又柔顺，刚刚被斯德哥尔摩授予的声誉，将他从身在伯克利的孤独的煎熬中解救出来。
1986年1月在纽约举行国际笔会的会议，期间我和他以及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在库珀联盟馆一起朗诵，现场有一个热情而庞大的观众群，他们似乎主要由一些非常年轻的诗人组成——那是一群多么可爱的读者！从那以后，我不时都会看到他，在巴黎，在加利福尼亚，在纽约，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在休斯敦，我在此教授创造性写作，我请他为学生们读诗。
后来，在克拉科夫，我多次去博古斯拉夫斯基街他的寓所拜访他，他与卡罗尔终于在那里定居下来。我看见他漫步——越来越慢——在克拉科夫的旧城区，几乎谁都能认出他，敬畏地看着他。因为他步行缓慢，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表达心底的敬畏。他就像歌德在魏玛，虽然他的公寓远比歌德在弗劳恩普朗的故居简朴——但是，他在克拉科夫和波兰这小小世界里的中心地位，从来没有人质疑。对于一个缺席了几十年、终于返回其祖国的流亡者，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智识上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餐厅，他说话声音很大，因为他听力不好，他的嗓音那么大，这使他的朋友略微有点难为情——谈话的隐私性少了。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被他的老龄削弱。他的记忆力不可战胜，他的笑声不可抗拒，他的头脑一直警醒。
在2002年和2003年，我与爱德华•赫什在克拉科夫组织夏季诗会，期间米沃什受到美国诗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有的非常年轻，有的也非常有名；米沃什拒绝了参加评委会，因为他无法听清别人说什么，但他同意会见休斯顿来访的学生。他回答他们的提问，许许多多的问题，在听众面前做长长的、令人难忘的自言自语（必须有人靠近他听力更好的那只耳朵，重复问题以使他听清）。他也和其他诗人一起读诗：我会永远记得，在精心修复过的克拉科夫犹太教堂，一只圆顶小帽戴在他庄严的头上——仿佛年老的大卫，在面向他的国家讲话，虚弱，但仍然那么有力，庄重，但也明显带有一点礼节性的、心满意足的微笑，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着。
他站起身来面对最后岁月的挑战，在这样的举止里面，有种卓越而迷人的东西。他从来没有退回一种当之无愧的退休生活的安逸里。与那些他喜爱或喜欢的人在一起，他是温柔、大度、迷人的；他接待许多朋友和许多陌生人，年轻或年老的慕名者，诗人和评论家，但在公共场合发言时，他保持着一名愤怒的先知的声调。他一直在抨击同胞的褊狭琐碎；他一直在为梦想的家园辩护，他维护着多元化和宽容，同时也在抨击现存社会的恶习：他憎恨反犹太主义、心胸狭隘、民族主义、愚昧落后。他有一个宗教的头脑，但也相信自由、民主的原则，并试图教会他的同时代人接受这复杂信条的影响。
我亲眼目睹了卡罗尔去世后他内心深深的悲哀；那时他已知道他将面对生命的终点，在一个空落的公寓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卡罗尔温柔之手和想象力的痕迹。即使那时，他最后一次旅行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永别了她——回来之后，他即能写出美丽的挽歌，“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在他身上，将生命的痛苦转化为诗歌的天赋，未受损伤。但是他累了，而且在我看来，他甚至为此感到有点羞愧，羞愧于自己总是能够成功地成为一个魔术师，不顾一切，不顾所有的灾难、所有的死亡写出诗篇。“诗歌是什么？如果它不能拯救/国家或人民？”他在四十年代中期就曾如此发问。使用魔法又有什么用，如果它不能宽慰绝望的心？他总是存有宗教的希望、信仰、有时给他带来了神之存在信号的梦想，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诗里知道的——绝望，也是他的常客。他的笑声还是战胜了生物学的鄙陋，但是他最后的岁月使他的身体虚弱不堪。
这伟大的生命有它的秘密：米沃什多少次在他的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的朋友们从来不会相信它，而我认为，他也许要我们不要当真，但是至少要严肃地考虑。朋友往往太过善良，太有礼貌，太有教养。他们总是对你说：“你会很好的”，“你言过其实了”，他们希望你振作，这是他们的目的。这也许是一个挣扎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人想要听到的话。很早很早就认定，诗歌是为了与人交流沟通，而非为了高深的炼金术与语言游戏的诗人，在他倍感孤独的、日日夜夜的沉默中走向死亡。在他痛苦的最后几小时，与他交谈的最后之人，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她照看他家里的一切，她是一个有着伟大心灵的好人。我愿意这样认为：在他几近一百年的戏剧性存在的复调音乐里，他最终听到的声音是一个未受学校教育的美好的嗓音。也许在这舒缓的嗓音里，他发现了某个拱门似的东西，它存在于他最后的时刻与他立陶宛乡村的田园诗般的童年之间；而在这二者之间，是现代历史的暴怒，是他长期流亡的孤独，是他斗争、思想、想象、反叛的力量。
我不能写下关于米沃什的回忆录：太多太多，隐藏于他的生命里。此外，他是一个狂喜的诗人和狂喜的人。我们永远不会真正懂得这样的人。他们往往藏起他们欢欣的伟大时刻，他们从未与他人分享他们突然之间有所发现的短暂欢乐，以及幻象消逝时的悲伤时刻。他们在孤独中壮大。和朋友在一起时，他们通常举止恰当，为人慎重，像别的人一样。他们就像我们有时在平静的港湾里看到的大船：斑斑锈迹覆盖了巨大的、固定的钢板，几个水兵在甲板上懒懒地晒着太阳，蓝色衬衫晾在一条绳子上。没有人会想到，这艘大船，曾经与飓风搏斗，勉强幸存于大风浪的冲击，唱着刚强的歌……不，我并不十分懂他。我必须重回他的诗、他的随笔。
李以亮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