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怀旧的人没有未来。也许，也没有现在。
2.
我们高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贾平凹的散文《丑石》，好像是高三吧，因为学了又不考（我们是改制三年高中的第一届），印象已经不深了，倒是非常清晰地记得，曾经虚荣地得意过一下，因为文章是我在作者的第一本袖珍散文集《月迹》里读过的。作者有个卒章显志的说法，丑到极处就是美。老实说我当时完全理解不了，觉得作者不免强行得出了这个结论，因为我的阅历及悟性所限吧，我现在也没有完全get到那个突变的点。丑还能变成美？前提呢？条件呢？作者无非是说，那块丑石因为是陨石，所以就很不一般，人家是补过天的。这未免也太势利了一点。就在刚才，我好像被自己的经验打击到了。长期以来，我认为河马是一种丑得不能再丑的动物了。但是仔细看看，也没有那么丑吧？甚至可以说很奇特，很独到，有种不可替代的……美。的确是一种美，但是，不是令你赏心悦目的美，不是会让你爱上的美，但是你意识到它带给世界的丰富性，不在其他物体那里被复制的唯一性，于是就认可了，继而多看了一眼。它很美。在它身上，体现了造物主特别的匠心。
3.
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发表《日瓦戈医生》，次年因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显然有西方操作的成分，苏联政府反应强烈。肖洛霍夫发表谈话，“《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话要反着听”之一例。
4.
我早就发现，我对陌生人很有亲和力，对于熟人却没有。——过于真实具有排他性。
5.
说到诗歌的标准，我可能不会否认，不会说没有标准。但是也必须说，什么标准？标准是什么？我也只能说：一言难尽。我有我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各人各行其道即可。我说的标准不是教条。我遵循的标准只是理想的尺度。如此而已。
6.
在“假大空”被鄙弃之后，需要警惕和避免的是“假小空”。事实上后者如今很流行。诗，其实不在乎大或者小，关键是境界，境界总是跟虚假和空洞格格不入。
7.
写诗有两个“让位”：第一个是“我”让位于诗，诗不是以“我”为中心的，诗以诗为中心。即便是惠特曼那样的诗，“我”也只是一个人格面具，所以草叶集也被认为是个人的史诗。让“我”退出或者隐身，目的是让诗现身。那些挡在诗前面的人，突出了自己，却遮蔽了诗的光芒。第二个是语言让位于沉默，诗的终点不是别的，只是沉默。沉默不是无言，是言的末端，是语言的指归。所以，永远不要屈服于言说的急切，而是要朝着言外之意，跃入沉默的象限。
8.
诗人是重视词语的联想意义的语言学家，一个词语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一首诗的成败，通常来说越具体越好，具体更具可感性，但是也不能机械理解这一点，有时也必须抽象甚至模糊——模糊也有它应有的作用，一切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和语境（上下文）——这是作为译者处理起来的难处之所在。我遇到过如何翻译ashes的问题，灰、灰烬、骨灰——我选择了骨灰，不过我的编辑把它改成了灰烬。缺少必要的上下文，我只能说都对。遗憾的是我错过了跟作者沟通的机会，我本来是记着的。
9.
金辉的诗，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以思入诗。以思入诗有一个问题或者说难度：什么是没有被思过的呢？毕竟重复不是诗，这就要求思未被思者，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对于作为思想者的诗人来说，就得改换思维方式。另外，诗之思绝不等同于哲学之思、神学之思。诗人的强项在哪里呢？在于感——感觉和感受，这也是诗人不可丢弃的立身之本，也是诗的终极合法性之所在，据此，诗人就享有了“不必正确”的特权，也许，实际上是发现悖论的特权；哲学家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是诗人哲学家。
10.
从前的寓言是隐喻性的，现代的寓言是象征性的。对于寓意而言，隐喻是一解，象征是多解；隐喻是封闭的，象征是开放的；隐喻是说出，象征是暗示；隐喻是过去的诗歌方式，比如伊索、克雷洛夫；象征是现在的诗歌方式，比如卡夫卡、萨拉马戈。我们不能说哪个更高级，只能说这是文学的变化，文学遵循追求新颖的创新原则自然就走到了今天，文学反对固步自封；文学反对旧瓶装新酒，文学就是不断发明新瓶新酒的过程。
11.
默温写诗告诫年轻诗人：不要过早丢掉自己的骄傲。木心则说：不谦而狂的人，狂不到哪里去；不狂而谦的人，真不知其在谦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