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欧和东欧，“诗人”一词的涵义较之西方有着些微的区别。在这里，一个诗人不只是把语词排成美丽的序列。传统要求他是一个“吟唱者”，他的诗应能让众人口口相传，他应在诗中对全体公民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发言。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对诗人的职责有不同的理解。假如戴奥特生在国王和贵族们在桌旁为诗人提供一个席位，以交换一首颂歌或一则笑话的时代，他大概会是最快乐的。甚至从前年代的着装也较之我们时代的商业套服更适合装点他的门面；仅仅是一头长发和手中的一把诗琴，就可以创作出一幅足以体现其性格特征的画。
戴奥特有着吉普赛人的黝黑皮肤，满脸雀斑，个子不高，大笑时厚实的嘴歪向一边，一副滑稽的怪相。他是个大背头，头发往后梳。他的头相对于他短小的身材大得不成比例，以致他看上去有点像宫廷画中的小矮人或小丑。他的领带结打得又大又松垮，由此透露出他对奇装异服的嗜好。那些第二流的艺术家常常借助这类花里胡哨的怪癖确认自己的身分。但他的“附庸风雅”却是他特立独行的一部分。他以每一个手势、语调的每一次抑扬顿挫把玩世界；他用不同的重音来区别他自身和周围环境的节奏。他的节奏富于暗示意味。他在人头济济的大厅里朗诵他豪华的诗篇。他是个出色的演员；他支配观众，知道如何调动他们的听觉并步步引向高潮，从不让赖以为托的张力跌落。他慢慢地强化他的诗的压力，在词句之间顿住，想着他正在发言，正在歌唱。在这样的时刻，他就是一道活生生的格律化符咒；他因此而改变，变得高大。
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他不断改动他的传记以适应当下的需要。他的父亲一会儿是一位教堂司事，一会儿又成了一个餐厅老板。他的家族有时是捷克人，有时又和俄国人有联系。对他来说，不存在幻觉和真实之间的界限。
他如何能懂得多门外语是另一件神秘之事。很难想象他会坐下来读一本词典或语法书，然而他却大量征引拉丁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诗。他曾念过一小段时间的大学，并因写了一篇关于１７世纪某位英国诗人的论文而一举成名，而这位诗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先杜撰了一大堆这位诗人的传记材料，接下来又就其作品产生的环境作了细节性的分析。一个假充内行者、骗子——而这正是他想时时充当并永远充当的角色。当迂腐的教授被那些卓显博学的论据搞得不知所措时，他却在自我陶醉，乐不可支。
戴奥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酗酒者，通常以持续数天为一个周期。酒精会把他带入一种以行为来标志的幻觉状态，而其他醉鬼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他曾在一家旅行社对着一杯啤酒发号施令。他曾租了一匹马，途经一个主要路口时命令它停住，先向吃惊的围观者发表了一通讲演，然后脱掉外衣，无动于衷地在那儿拉了一泡屎。他还曾向他的朋友们抱怨说，他在找他们家的时候大费周折，因为，如他所说，他一直归属的“他的人民”满世界地给他瞎指路，他们化了装以致他无法认出他们。如此的放肆言行表明，这位醉鬼陷入了霍夫曼（Ｈoffmann）或爱伦.坡（Adgar Allan Poe）的世界。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其最后的避难所是文学咖啡座里的胡说八道。
戴奥特的诗是传奇的一个附加出处。它和２０世纪上半叶欧洲写下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他没有受到过任何文学流派的影响。他沉浸在古意大利－拉丁文明的余晖里，我们的国家至今还打着这种文明的深深印记。他从过去的诗歌中借来若干次要因素，然后混合成一种令人联想到他醉后想入非非的风格。他的诗是一个万花筒，由圆脸盘的巴洛克天使、被某种透窗而入的未知力量（它们被保留在最后时刻耳朵上妻子般的一咬中）攫走生命的魔术师、猎鹰训练术和占星学家预言的世界末日构成；其间点缀着正在演奏巴赫和莫扎特的留声机唱片、沃土下梦想被酿成伏特加的土豆、状若穿蓝色紧身衬裤的少妇的行星，和郊外的民间舞蹈。他的诗富于魔力和喜剧性，毫无感觉却充斥着感觉。众所周知，这种由毫无关联的因素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在一点上迥异于现代诗的颓废类型：尽管它诉诸独特的意象集群，却并不晦涩难懂。读者受惑于它音乐的催眠术，吞下在其他诗人那里令他烦恼的抽象部分，会因作者突兀的编排而发笑，简言之，毫不怀疑地步入一个由特殊规则所支配的领域，这些规则与日常生活的规则全然不同。
他发表了许多署以一系列笔名的幽默诗。他在发现主题方面的创造力似乎无穷无尽。除了一些其他的作品，他还写过一个组诗，题为《坟墓办公室主任的短歌》。他喜欢在每一本书中插入一个有关他作品的虚构的目录；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标题，叫“介绍吃人肉的习性——大学讲座速记：乔伊勒斯药品商店出版，已绝版”。由于他很受读者欢迎，所以他从不缺少来自出版商和电台的赞助。他的笔——这是赞助他的唯一意义——总能为他挣来好日子；但是他永远缺钱花，因为到手的钱马上就被他喝得精光。
当他清醒时，没有谁会想到他是个写“搞笑诗”的作者。其时他沉默寡言，情绪低落，躲躲闪闪；但只要一看到钱，他就变得活跃起来。他在讨价还价时决不宽容。一旦他开出价格，再怎么争辩也别指望他作出让步。更要命的是，他还要求当即付现，使他的编辑陷入糟糕的两难境地：他们很想要他的诗，但预付款却要承担风险，因为他或许会像从前一样，马上拿去开喝，而记掉他所作出的承诺。某些编辑发现了一种解决之道：先付给他钱，然后就寸步不离地盯着他，直到拿到他的手稿。这样的交易往往在咖啡馆里进行。钞票就放在桌上，放在双方的合约之间。在软化对手的努力归于徒劳之后，戴奥特会拿出笔来就写（或出色或低劣，取决于当时的情绪），然后取了钱扬长而去，又去买醉。
有时他会因酗酒而在疗养院呆着，但“治疗”的结果并不美妙。他一再用酒瓶战胜医疗专家的的故事广为流传。其中一次绝对称得上是凯旋。那次双方——病人和大夫——都醉得不分彼此，居然还骑上自行车比赛穿过走廊。
是骗子、酒鬼，然而又是个出色的、有魔力的——尽管失之浮泛——诗人。他在经济危机的那几年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失业、普遍的绝望、纳粹主义在邻国德意志的兴起，所有这些都参与了他作品特质的形成。他被正确地称为“废话大王”。然而，那些尚未被他浅薄的插科打诨蒙蔽的读者还是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了一种文明终结的不祥幻像，看出了“铁腕时代”的临近，大灾难的临近。他就像置身在一切均告丧失的年代——欧洲此前曾陷入过的那些黑暗和野蛮的年代——那样说话。旧时代的恐惧和美在他的作品中又一次复活，然而其中已不复存在希望。他所使用的概念和意象具有梦的一致性；它们以疾驰火车的速度互相追逐。他诗中经常出现的圣母（Madonna）形象并非是那个虔诚的圣母，而仅仅是一种风格化的装饰。在他情节剧（Grand Guignol）式的诗中，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满怀血腥的行动热情在彼此残杀，他却在嘲弄地大叫：“噢现实！噢我亲爱的妈妈！对于您杀死一只苍蝇是同一种愚行！”而当他说：“攥紧我的‘沃特曼’／我将消失在／永恒怀疑的深渊”时，他准确地界定了他自己。
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世界末日》的诗，其中学者和政治家、革命者，情人和醉鬼，金丝雀和猫，一切的一切，都在一场宇宙灾变中灰飞烟灭——归于作者愿望的满足和《旧约》中“一切皆是过眼云烟”主题的实现。而所有这些都出自一枝游戏之笔。另一首题为《民间集市》的诗堪称一场语言的骑术表演：年轻的男女们正成双成对地坐在草地上玩翘翘板游戏，草坪上乱扔着空瓶子；突然天空中云团翻滚，大雨倾盆而至。漆黑的天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戴欧特写作的秘密——在机关枪疯狂的扫射声中化作了一支维吉尔（Virgil）所说的“悲惨的牧歌”。
他写得最不寻常的诗是《所罗门的球》。所罗门王为什么要给一个球？他为什么会生活在２０世纪？或许这根本不是所罗门王，而仅仅是所罗门？为什么失业者会在歌厅里卖蝴蝶？谁总在唱关于古利斯坦（Gulistan），一座玫瑰花园的波斯歌？那一大群警察来自哪里？又是谁突然开始狂热地跳舞？执著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能在一首诗中运用自如，否则并不存在什么梦的特殊逻辑。T.S.艾略特曾用“妇女们出出进进，谈论着米开朗基罗”来形容那些废话连篇的人；戴奥特则在《所罗门的球》中把会话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谵妄和“永恒怀疑”的领域。
戴奥特诗中所反映的世界是一个暴虐的世界；然而他的诗——这里有更多怪人所特有的内在矛盾——却是对悲惨和绝望的解脱。当它们对生活强有力地说“是”的时候，其实正好相反。与他赞美世界的每一个词相伴随的，是快乐和强迫、言语和战争的一种荒谬的纠结。他爱他的幻觉效应。他爱他的语言骑术表演，爱星期天在维斯图拉（Vistula）的旅游船上挤作一团跳舞的吉普赛人，爱他在信中赞颂的妻子、躺在栏杆上睡觉的猫和鲜花盛开的苹果树。他爱出于自身缘由的热情和喜庆。他所触摸的一切都化作了运动、色彩和音乐的幻景。题材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借口。他如同一条蚕那样，围绕他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吐丝做茧。他可以就任何题材创作歌谣和赞美诗。
戴奥特从不显示任何政治倾向。他总是一视同仁地嘲弄所有争权夺利的人群而超乎其上。这就是为什么他1937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令一些人感到惊诧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右派周刊的编辑曾长时间地试图抓牢他，最后他通过重金购买，使戴奥特成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而获得了成功。这份辟专栏发表他诗歌的杂志持激烈的反闪米特人（Aanti Semitic）立场。它巨大的发行量使得种族主义信念在我国，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广为流布。自由公民很难相信戴奥特在这一阶段玩的新把戏：他赞美列队行进的“长枪党员”，预言一个“长刀之夜”，一个为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准备的“圣.巴托罗缪之夜”（St. Bartholomew`s Eve）。这一事实又一次表明，确实存在这样的艺术家和诗人：他的署名即提供了其全部的风格特征。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诗？他本是最不在乎种族问题的人，有着许多犹太人朋友。就在他发表种族宣言的当天，他还去找过这些朋友（当然，是找他们喝酒），跪着声明他是爱他们的并乞求他们的原谅。致使他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气的原因必不在于他的政治趣味。作为滑稽丑角和行吟诗人，戴奥特决不缺少他的专业原则。他关心的是用诗歌来做交易，而不是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怎么写和为谁写——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藐视旨在迎合一小批行家的文学小圈子。他嘲笑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读得懂其作品的诗人。他从不作那种无助于发现读者的孤独的反思。如同从前的那些行吟诗人一样，他渴望的是一把诗琴和一大堆赞美者。就通过写作反抗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陷入的隔绝状态而言，或许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例子了。
戴奥特对犹太人的敌意并没有种族根源。他对犹太作家的了解非常有限，通常只是因其作品的“价值”和“优雅”而受到特别称誉的那些人。其原因在于他抵制并努力逃避“文学咖啡座”。此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是一个生性热情的人。大群列队行进的人，大群挥舞着的棍棒；这是健康，是力量，是纯朴，是盛大的公众节日。我的读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读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就是他在每一首诗中所坚持的。当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吸引大批群众时，他就大步向前以与群众保持一致。他要用心灵为千千万万读过他作品的年轻人作证。他的骄傲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些作品深奥、脱离群众的“先锋”诗人往往为自己的诗歌技艺骄傲，然而即便是在他们的领地上，戴奥特也击败了他们。在艺术传媒领域内，他们同样做不到像他那样处置有方。归根结底，我们必须考虑到，为了生活他需要一位庇护人，这位庇护人将强迫他写作，与他的酗酒作斗争，一句话，对他既控制又关心。
战争爆发了。戴奥特作为个人被动员到前线。他所在的单位位于东部波苏边境。当苏联红军部署与德国军队会战时，他被俄国人俘虏。然而他却和其他一些被解除了武装的波兰军人一起，被移交给了德国人。接下来，他在一个德国战俘营中渡过了五年时光。作为一名囚犯，他服过各种杂七杂八的劳役，主要是干农活儿。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体力劳动者。甚至很难想象，一个毫无准备的人要去对付这样一种生活，其中最重要和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怎填饱肚子。然而，这位衣衫褴褛、挥动铁锹就像当众朗诵豪斯（Horace）集中营一样困难的奇人，这位宫廷小矮人，还是幸存了下来。毫无疑问，他有关德国的流畅知识于此帮了他不少忙。
与此同时，恐怖笼罩着华沙。那些此前的一个短时期内把德国视为榜样的人，现在成了遭捕食的猎物。那位曾是戴奥特庇护人的右派编辑变成了最积极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他整个是一幅狂迷者的肖像。我还记得在一家咖啡馆（那里是他的地下小组活动和发行地下出版物的基地）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那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如同我国的许多反闪米特分子一样，他也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由于暴怒而遭到了损害，眼神中充满了灼人的狂热，紧闭的嘴唇渴望着立即行动。此后不久，盖世太保跟踪而至，逮捕了咖啡馆里所有的人，包括他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这位编辑被长时间地关押在华沙的一座监狱里，直到一队戒备森严的卫兵把他带上生命最后的旅程。他被枪杀在华沙附近的一座森林里：沙地、松树、行刑的口令。他死得从容而平静。真正令他害怕的、最糟糕的事不是死亡，而是把他归入波兰为数三百万的犹太人之列。由于他有一半犹太血统，所以很可能拿他凑数。在那种情况下，他会一直呆在根据1940年占领当局的法令在华沙建立的犹太人区内。不必说，从那里他会像其他人一样，被送进毒气室。
民族主义“运动”，分列式行进，激昂的人群！1939年决定性的失败令所有的人灰心丧气，只留下有关人类愚行的些许记忆。纳粹趁机把反闪米特人的计划付诸实施。然而不但不再有犹太人联合抵制的事迹，也不再有犹太商人的烦恼，甚至不再有像戴奥特那样的文学较量。我曾是华沙犹太人区惨案的目击者，但要我写出这一惨案迄今都很难。犹太区熊熊燃烧的情景透过我成年岁月的平静陈述，过牢地把我的全部生活焊接成一个整体。但我可以描述一个小事件。常常，当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过这座大都市时，会陷入某种摆脱不了的思绪。我看着身旁过往的淑女们，看着她们华美的秀发，她们骄傲地扬起的下巴，她们线条柔和，召唤着愉悦和欲望的细长咽喉——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同样年轻的犹太姑娘。她大概二十岁左右，身材丰满，光彩照人，成天兴高采烈。当时她正举着双手，胸膛前挺，沿着街道奔跑。她尖锐地叫喊着“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种来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无准备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的叫喊声中，党卫军的冲锋枪子弹把她击倒在地。
对身体来说，子弹锲入皮肉的一刻是令人惊愕的一刻。在血淋淋的碎片当街跌落，并被党卫军的皮靴踢在一旁之前，生命和死亡刹那间混而不分。在那一时期正值生命的巅峰状态而惨遭杀害的千百万人中，这个姑娘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然而，每当我沉醉于人类生活中那些生动之美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她并沉思其所以。这种情形也许和原始部落中有选择的性狂欢属于同一范畴。在这样的时刻，这一种或那一种欲望的性质全都一样，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融合于一种强烈的共通感受，而这种感受使每一个人从属于整体。一夫一妻制不能提供任何途径以渲泄这样的迫切冲动。换句话说，这是人类之爱的深厚基础，一种不可能真实设想的虚拟之爱。看着一群正在欢笑的女孩，你想不到那个犹太姑娘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是她们同一和永远的在场。关于在德国的那些日子，戴奥特后来写了许多诗，其中最好的之一涉及一个被捕后又被驱逐到第三帝国的威尼斯女孩的死亡。这是一首色情的诗。在诗中，那个威尼斯女孩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一种青春的美，作为胸脯、臂膀、双手和双股的迷人魅力出现，而所有这些都被死亡所吞噬。
1945年，戴奥特和他的难友们迎来了英国的解放部队。由于身边相伴的都是些曾流亡伦敦的波兰军人，他又开始了过去的生活循环：饮酒和歌唱。耗干了这些人的钱和酒之后，他动身去了法国。如同1939年一样，那又是一个普遍怀疑的时期。欧洲的一切都在路上：数百万苦役犯、囚犯和奴隶正在返回他们的家园，另有数百万人则正在逃离本土或被驱逐出境。戴奥特每到一处，都会碰到为数众多的波兰人。他写与读者情绪完全一致的爱国诗和反俄诗，从每一家流亡者机构那里榨钱。他战前的那些拥戴者们欣喜于他的幸存，为他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然而，慢慢地，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生活失去了光彩。出版作品的可能性微微其微；几乎所有国家的出版机构都已解体；钱更是少得可怜。他感到他正在变成一个普普通通、落魄潦倒的离乡背井者。他的滑稽，他的个人风度，他的诗意，都已成为过去，不再有人关注。郁闷、辛酸的移民，一处真空，一种灾难的体验。能够把他带回温暖和友情的人民大众在哪里？在他的本土！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她靠在华沙不同的餐馆里打工渡过了德国占领时期。从波兰来的出版商使他相信，一切都在趋于宽松。华沙政府的特使向他保证，他将受到热情的接纳，他战前的右派过失将得到宽恕。
戴奥特回波兰时难免一路丑闻不断。从下船的那一刻起，他就进入了一种酒精中毒和爱国热忱相交织的欣快症状态。他从每一个火车站给他的妻子发电报。当他最后由一位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女朋友陪伴在克拉科夫（华沙陷落后他的妻子去了那里）露面时，他的妻子立刻采取了严厉的约束举措，撵走了那个女孩。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格鲁吉亚的逃亡家庭。她又小又瘦，黑头发，有着东方人的相貌：一只微隆的漂亮鼻子，一双火辣辣的黑眼睛。她喜欢在曼妙的手腕上套一副银手镯。总而言之，她看上去像是一个高加索女子。尽管她驯顺而富于女人味，却有着一副经商的好脑子和把丈夫抓在手心里的天才。
戴奥特的归国为那些文学的指导者和宣传机构提供了便利。他是一位大众诗人，而他作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只会增加他的身价。对新政权来说，他较之许多过分热心的左派分子，是一笔重大得多的财富。
他总是需要一个庇护人；现在他找到了一位真正慷慨的，那就是国家。他变成了一支名符其实的金笔：它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在一长卷纸上用大大的、装饰性的字体写作——都给他挣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稿费。此外，他对语词的热情——没有这种热情他就不能活——现在也被安置在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种族主义已成为历史：既不再有“长枪党徒”，也不再有兴奋的人群；有的是国家的重建，是通过获得西部原属德国的版图达成的民族和解的光荣。现在不管写的是什么，他的诗中总是阳光灿烂。这很好。他的诗中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主题，充满了重建国家的画面和快乐未来的远景。这就更好。由于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渲泄的渠道，他的写作开始走向泛滥。从他的工作间里源源不断地涌出颂歌、讽刺诗、幽默小品和对话的洪流。一家杂志为他辟了个叫“绿鹅”的专栏，供他每周发表他所谓的“戏剧片断”。那都是些短短的小场面，他称之为“世界上最小的戏剧”。我迄未在其他语种中读到过如此纯属荒谬的作品。“绿鹅”的主人公是人民、动物和客体。那些参加他每周一次的“卡巴莱”表演的读者对自己喜欢这类怪癖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会照准每一期的标题猛扑过去。
他的行为成了多次论争的主题。有两种人对他感到愤慨：那些一心想被认作是“可靠”的人和采取马克思主义严肃立场的人。他们问道：怎么能允许这个小丑像在巴黎的存在主义咖啡馆里一样胡作非为呢？他不过是一个发了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在指导性杂志的头版发表他的诗？为什么准许他从事专业创作？每个人都对他从事过反犹活动记忆犹新，那时他曾用“长刀之夜”威胁过他的同事！而现在，没有谁比他活得更逍遥自在。这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辱吗？
那些经验老到的党员则努力平息清教徒们的狂暴，对他们的天真报以宽容的微笑：眼下还需要戴奥特。他还有用。他有许多追随者；他所写的东西有助于创造一种爱国主义的气氛。这是一种政治炫耀：甚至右派分子和天主教徒们都在和政府同心协力。广大读者对严肃、明智的文学尚未做好准备。此刻，戴奥特的滑稽戏是最合乎其口味的了。所有这些都是一场暂时的游戏；然后——砍他的头！
当波兰为条约所迫，对俄国从克制的尊崇最终走向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时，戴奥特没有让任何人胜过自己。他写苏军战士的英雄主义，写每一个波兰人都应对俄国怀有感激之情，写列宁，写共青团的小伙子们。他在每个方面都走在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前列。作为一名著名诗人，他接到了一份苏联护照，去莫斯科呆了些日子，然后以散文诗的形式发回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其中宣称，莫斯科的宏伟壮丽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它太像泰奥密那（Taormina）(5)；正如那里的人们吃许多橙子一样，他不喜欢吃橙子。
他的这份报告逼得清教徒们要发疯。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一座令人沮丧，更令人敬畏的城市。戴奥特的欢天喜地全都带着嘲弄的笔触。它们似乎在说：“你们不是想我唱赞美诗吗？很好，我会一直唱到胀破你们的耳朵。”尽管如此，仍然不容易揣摸他的真实意图。你根本说不清他究竟是在撒谎还是在讲实话。正常的标准对他不适合。他在不同的尺度上晃动。他如同一个魔术师，永远能从帽子里拎出适当数量的兔子，而所有的兔子都有你需要的颜色。他将一切都转化成轻快的滑稽歌剧。由于他不断使用夸张作为其艺术手段，他的对手提不出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他既不嘲弄也不言及真实；他表演花招，实行为艺术而艺术。
他从不“严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举行了那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宣布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唯一被允许的创作方法——之后，严肃的党人们开始对他采取行动，确信这次他们将洗雪前耻。他们分析了他的诗，然后证明说，世界之于他除了是一个供其耍弄的玩具外什么都不是。早于论战，他曾写了《有关一只被运货列车辗死的蝴蝶的挽歌》一诗。这首挽歌尽管标题够长，诗本身却只有四行；其结尾部分说，这只没有头脑的蝴蝶完全命该如此。现在他发现，他自己也处在了那列货车的车轮下。严厉而精确的时代正在开始。在这以前，只要是主人所要求的服务，他可以写无论什么题材的诗：从圣母到列宁和莫斯科；而且他的诗从不缺少自发性，它们总是枝繁叶茂。当然我们必须加上一条：在这些诗中，圣母也好，列宁也好，莫斯科也好，都变成了某些非现实的东西，某种云中戏剧。然而现在，“与创作过程中的自发性作斗争”已经成了一句口号。这意味着：仅仅去写那些被规定的题材是不够的，还得按照被规定的风格去写。
戴奥特一心想要为他的东家服务。为了像一个诗人那样生存，他需要一位亲切、有趣的领主，这位领主相信，不论是他的政府，还是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值得过分严肃地对待；诗歌——半是严肃，半是嘲讽的诗歌——比这些重要得多。但是这样的领主早就不存在了。那位奴役他的东家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容忍他，不是因为他的诗歌可爱，而是因为诗歌仅仅意味着走向一种终结。当他的诗歌不再服务于那种期待中的终结时，他的主人就生气地皱紧了眉头。出版社接到指示说，除非他在诗歌中表示改过自新，否则决不许发表他的作品。那些清教徒们愉快地搓着手：他们终于拧住了他的脖子。他们知道，无论戴奥特作出什么样的尝试，他都无法改邪归正。去除了形式上的丰富繁茂，他的诗就和那些俯拾皆是的二流韵文不再有任何区别。
由此他步入了充满阴影的生活。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应该存在丝毫的浪费现象。那些扮演完角色的人完全可以按照他们的能力找到工作。戴奥特的生存是有保障的：一家国营出版社委托他做一个项目：翻译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
失去天恩后差不多两年，他又获得了另一个机会：那份指导性的文学周刊奉命公开讨论他过去的所有罪行。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审判，在这类审判中，事先就已准备好了有利于起诉方的裁决。戴奥特将又一次获宠，但也将仅仅是暂时的“又一次”。
崔卫平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