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到《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画。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的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区别主要还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那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已是成果累累，我也涉猎一些。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
对于《金瓶梅》，一般人对之感兴趣的，毋庸讳言，是里面为数不少的性描写，那确实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徕之意。《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地“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世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地“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般论者（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揽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金瓶梅》的构思十分巧妙，它从《水浒传》里“武松杀嫂”一节衍化出来，西门庆通过王婆拉纤勾引了潘金莲，潘金莲用药毒死了亲夫武大，武松得知后追杀西门庆，在《水浒传》里是武松在狮子楼上杀死了西门庆，《金瓶梅》却告诉我们武松是错杀了他人，并被发配，西门庆把潘金莲娶进了他家，当了第五房小老婆，于是由此展开了对西门庆这个恶霸的全方位描写。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的性生活，他不仅周旋于六房妻妾之间，还勾引仆妇奶妈，养外遇，宿青楼，乃至于潜入贵妇人卧房尽兴淫乐。有人统计，西门庆在书中几乎与20个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在关于西门庆“性史”的生动而细腻的描写中，《金瓶梅》由此辐射出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而具体的人际存在与相互倾轧，并且常常有超出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开掘，显示出此书作为长篇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或许这个价值不是作者有意识向我们提供的，但却是客观存在。
《金瓶梅》这一书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里插着梅花”，但绝大多数读者都认同于这书名里概括着全书三位女主角的解释，“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庞春梅。相对而言，李瓶儿可能是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位女性，因为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里，有着超越肉欲的爱情。西门庆这一纵欲狂人，也因在与她的爱情中显示出了人性中的温柔、宽容与善意，从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认知内涵。潘金莲的形象，作为无时无刻不思淫纵欲的一个“性存在”，未免失之于“单纯”，但她的性格，却是刻画得最活灵活现，凸现纸面，令人难忘的。庞春梅是在全书后五分之一的篇幅里，才升为“重头人物”的，这是一个比潘金莲和李瓶儿都更复杂的艺术形象，她表面上有时非常“正经”，骨子里却比潘金莲更加淫荡无度。她的复仇手段，或直截了当而且残酷至极，或曲折隐蔽如软刀子割心。她对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追求，怪异而执著，变态而宽容，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为“色情小说”、“淫书”、“黄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现着西门庆家门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把大运河的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或者从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间有多么多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但个体生命仍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括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越过了一县一府，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为此书写作时，已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行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涨、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于显得“累赘”多余。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内地，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