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自我分析

文摘   2024-11-18 07:22   湖北  

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它以法兰西学院为楷模,后者以辞书编纂为己任,强烈谴责那些被认为对某一行业 (农业、渔业、狩猎)来说过分地方化或专门化的词汇。它保持着警觉,一如既往地维护一种统一的“经典”法语。1918年波兰取得独立时,有关波兰文学院的争论曾经没完没了,直到最后,学院在各种对立意见的闹嚷声中宣告成立。学院设立了一项青年奖。1938年斯坦尼斯瓦夫品塔克获奖,当时呆在法国的伯莱斯瓦夫米钦尼斯基曾致信他的母亲,用一种他想逗乐就会使用的 戏谑性的俄语说:“腰舍米沃什获奖费共豪。”

 

我自己将成为一名院士。美国有两个学院,一个在坎布里奇,是艺术科学学院,荟萃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文学、音乐、美术方面的学者。我当选为该院院士——看来是作为一名教授当选的。另一个学院在纽约,有很长时间作为艺术文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 与艺术文学学院(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双头并立。我在1982年被选为研究院成员,几年以后,我们投票将两者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学院。它集中了美国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和绘画领域中所有最著名的创造性人物。出自个人遗赠的慷慨奖项年年不断。学院拥有自己美丽的建筑,精英们能够在此聚会,举行晚宴,为对方的荣誉相互道贺。由于我住在西海岸,这类庆祝活动我只参加过一两次。在花园里的觥筹交错之间,在5月明媚的午后,我曾与德威特·麦克唐纳交谈。那是最后一次,此后不久他就死了。那个老色鬼迷上了我的女伴,那天她的确衣着美丽,而且看上去确也美丽。

 

学院里并非清一色杰出的老人。在其成员名单上,肯定有些 名字将会流芳百世。然而,是声名决定谁能当选,而衡量一个人声名的是纽约上流社会对他的谣传和津津乐道。这就意味着在同 一座房子里并存着持久的价值与短暂的声名。这一点从学院的外 国荣誉院士的花名册上就能看出。我们东方星座的七颗星星是: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瓦茨拉夫·哈维尔、日比格涅夫·赫伯特、米兰·昆德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这最后一位当选的时候,约瑟夫布罗茨基辞去了院士资格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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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命中注定不曾经历任何歧视。相反,很快我就成为白人精英中的一分子。我第一次来时怀里揣着外交证件,第二次来时我成了美国一所大学中羽翼丰满的公民,这与我生在特权阶层却又始终对我的种种优势保持清醒头脑的命运相一致。也许30年代身在巴黎拿着奖学金的波兰学生们对失业人群漠不关心,但是我关心。后来也是这样,后来我充分意识到我需要调整我对美国的评价,因为我从来不是那些除了体力和肌肉便无可出卖的移民中的一员。

 

经历过青年人反种族主义和反战群众运动的战后的美国,其民粹色彩和无产阶级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阿达米克的美国那么强烈。来自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家庭的学生们对卖苦力的人们和他们旧世界的价值观并无多少同情。那些运动的遗留物“政治正确”,并没有指向所谓的族际问题,或者说,它并不谴责对于特殊族群的轻视。

 

少数族裔——也就是说,那些阿达米克写到过的人,也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没有被充分组成一个压力集团。“少数族裔大众政治行动委员会”(The Ethnic Millions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创始人米歇尔•诺瓦克对该组织的展望是,它也许能够替代各单个族裔集团之间平行的活动。我想我加入这一组织主要是因为我还记得阿达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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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的确,我们应该记得圣诞节前我们出门去买圣诞树的经验。那一排排可爱的树,远远望去,无不妙极,可就近一看,又没有一棵正合我心。这棵太弱,那棵又弯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无疑问某些人之所以给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有限,而我对自己的缺陷又过于一清二楚。

 

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艺术与某种遗传缺陷、某种无能、异常或疾病之间的关联几乎明摆在那里。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揭示了 这种关联。举目四周,我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历史更令我对此确信无疑。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这种假设的联系出自一种错误的 透视。倘若我们对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细的探察,其结果或许是,“正常”在他们中间就像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知名个体中间一样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经常地被拿来展览。

 

我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但我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去寻索那些高于我的个体,因为他们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无论对错,我还必须写下,我敬慕的能力属于加法而不是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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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广泛旅行。这其中有些旅行出于我本人的意愿,但主要还是由环境促成,我因此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还是维尔诺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便曾努力从有关俄国 战争和革命的图像与描述中理出个头绪。在那之上,一切都是未来,是一种无法兑现的誓约。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我曾有过多少情感历程,一段接一段,有好有坏,简直不可胜数。然后是美国的北方和中部。所以我算部分地满足了我冒险家父亲的期望,尽管由于生活对我有太多的苛求,我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地域和国家的收集者,这与我的浪漫心愿无关。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在一个动荡有增无减的时代,世纪之初看上去还是陌生遥远的事物,随着岁月的流逝,变成了家常便饭。

 

我的先辈们很少跨出他们祖居的基日达尼地区半步,去走访一下我们的城市,如维尔诺或里加。但是我父亲,甚至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便从一趟穿越波罗的海地区的旅行中带回了一些有关1910年的欧洲的见闻。翻看着他的荷兰影集,我会研究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就像我研究他于1913年摄于叶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里特约夫南森的蒸汽船的甲板上。

 

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可看。我对外国的想像建立在图画和木刻版画上——例如,儒勒凡尔纳和梅纳里德的书的插图。不过那时电影院已经开始放电影了。

 

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住的区。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但是对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释一番。我们毕生塑造我们的个人神话,越是早年的事其影响越持久。我越是远离家乡(我要说,加利福尼亚离我的家乡可是够遥远的),我越要找到我和那个来自谢泰伊涅和维尔诺的故我的关联。我以此解释我何以要紧紧抓住波兰语不放。这种选择看起来既可爱又爱国,但实话说我是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堡垒里,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承认的需要谁不需要被承认?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写作。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这就像一个圆圈最终画成。我能够领会这种好运,是它使我与我的过去重逢,这太难得了。这一经验强大,复杂,而要表述它则超出了我的语言能力。沉浸在超强的情感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人物素描与各种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可以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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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有机会见证了这个词的社会身价的改变。起初,人人都知道炼金术只是前科学的化学,这一行当 大约属于魔法与科学的边界尚难界定的时代。后来,那些对炼金术世纪,即17世纪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了问题:“那时人们期望发现哲人石和提炼黄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研究者从炼金操作及其与隐修传统的关联中发现了精神维度。在随后的时代,象征与原型受到尊重,卡尔•荣格、摩西亚•艾利亚德,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此贡献良多。炼金术士的工作间不再只是摆满米沃什出生地,距维尔诺不远。奇奇怪怪的曲颈瓶、蒸馏罐、烧火风箱的地方,因为那里进行的是最高层级的"转化”(这是一个炼金术行当的常用词,表示从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的转化)。最终,17世纪隐修士圈子里著名的“精神炼金术”的概念得到了维护。

 

我一生的经验可以照此理解: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我虽然不配,但获得了进入炼金术士工作间的权利。有许多年,我坐在角落里,驼着背,观察并思考。当我离开那里来到广阔的天地之间,事实证明我已所学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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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闹酒在庆祝我们高中毕业的宴会上。但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不属任何哥们儿团伙,我从未戴过一顶兄弟会的会帽。事实上,我们 "流浪汉俱乐部"甚至连啤酒都不喝。当然,如果有点儿闲钱,我会(通常与德劳加斯一起)去日耳曼大街旁边狭窄的小巷里找一家犹太人开的小餐馆,就着犹太美食喝点儿冷伏特加。

 

我真正开始好酒是在华沙被占领期间。我的酒友是我未来的妻子扬卡,还有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耶日渐渐变得嗜酒如命,并且患上了肝硬化,他最终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肝脏一直活到老年,算得上是一种悲哀的胜利,尤其是因为这不是我爱惜肝脏的结果,而是我的基因使然。我沉湎于酒,不过我总是留心将工作时间与撒开来喝酒的时间区分开来。我喝得最多的是伏特加。在法国,我也喝葡萄酒;在美国,我也喝布尔朋威士忌。

 

酒精的最大坏处是它能把我们都变成傻瓜。然而我们内心睁着一双清醒的眼睛,事后将我们的丑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对自己的良好评价会因此而被毁掉。这使人感到耻辱,恨不得有人教训自己一顿。这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们身上的愚蠢都会将它们暗中破坏。因此我们不必硬充好汉。畅饮之后是耻辱,还有后怕。比如说,一想起自己醉酒之后对德国人进行的无意义的挑衅你怎能不后怕。

 

醉鬼邋里邋遢,惹人讨厌,这是常事。在作家的中间,我亲眼瞧见过瓦底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和马烈克·华斯科的醉态。此外,奥斯卡·米沃什曾给我讲过叶赛宁在巴黎的醉态展览。这些例子本来足以说服我戒酒,但是,老天爷呀,我的多少代祖先都为我不要贪杯而干过杯。我想像不出一个贡布罗维奇家的醉汉,他若不是有备而来他就不会来。

 

或许(这只是假设)在波兰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醉态。是这样吗? 

 


选自《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


重返湖心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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