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美》是一本智慧、闪光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波兰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汲取了很多种文学样式的长处：成长回忆录、摘录、沉思性的警句、小段子，以及诗之辩护——即：为文学的伟大这一观念进行的辩护。
可以肯定，称扎加耶夫斯基为“作家”有些用词不当：一个诗人，写了些必要的散文，不能因此就没收他那个更好的头衔。散文作为一种罗里罗嗦的东西，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往往比他的诗占用多得多的篇幅。但在文学标准的二分体系里，诗歌总是胜过散文。诗歌代表了最严肃、最有启示意义、最具艺术激情、最令人渴求的文学。“作者和读者总是梦想着一首伟大的诗，梦想写出它，读到它，体验它。”体验一首诗：被它提升；被它深化；在那一刻，被它拯救。
对于一个伟大的波兰作家，我们往往期望读到一种斯拉夫式的艺术激情。（波兰人这种独特的微妙之处，也许需要在什么方面发挥一下。）文学作为精神滋养，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里一种斯拉夫人的专长。扎加耶夫斯基作为诗人一个诗人，拥有那种平静和敏锐的声音，所持的诗歌的观点更近于雪莱而非阿什伯利，似乎一点也不奇怪。
巧的是，较为年轻的波兰诗人比那些用英语写作的诗人，更不大相信自我超越的真实性。借助诗歌，让人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平面”——扎加耶夫斯基抒发这一变相的宗教渴望的声音，总是伴随着一种轻微的自嘲。他最近出版的诗集名为《神秘主义入门》，这个题目有种迷人的清醒。诗歌给予诗人的世界和读者进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情调和内在狂喜的世界，除了短暂的体验，人性的弱点往往使我们不能栖居其间。“诗歌不够用”，扎加耶夫斯基挖苦地说，“特别是现在流行的抒情短诗”。它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片刻的激情的体验”。散文更耐用，即便仅仅因为读完需要更长的时间。
《另一种美》是扎加耶夫斯基第三本翻译成英语出版的散文集。前两本是由具有随笔或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组成，都有标题。这本新书中的内容，却没有标题（也无序号），段落很短，或者不那么短，短的只有一个句子，长的却占几页。本书糅合了叙事、观察、人物印象记、反思、回忆等等，它们使《另一种美》以极快的速度在情绪和苛评中转换，我们就像是在读一本诗集——当然是抒情诗——在不同的话题上，显示出断断续续的艺术激情。
那么是怎样一种激情？（换言之，它是怎样一种散文？）它是沉思的，准确、狂想、悲伤、谦恭、易于引起惊奇。整部书，无时无处不在强烈的对比之中振动和起伏。(这个是这样的，那个是那样的。或者，我们希望这样，却意外地看到那样。）一切都散发着独特性，感受、内容、隐喻。甚至包括天气：
巴黎的低气压有海洋性的特点；大西洋朝大陆方向迅速遣送低气压带。风一起，乌云就像赛车一样掠过城市。雨水仿佛以恶意的倾斜角落下来。老天不时露一下脸，一小块蓝。然后天又黑了，塞纳河变成一条黑色的路面似的。巴黎的低地因为来自海洋的能量便又沸腾了，一时雷电大作，好似香槟酒瓶塞。然而，中欧地区典型的低气压——在喀尔巴阡山之上某个地方形成中心——表现完全不一样：它是抑制和忧郁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哲学气的冷静。云层几乎一动不动。它们形状各异；好像飞阻塞气球，垂挂在克拉科夫中心市场的上空。光线在逐渐地移动；紫色的光线渐渐淡去，让位于黄色的反射光。太阳躲在柔软的云层后面，照亮了天与地各个不同的角落。有的云彩就像浮上水面的深海鱼群，张大嘴在游动，仿佛震惊于空气的味道。这种天气，可以持续多日，造成中欧柔和的气候。而且，如果是在长久的审慎过后，下起了雷暴雨，它表现得就像是有点口吃。没有迅猛、果决的霹雳从天而降，天空之是发出一串冗长的雷声，“啪啪啪”——没有惊雷的爆炸，只有回声。打雷也有它的分期付款计划。
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描写中，大自然被证明巧妙地隐藏于民族历史的老一套之中，巴黎明快、极好的天气炫示着法国无穷的好运气，克拉科夫疲倦、忧郁的天气则总结了波兰无数的战败和其他不幸。诗人不能逃避历史,只能出于大胆的尝试的目的，不时将历史转变成具有魔法的地理。
愿你出生在一个一趣的时代，一句中国古老的（或至少是谚语式的）咒语。在这样说。在我们这个超级有趣的年代，也许得更新为：愿你出生在一个一趣的地方。
切斯瓦夫•米沃什尖锐地指出，“出生在某些陌生的国家是一种特权，在那里人们很难逃避历史”——想想波兰、爱尔兰、以色列、波斯尼亚吧——这一特权常常会刺激和刺痛、提升和耗尽一个受到世界文学重视的作家，如扎加耶夫斯基。历史意味着冲突。历史意味着绝境——意味着朋友呗投入监狱和杀害。历史意味着国家的生存的权利不断地受到挑战。当然，波兰有过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几乎被扼杀的历史时期——自1772年第一次被瓜分，到一九八九年苏式统治的崩溃，其中，第一次瓜分在几年之后，直接导致波兰作为自治国家地位的终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恢复）。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历史——使其作家很难从其集体性的痛苦中脱离出来。这里是来自另一位伟大作家，A.B.耶霍舒亚的证词，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而国家注定要遭受无休止的恐惧的：
你不断地受到召唤，要团结起来，这召唤来自你本身，而非外部的强制，因为你的生活在各种新闻广播中应接不暇，这本身就是一种团结，它既是由于技术而来的，从情感反应的观点看它又是自动的，因为这时你已经完全必须那样做出反应，你生活在紧张之中。对于任何有关以色列的新闻，无论是意外伤亡事故还是飞机被击落，你的情感反应都是预先确定了的。因此，你缺乏孤独，你在精神的意义上，不可能独自存在，不可能达成一种智力创造性的生活。
耶霍舒亚的术语与扎加耶夫斯基的完全一样，后者的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的散文集就叫《团结，孤独》，收入了六篇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章。孤独腐蚀团结；团结使孤独变质。
波兰作家的孤独，总是因文学本身形成的共同体而发生变形。米沃什有过一次杰出的“为诗一辩”，是他一九八九年在雅盖沃大学所做的演讲，题为《以波兰诗歌对抗世界》，向对波兰诗歌表达了崇敬：因为波兰语诗歌使他免遭“移民生活里贫瘠的绝望”，他回忆道：“在痛苦难以与他人道的孤独之中”，总还是有“对前人和后代的责任感”。对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的米沃什来说，波兰作家永远不可能逃脱对于他人的责任感。 依据这个原则，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构成了一个显目的反例——在他的小说里、在他那极其自我中心主义、言辞尖刻的《日记》里，在他肆无忌惮地好辩的《反对诗歌》一文里——提出证据，令人震惊的证据，涉及到理想主义在波兰文学中的权威。历史是在场的，甚至以缺席的方式在场，米沃什在后来出版的新作《米沃什词典》说；而且，如果不恰当，就是对于利他主义的献祭式狂热和对于高尚品格的浮夸，就是贡布罗维奇那样的拒绝，除了自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要求，此外一切责任都在拒绝之列，以卑微、幼稚、低俗者的名义，巧妙地高谈阔论。
如果方式正确，从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提取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历史的重大意义。即使贡布罗维奇也不禁把他的一生看做某种典型，从自己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童年生活，从自己早熟的文学上的恶名，从他命定的、无可挽回的移民生涯中，得出一些说教性的东西——这于他的本源无异是一种指责。而且，一个热爱文学的作家仍然需要毫无怨言地对旧时代的大师满怀虔诚，渴望过去的辉煌传统提供的养分，他几乎不可能不把自己的生活——至少是早年的情形——视为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命运。
一九四五年十月，扎加耶夫斯基出生在波兰自中世纪就留下来的小城利沃夫。在大迁徙（和版图的重新划定）中，扎加耶夫斯基一家被迫迁离，这是因为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其中利沃夫被置于苏联的掌握；所以诗人在以前属于德国、现在属于波兰的小城市格利维策市长 大，此处离奥斯威辛只有三十英里。在他的第二本被译成英文的散文集《两个城市》里，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我的童年，在一个丑陋的工业城市中度过；我被家人带到那里时，我还不满四个月大，在那之后很多年里，我都会听他们说起，我家被迫离开的那座无比美丽城市。
他说，被从天堂逐出的家族神话可能使他觉得永远都无家可归。同时，他的写作也表明，从才他也成为了一个特别喜爱城市的人——尤其是美丽、迷人的克拉科夫，他离开无可救药的格利维策，到那里就读大学，并一直生活到了三十七岁。
具体日期在《另一种美》中很少出现，出自真实生活的故事也不是按时间顺序安排。但是，总是有一个含蓄地提到的某处，其中诗人的心灵和感觉在和它对话。不是一个旅行者，甚至也不是一个流亡者——大多数波兰诗人都已经去了西方，扎加耶夫斯基也不例外——这本书给予读者鲜明印象的，是一个随时受到刺激的城市居民。在《另一种美》中，少有起居和卧室的描述，更多的是城市广场、图书馆、火车。自从他告别学生岁月后，临时的复数“我们”就消失了；有的只是一个单数的“我”。有时他会提及写作的地方：扎加耶夫斯基目前生活在巴黎，每年在休斯敦大学教一个学期的课。“我漫步在巴黎街头，”有一段这样开始。“就在这一时刻，我正在休斯敦听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另一段这样写道。总是有两个城市：利沃夫与格利维策，格利维策与克拉科夫，巴黎与休斯敦。
书里还有更多尖锐的对立：自我与他者，青年与老年。作者对于自己那些思想执拗的年辈亲戚和有点古怪的教授们的回忆非常凄婉动人：这里显示出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年轻诗人的肖像，他对于那些长者满怀的温情。书里关于自己学生时代在文学和政治上正派得体的热情的解释，使本书与时下出于自恋目的、内容上难掩轻率的大多数自传写作，相去甚远。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写自传是一个清除虚荣心的机会，是一项推 进自我理解的工程——可称“智慧工程”——尽管永远不能完成，无论生命有多么长。
描述自己年轻时的事，就要面对一个人已经不再年轻的事实。扎加耶夫斯基从对昔日的故事里抽身，干脆承认老年的衰弱在接近，死亡就是那列车上。并不连贯地讲述故事，就如惊鸿，这样会有几个好处。它使文章具有密度和速度。它要求只讲述那些富于洞察力或启示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也是一个很大的启迪，也有道德启示：谈论自己时如何避免自鸣得意。生活，当它不是一所教人冷酷无情时的学校时，它就是一种“同情教育”。所有那些的故事都在提醒我们，在具有一定长度和精神严肃性的生命中，变化——有时不是变得更糟——总是真实的，就如死亡一样。
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回忆。如果说《另一种美》一书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那就是这本书包含的回忆是那么顺畅。想象——也就是，将过去带入精神生活——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它从不畏畏缩缩；它在书中明显取得了成功。当然，唤醒记忆就是一种道德责任：通过精神努力而不断理解真理的责任。在美国，不像在扎加耶夫斯基那个被撕裂的角落，这一点似乎不那么明显，众多有关记忆的作品，与具有教益或治疗作用的小说的创造几乎是一回事。
恢复记忆——保存真相——是《另一种美》一书里的最高的价值标准。“我没有见证对于犹太人的灭绝惨剧，”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我出生得太晚。然而，我见证了欧洲恢复记忆的渐进过程。这种记忆步履缓慢，更像是一条慵懒、低地的河流，而不是山间的溪流，但是，它最终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大屠杀和纳粹的邪恶，以及苏维埃文明的邪恶（虽然在这方面它不那么成功，好像不愿承认这两大怪物可以同时存在）。
记忆得以恢复——也就是，被压制的真相再次浮现——这是一个人对公正还能抱有一点希望的基础，也是任何发展中的共同体能够具备起码的精神健全的基础。
然而，一旦记忆得以恢复，即使真相也可能变得自满和粉饰一切。因此，扎加耶夫斯基并没有再去提供一份谴责，直指在一九八九年已被推翻的政权所犯下罪孽和施加的压迫，而是强调了与邪恶斗争的种种好处，它们有益于理想主义的青春岁月，作为一个“政治诗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他在克拉科夫大学生圈和文学圈里参与的各种活动，虽然说明其职业生涯的开端并不完美，但也不是没有益处。（一九六八年，扎加耶夫斯基二十三岁。）在那些兴奋的日子里，诗歌与行动主义互相协调。两者都得到提升、加强；参与到正义的事业里，就像献身于诗歌一样，使人更加壮大。
每一代人都会害怕、误解和俯就其后代——这，也就是由于历史与记忆等值所起的作用（历史不过是被集体认可记住的东西）。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记忆，而时间流逝，遗失之物不断增加，赋予那些记忆一种规范性，对此年轻人很可能并不尊重，因为他们要忙于编纂自己的记忆、他们自己的标准。
在扎加耶夫斯基对前辈人物的记叙中，斯蒂芬•舒曼是最动人的形象之一，他是两次大战期间波兰知识界涌现的一个杰出人物（他认识斯坦尼斯拉夫•维特凯维奇和布鲁诺•舒尔茨，那时候已从大学退休，过着孤独、诘据的生活。这里的要点在于，回想过去，扎加耶夫斯基感觉到，在失败、无家可归、郁郁寡欢的舒曼及其妻子眼中，他和他的文友们只可能像傻子和野蛮人一样，“是战后的教育、新学校、新报纸、新广播、新电视塑造出来的结果”。似乎有一个规律：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人是野蛮人。
扎加耶夫斯基本人已不再年轻，现在是美国学生的导师，他致力于避免那种绝望与缺乏理解的情况，轮到他这一代时依然重复出现。他也不会看不起自己那代人的“敌人”、老一辈的波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认为他们要么是真正的信仰者，要么是为懦弱和卑鄙目的出卖自己的人：
他们并不简单地只是魔鬼，就像他和他的朋友并不都是天使那样。至于那些 “最初效忠于斯大林式文明”，而后又转变了的人，扎加耶夫斯基说:“我不会因他们早年、年轻的沉醉，谴责他们。我更倾向于惊叹人性的慷慨，它给了有天赋的年轻人第二次机会，一个道德上迷途知返的机会。”
这一评价的核心是一位小说家，专门以“移情”为业的人的智慧，而非一个抒情诗人的智慧。（扎加耶夫斯基写过四部小说，还没有一本译成英语。）在《两个城市》里有一篇题为《背叛》的文章，它的戏剧独白是这样开始的：
我为什么那么做？我为什么会做什么事？为什么我会是曾经那个样 子？我曾经是谁？我已经开始后悔同意接受你的采访了。多年以来，我都是拒绝采访的；你一定是在我脆弱或焦虑的那一刻要求我的……那个世界如何？你生得太晚不知道。它与现在这个是同一个。但又完全不同。
我们知道，什么都是有差异的……相同的只是：诗人的智慧。实际上，就是智慧。
当然，历史永远不应被认为是一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词。在扎加耶夫斯基具有回忆性质的作品里起支配作用的感觉是：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经历过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过程里，事情终于是变得更好了。适当地、有残缺地变好——而不是空想似地的变好。年轻的扎加耶夫斯基和他的同志在异议运动中估计当时那种政体可能延续一、两百年，实际上，它只维持了不到二十年。教训：邪恶并非不可改变。事实是，在人的可以想象的漫长一生里，每个人都会超越他的旧我，通常还会超越不止一个旧我。
《另一种美》一书部分地是关于挣脱历史钳制的沉思：如何将自我从历史的狰狞鬼脸和反复无常中解放出来。这在今天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在一九八九年后，波兰公共领域里的邪恶就表现得不再那么极端。但是，对于制度的清算，也许比气质的改变容易得多。扎加耶夫斯基的气质（即他与自己进行的对话）植根于他的时代，那时英雄主义至少还是一个选项，道德上的严格仍然受到多种民族文学的天才人物敬仰和尊崇。对于在过去那种糟糕年代里养成韧性的中欧作家来说，在一个道德预期削弱、艺术标准粗鄙的新低地，如何进行软着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
扎加耶夫斯基记录的成长史，可以描述为个人气质的放松过程：找到属于自己恰当的开放性、恰当的平静、恰当的内在性。（他说只有在感到快乐、平静时，他才能写作。）道德提升的要求，现在受到受到怀疑目光的审视——不过，谁能否定“68年一代”中人的这一判断？高度移情性的强烈没有了吸引力。他终结了宗教派别的信仰，但并没有终结“神圣”的概念，在已故戏剧家耶日•格洛托夫斯基的作品里，以及在伏洛齐米厄•斯坦尼耶夫斯基领导的加兹恩尼策戏剧中心，这样具有神圣性的人物，仍然居于中心地位。一方面，神圣-狂喜的传统在波兰戏剧里仍然很活跃——不过，在过去，戏剧、尤其是这样一种戏剧，常常具有强制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波兰文学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另一种美》充满了精神渴求的谦逊，它排除了狂暴，而且无须任何牺牲的高大姿态。正如扎加耶夫斯基书中所写：“一个星期当中，并非每天都是星期天。”
书中最敏锐的一些章节是关于幸福的描写，一个孤独之乐趣的品鉴家日常的幸福：散步、读书、聆听贝多芬或舒曼的音乐。《另一种美》中的“我”是细致、脆弱、诚恳的——没有丝毫自我保护性的反讽。无论扎加耶夫斯基还是笔者都会希望看到他是另一番风格。反讽的代价是失去太多的乐趣。“狂喜和反讽在艺术世界里几乎不会相遇，”扎加耶夫斯基说，“当它们相遇时，通常只会互相妨害；它们会努力减少削弱彼此的力量。”而他毫无愧色地站在狂喜这一边。
这些描述是对带来幸福的一切事物的称颂，而不是对善于接受幸福的自我的庆祝。作者也许只是描述自己的所爱，或者引用一首自己喜欢的诗：这本书就是作者内心赞赏和同情的样品。书中有一些富于洞察力的刻画，像对自己钦佩的朋友亚当•米奇尼克，他是反抗独裁统治的一座灯塔（他在监狱中写过一本书《波兰光荣史》，谈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及其他问题）；书中还有表达了对流亡于巴黎的波兰老前辈、画家、作家、曾及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的英雄校友约瑟夫•查普斯基虔诚的敬意。“他人即地狱。”不，正是他人拯救了我们，扎加耶夫斯基在与本书同名的一首诗中这样宣称，该诗也被用作题词放在书首。
下面就是本书译者克莱尔•卡瓦娜新译的《另一种美》一诗：
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
找到慰藉，在别人的
音乐，别人的诗中。
拯救与他人同在，
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
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在黎明时瞥见他们，
眉毛干净，被梦想洗净。
因此我才踌躇：该用哪个词
“你”还是“他”。每个他
都暴露出部分你，但是
平静的谈话等候时机
在别人的诗歌中。
下面是同一首诗，收入扎加耶夫斯基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一部诗歌选集《震惊：诗选》，题为《在他人创造的美中》，英译者是芮内塔•柯钦斯基：
唯有在他人创造的美中
存在安慰，在他人的
音乐，他人的诗里。
唯有他人能拯救我们，
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
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一早看见他们，
额头光洁，为梦洗净。
我因之犹豫该用哪个词，
“他”还是“你”。每一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
作为回报，某个他人的诗
提供冷静对话的忠实性。
这是为诗所作的辩护，为善所作的辩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本性之善所作的辩护。
当扎加耶夫斯基缓缓地说出对于宁静、同情、忍耐，对于“平凡生活中平静与勇气”充满诱惑的赞美时，没有什么可以把读者带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带向今天风行的那种自愉自恋的狂热。宣称“我信仰真理!”，而在另一段中宣称“善的确存在！”（请注意作者的惊叹号！）如果不是过于乐观——一个美国评论者觉察到书中高扬的一点乐观情绪——至少算是不切实际的狂想。我们现在这种文化提供不了多少阳刚性的甜美的模式，而那些我们从过去的文学中获得的典型形象，都不免给人幼稚、孩子气、不谙世事之感：《远大前程》里的乔•葛奇里，《卡拉马佐夫兄 弟》里的阿辽沙。在《另一种美》里，扎加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就没有那种意义上的“天真”之感。但他却有一种特殊的天赋，神奇地呈现出复杂的天真、天才的天真那种状态，如他在那首令人心碎的人物诗《弗朗兹•舒伯特：新闻发布会》里所写的那样。
书名也许会误导读者。《另一种美》处处都在清楚地表明，扎加耶夫斯基虽然是一个诗歌和其他艺术之伟大性的崇拜者，但他不是一个唯美主 义者。诗歌应该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评判：“作家把美的价值看得高于真，是可悲的事。”诗歌必须远离傲慢之气的诱惑，那种傲慢之气内在于本身洋洋自得的状态里。
当然，美与真，都像是过去更为天真的时代留下来的虚弱路标。在他与当下进行微妙的协商时，扎加耶夫斯基的表现是站在面临危险的真实性一边，怀旧算是一种论证的欠缺。而且，尽管不再拥有从前那般作结论的种种确信和特许，他誓要捍卫文学中已经达成的“卓越”和“崇高”的信念——自信（他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仍然需要用这些艺术品质，虽然这些本属褒义的词语，如今似乎说不出口了。扎加耶夫斯基最雄辩、最有总结性的辩护是《粗鄙与崇高》一文，原是他在一九九八年在荷兰一所大学所做的演讲，其中，他提出了这个看似天真的问题：文学的伟大性，仍然可能吗？
相信文学的伟大性，就意味着赞赏的能力依然完好。当赞赏的能力被腐蚀，也就是，人变得愤世嫉俗之后，“文学是否伟大”这类问题本身就消失了。虚无主义与赞赏的能力相互对抗，彼此妨碍，争相削弱对方的力量。（正如“讽刺”与“狂喜”一样。）
虽然扎加耶夫斯基对“欧洲文学的衰落趋势”感到沮丧，但他拒绝推测，到底是什么使主观主义取得优势件并导致对“伟大性”的错误排斥。
也许那些完全靠国家掌控的平庸成长起来的人，发现很难抱怨重商主义的价值（它们往往披上“民主的”或平民主义价值的面具）破坏了崇高的基础。“苏联的文明”，也叫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的保守拍力量。共产主义统治的文化政策，时刻铭记着关于业绩的旧的、分等级的的概念，试图赋予平庸的宣传以高贵的血统。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和文化具有一种真正激进的关系，直接废除了艺术的“伟大性”这一概念，它被当作一种“精英”式的假想，也是被来自文化进步和文化保守派两方面如今相当普遍的市侩主义最成功地拆解了的。
扎加耶夫斯基对传统标准的崩溃提出的异议，但是其中并无任何分析的东西。然而他一定懂得，仅仅谴责这种崩溃是徒劳用的（也有丧自尊）。孤立无援的虔诚，有时会过热：“没有诗歌，我们很难说比其他哺乳动物高级。”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类似的沮丧，尤其在他禁不住把我们这个时代看成前所未有的堕落时。他委婉地问：“如果过去那些伟大、天真的艺术家，乔托、凡• 艾克、普鲁斯特，或者阿波里奈尔，他们被某个怀恨的魔鬼打发到了我们这个残缺、庸俗的世界，他们会怎么做? ”我不了解乔托和凡•艾克会怎么做；但普鲁斯特（死于一九二二年）和阿波里奈尔（死于一九一八年），说他们“天真”，我不能不想到被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那一场毫无意义的大屠杀，要说有任何区别的话，那可是远远坏过“残缺和庸俗”。
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为世俗时代的精神价值载体，受到了围攻；此观点本来应该仔细审查一番。虽然如此，扎加耶夫斯基的表述，没有任何怨恨和复仇心理，他的精神的大度、 他对永远在抱怨的粗俗的警惕、对自以为是的文化优感的警觉，在姿态上有别于那些高唱“高雅文化之死”的专业哀亡者小部落，比如一度自命不凡的乔治•斯坦纳。（有时他也会滑入不费气力的断言，认为今不如昔，但是即便那样，他从不夸大或自夸：可以说是一种斯坦纳主义，不失一副人的面孔。）
长期固守传统，偶尔爱出警句，扎加耶夫斯基太过精明、太过尊重普通或寻常的智慧，不会看不出围绕在他的周围各种姿态，以及个人持久激情的限制。一个人可以被艺术作品提升、深化、完善。但是，扎加耶夫斯基也警示我们，“如果忽视了无法消融于艺术的实在世界”，想象力也会成为它自己的一个敌人。
因为这是一本带有各种个人记法、多重主题并置的书，一些对于扎加耶夫斯基会的互相非常矛盾的评价，很可能不请自来。就像他自己承认的，他是一个矛盾的人，而扎加耶夫斯基是如何矛盾的，才是有价值的问题。《另一种美》里的反思和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敏感、重要的思想头脑，分裂于公共世界与艺术要求、团结与孤独、及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之间。分裂，但并没有被击倒。这里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降临。这里有忧伤，但也有那么多的欢乐，它们来自别人的天才、却使我们不断壮大。也曾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总要敲响。这里有绝望，但也有慰藉，同样势不可挡。
李以亮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