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非常清楚，1999年11月26日，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就从北京到了巴黎。虽说是国家公派，但我是通过了国家法语考试的。虽说是通过了法语考试，但我的口语水平只限于做最简单的交流：问个路，买样东西，办个住房证明什么的。国家每个月给我3100法郎，房租就要900法郎。任何奢侈都不要想。我是带着任务去的，当时我参加了叶秀山、王树人先生主编的《西方哲学史》项目组，我负责撰写第5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我经常去法国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我读法文学术书的能力，就是从那时逐渐培养起来的。邀请函是德里达写给我的，只有草草几行字——有天才的思想家都写不好字，马克思就因为字写得让人无法辨认，无法找到一家报馆的工作——我至今都留着这封信函，虽然我读不懂他那几行字的具体意思，但我也看懂一点可以拿这张纸去办签证，果然如此。当时法国健在的哲学家中，我最熟悉的就是德里达，我喜欢的其他哲学家，像卢梭和萨特都已经去世了。
我查了一下，德里达的工作单位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有地址，我就用英文给他写了一封要贴邮票才能寄出的那种信，没曾想他就果真回信了，我至今觉得很是欠他的情。到了巴黎后，我首先必须去拜见德里达。见面礼是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德里达》，还有一幅很大的万里长城刺绣，他挺高兴的，因为一个中国人写《德里达》，封面上还印着他的头像。我说，您可以送我一本您的著作吗？他说当然可以，要哪一本呢？我说《马克思的幽灵》，他发现我法语不好，于是就问，你是要法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呢？我先说要英文版的，然后又改口说要法文版的。唉，我这既毛毛草草又犹豫不决的老毛病怕是一生都要伴随我的。毛毛草草使我性子急下笔快，犹豫不决并没有使我写得慢，而是导致了我也不知道我会写出什么效果，因为可供选择的各种句子太多，思想的岔路口太多。我一直认为我原本是有能力写出比我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更有质量的东西的，但我耐不住等待，就只能像现在这样了。
我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听过德里达讲课，他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授课大厅里有几百个学生，也有教授去听课的。他自己开一辆旧的小轿车，夹着一个已经磨损了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几十页当天的讲稿，还有上课要念到的书籍。虽然有讲稿，他却经常脱稿侃侃而谈，伴有手势。他经常穿颜色很醒目的西装和格子衬衫，与他的后现代风格很是搭配。
巴黎和北京很不一样。巴黎是一个可以逛着消遣的城市，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人的愿望。巴黎的核心圈就在塞纳河两岸，甚至不用坐地铁，只靠走路游览就可以了。巴黎和北京相比，那些最为重要的地点，彼此距离都不算远：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香舍丽榭大街、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索邦大学、先贤祠、蓬皮杜艺术中心距离里昂火车站不算很远，我住的学生宿舍走路到里昂火车站只要几分钟，走到巴士底狱广场大约一刻钟，想想自己曾经住在“世界革命老区”——法国大革命的发源地“巴士底狱”附近，写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心情很复杂，这叫做“是其所是”。
说句实在话，即使在巴黎整整一年，我并不真正了解它，我看到的只是它的表层——街景。我还在巴黎著名的圣心大教堂的“山脚下”的一个公寓租住了三个月。从圣心大教堂可以俯瞰整个巴黎市区，游人云集。那附近的小巷有很多艺术家摆摊卖画，或者给游人画像。
印象比较深的遭遇：
刚到巴黎不久，和一位曾经来过巴黎的留学生去闻名世界的巴黎“红磨坊”看艳舞表演，即使不像是《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去逛大观园，也是天真烂漫纯粹好奇，进了一家艳舞厅，酒吧台前有五颜六色的各种鸡尾酒。这留学生对我说：不要点酒。我们入座后，不曾想老板叫来两个花枝招展的女郎过来与我们搭讪。这留学生和我小声说：“要坏事！赶紧走！” 走到门口被老板拦住了：“你看了一眼也算看了，交钱！”
一次坐巴黎地铁，刚迈进地铁车厢，同时一个黑人从车厢外把一个夹子扔到我脚下。我拾起来一看，是我的夹子，里面有我的地铁月票——这黑人在我上地铁前偷了我的夹子，翻看里面没有钱，就将夹子扔回给我了。这小偷似乎还有点剩余的良心，没有把我的月票扔到垃圾箱。
一次坐地铁去飞机场，赶上地铁工人罢工，我坐的地铁中途停运了，我急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就要赶不上飞机了，问路一个白人妇女，这善良的女人见状，领着我们左拐右拐，走了很长一段路，换乘了另一个去机场线的地铁，使我们没有误了飞机。
那段时间，兜里没钱，但成天在巴黎街头逛，头发很长人消瘦。除了卖艺的，巴黎也有流浪汉，这些人直接和你要东西，有要香烟的，也有要钱的。我就碰上过一次一个白人青年和我要钱，我和他说：我真没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