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认为二战期间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果真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吗？他们果真那般忠诚于他们当时的政权吗？或许是的，影片史料似乎有真实的记录，可作为证明。但是，这里有多少人是被国内大潮流所裹挟的，各种投机还有迫于形势及其恐惧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是永远都无法查清在总人口中的具体比例的。
有一个事实可以验证国民对于其时任政府的忠诚度。以德国为例，从1933年到1945年，经过12年的灌输。按说，德国人的信念似乎只投注于一个规模宏大的种族主义叙事之中。人们的全部信念、生命的意义、自我牺牲精神，都在修建这个强国大厦。1945年，突然之间这个故事崩溃了。但是，德国人让他们的元首无比失望了，因为其自杀只是带走了极少量的死硬分子。不是要献身吗？这是骗人的。精神的危机？或许是有的，但从德国人内心恢复的速度而论，那12年的教育几乎是白费了。元首之死并没有使德国人失去事业的依靠与生命的意义，更没有必要担心德国人无法适应战后的生活。苦是苦一点，甚至挨饿受冻，但对于内心的转变而言，物质上的困乏并不具有历史分析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使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大多数德国人心理恢复的速度惊人，他们忘记元首的速度与死而复生的速度是同步的，与他们接受新的身份认同的速度是同步的。
在旧官吏与新政府部门之间，在两种完全不同政体之间，按说应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尽管这个说法不甚准确。也就是说，新政府部门或者各个部委的工作人员，基本上还得使用旧政府和军队中服役的人员，甚至包括政工干部，因为不用这些现成的、有职业素养的人，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但不要忘了，这些人之前可是无数次向元首行过军礼的——但他们果真忠诚吗？如果我们过于相信自己认为他们应该是的，我们会为自己对于人性的无知而感到羞愧的。如果我们觉得战时那些貌似死忠分子或者粉丝会感到无地自容，就像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那个可恶的警探沙威那样投河自尽，我们就太天真了，那只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即理想小说里的理想故事。真正忠诚的和有良心发现进而强烈愧疚自责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事实的真相是，沙威既可以为王权服务，又可以为共和国服务，而且同样会服务得很好，因为他们或者只是技术官僚、或者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政客——我们之所以很难往这个方向想问题，以为这些旧人的脑筋弯子转得会很艰难，甚至痛不欲生，是因为我们过于相信人应该有信仰了，这个想法，即人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持有某种价值观，这个想法使我们感到很舒服，但这是由于我们读小说太多了，太不理解人性了。
还有一个事实应该提及，它不太符合我们的固有印象，我们之前的叙事方式，称之为“叛变”与“节操”——这个传统叙事方式是如此强大，就像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离婚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感强烈的“不道德”的事情。当然，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此会感到匪夷所思。从哲学上说，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传统都具有的“叛变”与“节操”情结呢？质言之，就是追求纯粹性与完美，这是古代的叙事方式，不是现代的。古代社会生活相对单纯统一，缺少变化。这使得“变节”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贬义词，它对应的是忠诚，但这种态度太古代了，它太不哲学了。哲学的态度，首先应该追问：所谓“应该”被忠诚的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是什么，它是否值得忠诚？哲学的态度，就是思考一个判断句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依据是什么？比如，我们不可以说同一批人在二战前后服务于不同政体是一种“叛变”或者“没有节操”，因为事实上就像再婚者比初婚者可能更加幸福，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服务于新制度的二战期间的德国人或者日本人，除非极其个别人，并没有傻到想复辟旧制度的。对于不可能之事，留念的念头维持不了多久的。也不要把这批人过于想得很坏，其实他们不仅完全可能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妻子、好妈妈，好老师、好医生，而且也可能真心实意地投身于新制度之中，并且工作出色，因为人总是追求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眼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在本文标题中说了“日本人”，这里就不单独分析了，两个国家的情况类似。人们起初经历的心理变化，是总得继续活下去，但说绝望就太过分了。事实上，曾经认可的价值转瞬之间变得毫无价值，这似乎是灭顶之灾，这毁灭他们的，同时就迎来了拯救他们的。起初，这并不是两国人民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外部强行的、强制的民主制度，这在德国和日本的情况是一样的：以军事化的、暂时占领的方式去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有时候，手段与目标之间是自相矛盾的，即手段恰恰是目标所不赞同的，但这种不得已的方式却是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恢复的速度超乎人们的想象，而且在20世纪末再次进入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政治制度上的。两个国家的国民都不再可能有二战时期的心态，这种告别是极其彻底的。
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前和战后分别都是两种人，原来是坏人，现在是好人。事实上，他们的民族性格和生活习惯、社会风俗，战前战后并没有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制度，融入世界文明主流，而不是强调自己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国民的外貌没有变化，只是换脑筋了。脑筋不得不改变，因为制度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