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8日,我们在巴黎街头寻找花神咖啡馆,我在次日发的朋友圈是这样写的:“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之一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创立于1887年,自从20世纪初成为众多哲学家、艺术家聚集的场所。有两部电影,一部为《花神咖啡馆》,另一部《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描写青年萨特和波伏娃的经历。1943年,萨特曾经在花神咖啡馆写作《存在与虚无》,其中对咖啡馆侍者有精彩描述。我们入座后,侍者拿来菜单。我们问:‘萨特当年喝哪一种咖啡?’侍者指着说:‘就这种!’端上来的咖啡很讲究,还有‘花神咖啡馆’的字样。为了尽兴,我们又要了一种加了酒的咖啡,权当是鸡尾酒,果然喝出来某种现象学的味道。”
一个朋友这样回复:“喝萨特同款咖啡有福了”
我回复:“这个感觉类似于巫术,信则灵,和魔法差不多,全世界的人心灵相通。”
另一个朋友回复:“不加糖要加盐”
(这使我想到别处了,我经常这样写东西)于是我这样回复,它来自《存在主义咖啡馆》一书,我们所有的念想都是杂七杂八拼凑一起的东西,关键或者难点在于尽量不重复,力争做到每句话都能吸引人,让读者立刻觉得有道理,但不让读者确切知道道理究竟在哪:“有一个十分烧脑的笑话:有一次萨特对侍者说。‘给我来一杯我经常喝的那种咖啡,但是这次不要加奶油’。过了一会,侍者走过来说:‘很抱歉,萨特先生,我们的奶油用完了,不加牛奶可以吗?’”
这个笑话烧脑,因为它有门槛,哲学爱好者动了脑筋,才会有所领悟。领悟后,会觉得哲学和不加奶油和牛奶的咖啡,味道差不多,苦出思想滋味呢!哲学的生活化比艺术的生活化还要难,属于极其小众的享受。
这个笑话没有标准答案。我的想法是:不在咖啡里加点任意的什么,是这个笑话的荒谬且隐蔽的前提。“不加”的做法本身,就是使哲学家萨特满意的前提,所以侍者才说了一句绝非多此一举的“废话”:“很抱歉,萨特先生,我们的奶油用完了,不加牛奶可以吗?”
以上的“不加”之做法本身,会使我们想到一种康德道德律式的“应该”,即某种匮乏,从而保持自身原有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什么都没有”也是具体的,就是萨特说的“具体的虚无”——原汁原味的咖啡本身就已经有魔力了,它将之后被命名的“奶油咖啡”或者“牛奶咖啡”虚无化了。
总之,首先是匮乏,然后才有名字。这个匮乏=虚无本身。但是虚无本身,就像魂灵一样,不可以说出来。不可以命名,一旦被命名了,被说出来了,就进入了交流沟通的领域。这样的话,心灵就破碎了,魔力就消失了、不见了、溜走了。
不能被说出来的,是源泉,而说出来的,是结论。比如,我研究哲学几十年,按说不迷信,但我为什么禁不住念头的诱惑去访问花神咖啡馆呢?难道就因为萨特曾经在此喝过咖啡或写作《存在与虚无》?萨特还去过很多地方,而花神咖啡馆碰巧和萨特遇上。总之,我可以有100个理由这样说:只要读萨特的书有收获就可以了,不必去拜访他曾经写书的地方。就像钱锺书先生说的,好好吃鸡蛋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去看看下了这颗鸡蛋的老母鸡呢?
因此,我去花神咖啡馆“打卡”,还发什么朋友圈与朋友共享,以示炫耀“喝萨特同款咖啡有福了”,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但这只是逻辑上说不通,而在心思或者性灵上,说得通——这个说得通,并不存在语言中,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它使我们生活有趣、有魔力。
说穿了,花神咖啡馆暂时充当了萨特的媒介,这个媒介似乎能自身发光——为了说得更深刻一些,我们可以联系到“艺术品的起源”这个话题。
学界都知道,海德格尔有一篇名作《艺术作品的本源》,但他说的太玄了,什么敞开啊、显现啊,他说得不亲切、不亲切。下面我从另一个角度,说说我对于艺术起源的看法。
海德格尔批评学究,但他区分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起源,也很学究。他说本源是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意,但他在文中又谈到艺术作品如何发生与呈现之问题——这难道不就是起源吗?发生在前,本质在后。
换句话说,魔力在前,艺术品在后。“艺术品”这个说法本身,已经包含分类、界定或者定义了。当我们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已经自动包含我们知道什么不是艺术品。
但无论如何,我不想以上述方式讨论问题,因为这种方式太学究了。我宁可用以下的方式:在石器时代,还没有“艺术品”这个抽象概念。石器人在石窟洞墙壁上画的鹿,是一种魔法媒介,它主要不是为了让别的石器人看见,而是为了让神灵看见。神灵的目光,具有一种魔法效果,它可以显灵并且因此保佑石器人生命平安,安抚心灵,并不是为了什么美或者“臭美”。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比如,到了18世纪晚期,到了拿破仑时代。假如,我是说假如,拿破仑不仅是战争能手,还具有考古学和艺术眼光,他下令将这石器人在石窟洞墙壁上画的鹿,从墙上剥下来,千里迢迢运回到巴黎卢浮宫展出。在这种情况下,这洞穴壁画原有的神灵魔力就消失了,因为这张壁画已经被当成一件艺术品展出了。在这个时候,同样的东西就有了新的名字,即“艺术作品”。但是,魔力并没有消失,我们只是将原先的“生命魔力”更为集中地称为“艺术魔力”。在这种情形下,仍旧是魔力在前,艺术品在后。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小便池,在卫生间里就是小便池,但在1917年,法国人马赛尔-杜尚从商店购买了一个男用普通小便池,在上面随手写上“R.Mutt,1917”的字样,并命名为“泉”,寄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沙龙展”,展出后,引起轰动,被艺术史上公认为第一件现成艺术品。2005年,这座小便池被全球500位艺术评审专家认定为“对现代艺术史影响最大的作品。”
忍不住说句粗话:这500个艺术专家都是“傻子”吗?肯定不是!但是,如果可以像杜尚这样创作艺术品,艺术作品的旧有边界将不复存在,似乎美术学院原有的匠人精神、技巧之类将变得无用,因为杜尚其实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艺术创作行为,他只是灵机一动,在小便池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花了一点钱寄到美国,仅此而已。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戏谑的玩笑惹起的一场大误会,但就像医学史上青霉素的意外发现一样,就像王致和与臭豆腐的关系一样,但我这里主要不是想说什么错进错出的有了重大成果,而是说那500个艺术专家和之后的艺术家都是绝顶才华之人,不是我一个搞哲学的可以比拟的,我的特长是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小便池只有在艺术展览馆才称为“艺术品”,在你家的小便池,就只是小便池——那么,这种转化——关键在于场所、媒介。奇妙之处在于,场所和媒介本身具有某种魔力,这些魔力并没有说话,但在效果上,等于在说话,但这些话,你是听不见的。
这有点和巴黎花神咖啡馆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是萨特等哲学家和常去那里的世界知名艺术家再造了这个咖啡馆,反过来这咖啡馆会一直欠萨特们的情分,这咖啡馆现在在“吃”萨特。在巴黎圣母院附近有一家英文小书店“莎士比亚书店”,现在也成了世界游客的打卡地,要排队进去,已经分不清楚是真的要买书还是出于纯粹好奇了,里面不许拍照,因为乔伊斯和海明威等一众20世纪最知名的小说家,曾经在此写作甚至居住。还有更过分的,据说法国人已经把卢梭和华伦夫人第一次约会的场所围了起来,作为旅游景点,但怎么可以根据卢梭《忏悔录》中的说法就做如此安排呢?卢梭可能在胡诌,在说谎。
但是,真相在艺术中从来没有地位。艺术的起源在于引起惊叫——“哇塞”,就像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几乎只凭借他最著名的画作《呐喊》而支撑起奥斯陆蒙克博物馆——这就是艺术的生育能力。如果这个可以成立,那么巴黎卢浮宫可以“分裂”出多少个独立博物馆呢?但话不能这样说,因为卢浮宫里展出的作品,是现代艺术之前的。
杜尚的小便池,也诞生于“哇塞”、一种惊叫,它比蒙克的《呐喊》更为过分,因为小便池本身完全没有人的身体形状,没有生命,一个无机物,但杜尚就随手让它成为“泉”了。“源泉”的泉。尿尿也是泉,就此开启了纯粹观念艺术,但也不是思辨哲学,因为观念是有形状的。
对于学者,发表,或者私下写的字变成印刷品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尽管出版物的质量已经下降了,但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于,只要是把话印成书,人们就可能相信这些话的质量高。作为媒介,书就是一种魔法,有魔力。引用也是如此,比如,“不须放屁”被你说出来,就是俗气无素质,但是被领袖说出来,就是有宏大气魄了。但读者不要理解偏了,我这里所谓“魔力”其实是一种信用。比如,一张500欧元的纸币,大约可以兑换4000元人民币,但它其实就是一张纸。商家凭什么认为这张纸有4000元人民币的神通呢?这个魔力来自信用,也就是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约定,因为这种相信此前一直有效,因此这张纸就一直可以具有如此魔法效力。直到有一天,人们普遍都不相信这种信用,那么它就果真成为它的真相——只是一张纸了,只是一个小便池了。
一个名人,不可以滥用自己的名字,不要由于不好意思而向读者推荐一本烂书,类似这样的行为,次数多了,名人的声誉就会染上别一种声誉。
只有在以上质朴的原发状态下,魔力才是思想艺术感受的源泉。
19世纪30年代,摄影术刚刚发明出来,还没有工业用途,人们主要用于拍人的肖像照片。照片拍出来后,人们不敢直视自己的照片,认为自己的魂灵被囚禁在照片里了。最初的照片,19世纪后期的个人肖像照片,读者如果好奇的话,可以去查,那时人们的相片几乎从不微笑,面带忧郁、面孔死板,因为起初摄影术在拍照时,被拍照的人得摆好姿势,等上好些分钟(具体多少分钟,我也不知道,反正很长时间,据说是因为照相机曝光时间很长)。我们可以复原一下这样的场景,你就那样干坐着或者站着,在这个期间你不可能保持一种表情不变,最后拍出来的,是一种综合表情效果,也就是忧郁的死板,眼睛盯着照相机。
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在照相时,心理不适应。在那时,照相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根本就不是喊“茄子”然后随手一拍了事的,而更像是一种魔法仪式,十分庄重的场面。
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丧失对魔力的想象,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艺术灵感的源泉。我现在想到了当代法国评论家罗兰巴特的一本书,书名叫做《明室》,它是一本专门讨论摄影的小册子。这本书的第一段话,写得很有意思,我抄下来,作为我这篇短文的结尾:
“有一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偶然看到拿破仑最小的弟弟热罗姆的一张照片(摄于1852年)。我当时十分震惊,想到:‘我看到了一双曾经看到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这种震惊的感觉我日后再也不曾有过。我和人说起过这种震惊之情。可是,因为似乎没人有同感,甚至似乎没人能理解(孤独。大千世界就是靠这样一些个人的点滴孤独构成的),我也就把此事置诸脑后了。”
拿破仑活着的时候,世界上没有照片,没有摄影术,但拿破仑的弟弟有照片,而拿破仑的弟弟,看过拿破仑。你在照片上看见了拿破仑弟弟的眼睛,而这双眼睛看见过拿破仑——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推得出来。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一点鬼魂效应。也就是说,你拐弯抹角地看见了拿破仑,而拿破仑不可能看见你。我坚决认为,这个思路中既有艺术也有哲学,它涉及艺术哲学的综合起源,只是人们很少这样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