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8日，我们在巴黎街头寻找花神咖啡馆，我在次日发的朋友圈是这样写的：“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之一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创立于1887年，自从20世纪初成为众多哲学家、艺术家聚集的场所。有两部电影，一部为《花神咖啡馆》，另一部《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描写青年萨特和波伏娃的经历。1943年，萨特曾经在花神咖啡馆写作《存在与虚无》，其中对咖啡馆侍者有精彩描述。我们入座后，侍者拿来菜单。我们问：‘萨特当年喝哪一种咖啡？’侍者指着说：‘就这种!’端上来的咖啡很讲究，还有‘花神咖啡馆’的字样。为了尽兴，我们又要了一种加了酒的咖啡，权当是鸡尾酒，果然喝出来某种现象学的味道。”
一个朋友这样回复：“喝萨特同款咖啡有福了”
我回复：“这个感觉类似于巫术，信则灵，和魔法差不多，全世界的人心灵相通。”
另一个朋友回复：“不加糖要加盐”
（这使我想到别处了，我经常这样写东西）于是我这样回复，它来自《存在主义咖啡馆》一书，我们所有的念想都是杂七杂八拼凑一起的东西，关键或者难点在于尽量不重复，力争做到每句话都能吸引人，让读者立刻觉得有道理，但不让读者确切知道道理究竟在哪：“有一个十分烧脑的笑话：有一次萨特对侍者说。‘给我来一杯我经常喝的那种咖啡，但是这次不要加奶油’。过了一会，侍者走过来说：‘很抱歉，萨特先生，我们的奶油用完了，不加牛奶可以吗？’”
这个笑话烧脑，因为它有门槛，哲学爱好者动了脑筋，才会有所领悟。领悟后，会觉得哲学和不加奶油和牛奶的咖啡，味道差不多，苦出思想滋味呢！哲学的生活化比艺术的生活化还要难，属于极其小众的享受。
这个笑话没有标准答案。我的想法是：不在咖啡里加点任意的什么，是这个笑话的荒谬且隐蔽的前提。“不加”的做法本身，就是使哲学家萨特满意的前提，所以侍者才说了一句绝非多此一举的“废话”：“很抱歉，萨特先生，我们的奶油用完了，不加牛奶可以吗？”
以上的“不加”之做法本身，会使我们想到一种康德道德律式的“应该”，即某种匮乏，从而保持自身原有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什么都没有”也是具体的，就是萨特说的“具体的虚无”——原汁原味的咖啡本身就已经有魔力了，它将之后被命名的“奶油咖啡”或者“牛奶咖啡”虚无化了。
总之，首先是匮乏，然后才有名字。这个匮乏=虚无本身。但是虚无本身，就像魂灵一样，不可以说出来。不可以命名，一旦被命名了，被说出来了，就进入了交流沟通的领域。这样的话，心灵就破碎了，魔力就消失了、不见了、溜走了。
不能被说出来的，是源泉，而说出来的，是结论。比如，我研究哲学几十年，按说不迷信，但我为什么禁不住念头的诱惑去访问花神咖啡馆呢？难道就因为萨特曾经在此喝过咖啡或写作《存在与虚无》？萨特还去过很多地方，而花神咖啡馆碰巧和萨特遇上。总之，我可以有100个理由这样说：只要读萨特的书有收获就可以了，不必去拜访他曾经写书的地方。就像钱锺书先生说的，好好吃鸡蛋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去看看下了这颗鸡蛋的老母鸡呢？
因此，我去花神咖啡馆“打卡”，还发什么朋友圈与朋友共享，以示炫耀“喝萨特同款咖啡有福了”，是毫无道理可讲的，但这只是逻辑上说不通，而在心思或者性灵上，说得通——这个说得通，并不存在语言中，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它使我们生活有趣、有魔力。
说穿了，花神咖啡馆暂时充当了萨特的媒介，这个媒介似乎能自身发光——为了说得更深刻一些，我们可以联系到“艺术品的起源”这个话题。
学界都知道，海德格尔有一篇名作《艺术作品的本源》，但他说的太玄了，什么敞开啊、显现啊，他说得不亲切、不亲切。下面我从另一个角度，说说我对于艺术起源的看法。
海德格尔批评学究，但他区分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起源，也很学究。他说本源是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意，但他在文中又谈到艺术作品如何发生与呈现之问题——这难道不就是起源吗？发生在前，本质在后。
换句话说，魔力在前，艺术品在后。“艺术品”这个说法本身，已经包含分类、界定或者定义了。当我们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已经自动包含我们知道什么不是艺术品。
但无论如何，我不想以上述方式讨论问题，因为这种方式太学究了。我宁可用以下的方式：在石器时代，还没有“艺术品”这个抽象概念。石器人在石窟洞墙壁上画的鹿，是一种魔法媒介，它主要不是为了让别的石器人看见，而是为了让神灵看见。神灵的目光，具有一种魔法效果，它可以显灵并且因此保佑石器人生命平安，安抚心灵，并不是为了什么美或者“臭美”。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比如，到了18世纪晚期，到了拿破仑时代。假如，我是说假如，拿破仑不仅是战争能手，还具有考古学和艺术眼光，他下令将这石器人在石窟洞墙壁上画的鹿，从墙上剥下来，千里迢迢运回到巴黎卢浮宫展出。在这种情况下，这洞穴壁画原有的神灵魔力就消失了，因为这张壁画已经被当成一件艺术品展出了。在这个时候，同样的东西就有了新的名字，即“艺术作品”。但是，魔力并没有消失，我们只是将原先的“生命魔力”更为集中地称为“艺术魔力”。在这种情形下，仍旧是魔力在前，艺术品在后。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小便池，在卫生间里就是小便池，但在1917年，法国人马赛尔-杜尚从商店购买了一个男用普通小便池，在上面随手写上“R.Mutt，1917”的字样，并命名为“泉”，寄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沙龙展”，展出后，引起轰动，被艺术史上公认为第一件现成艺术品。2005年，这座小便池被全球500位艺术评审专家认定为“对现代艺术史影响最大的作品。”
忍不住说句粗话：这500个艺术专家都是“傻子”吗？肯定不是！但是，如果可以像杜尚这样创作艺术品，艺术作品的旧有边界将不复存在，似乎美术学院原有的匠人精神、技巧之类将变得无用，因为杜尚其实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艺术创作行为，他只是灵机一动，在小便池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花了一点钱寄到美国，仅此而已。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戏谑的玩笑惹起的一场大误会，但就像医学史上青霉素的意外发现一样，就像王致和与臭豆腐的关系一样，但我这里主要不是想说什么错进错出的有了重大成果，而是说那500个艺术专家和之后的艺术家都是绝顶才华之人，不是我一个搞哲学的可以比拟的，我的特长是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小便池只有在艺术展览馆才称为“艺术品”，在你家的小便池，就只是小便池——那么，这种转化——关键在于场所、媒介。奇妙之处在于，场所和媒介本身具有某种魔力，这些魔力并没有说话，但在效果上，等于在说话，但这些话，你是听不见的。
这有点和巴黎花神咖啡馆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是萨特等哲学家和常去那里的世界知名艺术家再造了这个咖啡馆，反过来这咖啡馆会一直欠萨特们的情分，这咖啡馆现在在“吃”萨特。在巴黎圣母院附近有一家英文小书店“莎士比亚书店”，现在也成了世界游客的打卡地，要排队进去，已经分不清楚是真的要买书还是出于纯粹好奇了，里面不许拍照，因为乔伊斯和海明威等一众20世纪最知名的小说家，曾经在此写作甚至居住。还有更过分的，据说法国人已经把卢梭和华伦夫人第一次约会的场所围了起来，作为旅游景点，但怎么可以根据卢梭《忏悔录》中的说法就做如此安排呢？卢梭可能在胡诌，在说谎。
但是，真相在艺术中从来没有地位。艺术的起源在于引起惊叫——“哇塞”，就像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几乎只凭借他最著名的画作《呐喊》而支撑起奥斯陆蒙克博物馆——这就是艺术的生育能力。如果这个可以成立，那么巴黎卢浮宫可以“分裂”出多少个独立博物馆呢？但话不能这样说，因为卢浮宫里展出的作品，是现代艺术之前的。
杜尚的小便池，也诞生于“哇塞”、一种惊叫，它比蒙克的《呐喊》更为过分，因为小便池本身完全没有人的身体形状，没有生命，一个无机物，但杜尚就随手让它成为“泉”了。“源泉”的泉。尿尿也是泉，就此开启了纯粹观念艺术，但也不是思辨哲学，因为观念是有形状的。
对于学者，发表，或者私下写的字变成印刷品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尽管出版物的质量已经下降了，但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于，只要是把话印成书，人们就可能相信这些话的质量高。作为媒介，书就是一种魔法，有魔力。引用也是如此，比如，“不须放屁”被你说出来，就是俗气无素质，但是被领袖说出来，就是有宏大气魄了。但读者不要理解偏了，我这里所谓“魔力”其实是一种信用。比如，一张500欧元的纸币，大约可以兑换4000元人民币，但它其实就是一张纸。商家凭什么认为这张纸有4000元人民币的神通呢？这个魔力来自信用，也就是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约定，因为这种相信此前一直有效，因此这张纸就一直可以具有如此魔法效力。直到有一天，人们普遍都不相信这种信用，那么它就果真成为它的真相——只是一张纸了，只是一个小便池了。
一个名人，不可以滥用自己的名字，不要由于不好意思而向读者推荐一本烂书，类似这样的行为，次数多了，名人的声誉就会染上别一种声誉。
只有在以上质朴的原发状态下，魔力才是思想艺术感受的源泉。
19世纪30年代，摄影术刚刚发明出来，还没有工业用途，人们主要用于拍人的肖像照片。照片拍出来后，人们不敢直视自己的照片，认为自己的魂灵被囚禁在照片里了。最初的照片，19世纪后期的个人肖像照片，读者如果好奇的话，可以去查，那时人们的相片几乎从不微笑，面带忧郁、面孔死板，因为起初摄影术在拍照时，被拍照的人得摆好姿势，等上好些分钟（具体多少分钟，我也不知道，反正很长时间，据说是因为照相机曝光时间很长）。我们可以复原一下这样的场景，你就那样干坐着或者站着，在这个期间你不可能保持一种表情不变，最后拍出来的，是一种综合表情效果，也就是忧郁的死板，眼睛盯着照相机。
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在照相时，心理不适应。在那时，照相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根本就不是喊“茄子”然后随手一拍了事的，而更像是一种魔法仪式，十分庄重的场面。
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丧失对魔力的想象，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艺术灵感的源泉。我现在想到了当代法国评论家罗兰巴特的一本书，书名叫做《明室》，它是一本专门讨论摄影的小册子。这本书的第一段话，写得很有意思，我抄下来，作为我这篇短文的结尾：
“有一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偶然看到拿破仑最小的弟弟热罗姆的一张照片（摄于1852年）。我当时十分震惊，想到：‘我看到了一双曾经看到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这种震惊的感觉我日后再也不曾有过。我和人说起过这种震惊之情。可是，因为似乎没人有同感，甚至似乎没人能理解（孤独。大千世界就是靠这样一些个人的点滴孤独构成的），我也就把此事置诸脑后了。”
拿破仑活着的时候，世界上没有照片，没有摄影术，但拿破仑的弟弟有照片，而拿破仑的弟弟，看过拿破仑。你在照片上看见了拿破仑弟弟的眼睛，而这双眼睛看见过拿破仑——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推得出来。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一点鬼魂效应。也就是说，你拐弯抹角地看见了拿破仑，而拿破仑不可能看见你。我坚决认为，这个思路中既有艺术也有哲学，它涉及艺术哲学的综合起源，只是人们很少这样去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