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部《忏悔录》，作者分别是圣奥古斯丁和卢梭，都以第一人称“我”贯穿始终，都自言自语，既是文学经典，又是哲学经典——这怎么可能呢？他俩决没有想到，就像写日记，留给自己消遣的。
当后人判断这两部书，是评论、是公共认为，是我们认为，是人云亦云的结果，但公共、我们、人云亦云，都不是当事人，不是心事的创造者。所以，无论评论多么出色，都没有能力产生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原样心思。
原样心思，或者说“我”，是一个发起时刻，是当事人。两部《忏悔录》的基本句式是什么呢？是“我愿意”、“我不愿意”、“我爱”、“我不喜欢”、“我快乐”、“我后悔”等等。换句话说，在这些以“我”开头的句式中，全部句子都是发自内心的。
那么好了，现在有这样一个关键环节，它涉及奥古斯丁和卢梭想法中的现代哲学精神，即消除行为与评论之间的界限：当事人、行为者、说话人，是同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说话与行为自己的心事，其实是一回事，而没有与作为外人或旁观者的想法相互对照。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就很难用“真与假”或者“对与错”加以衡量，因为这种衡量已经有了某种客观标准，而作者此刻并没有想到这些客观标准，没有去想当自己说出某句话或者行为的时刻，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奥古斯丁和卢梭却能够说得滔滔不绝，这种情形，我称之为“雄辩”。
雄辩和通常所谓辩论或者论证不同。辩论是一种对话，对话就像一种游戏一样，至少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就像爱情一样，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么爱情游戏就要遵循某一种规则，双方要有所妥协，任何一方都不可以由着性子来，这就很不过瘾。因此，爱情中是不可以雄辩的，因为那会把爱人气跑的。但是在起源上，雄辩高于论证，就像“我”高于“我们”，就像爱高于爱情，为什么呢？因为先有我，才有我们；先有爱，才有爱情。
但是此刻，一个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出现了：它涉及一切爱的起源、雄辩的起源，也许人们最感兴趣的，这也是知识分子的起源。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说法：知识分子就使用比“必要的话更多的话，说出比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更多的事情”——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自言自语的能力无法控制，也就是滔滔不绝。你看很多女人善于说话，丈夫在一旁气得满脸通红，但是干嘎巴嘴，因为他说话的速度跟不上妻子的速度。但我严肃地认为，真正滔滔不绝的能力并不在于口语，而在于书面语，这里我不说为什么，因为这会跑题。
以上说法，为什么也涉及知识分子的起源？因为所谓学者的实质，其实是一个文人。学者是“我们”，文人是“我”。学者是科学，文人是爱与感情。不是文人的学者，不可能是一个好学者，因为这样的学者将来有可能被AI所取代。文人难以被置换，就像ChatGPT很难写出极具个人风格的以上两部《忏悔录》。
以上，我不是鼓励当下的学者去模仿卢梭，写一部自己的《忏悔录》，而是说学者文章中的智力能力，必须有信仰、意志、价值观支撑起来，但支撑这些的，其实是感性、兴致，是心的因素，是心情，是自由想象力，是选择的随机性，如此等等。这样才具有风格、笔触、文笔、才是活的，有生命力。
心与智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就像爱与爱情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一样。虽然缺一不可，但是心要落实到智，爱要落实到爱情，心里的热情要落实到笔端。可是这里有一个难点，即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虚伪、避免说谎？反过来说，如何最大程度上做到真诚？我的回答是：力争在语言（说话与文字）与实际上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之间，没有距离。也就是没有时间说谎。
比如在西式婚礼上，主持人问新郎：“你愿意娶梅小丫为妻吗？”。新郎说：“我愿意”——这个“我愿意”，就是爱着的、热情的、真诚的话，它绝对不是一句假话。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新郎正在结婚。
也许有人会说，那可不一定，说不定新郎怀有其他目的假结婚呢！但这并不构成有力的反驳，因为正在结婚是一个事实，而新郎说的“我愿意”不是一个从旁观者角度做出的评论，而是作为当事人的自我心情之描述，是以言行事，是一个行为语言。
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能否在写作过程中，无论哲学写作还是文学写作，还是电影台词，还是谈恋爱，都以类似以上“我愿意”（也包括了“我不愿意”）的方式实施呢？如果可以，这会做到最大程度上的真心实意，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会心情愉快，是沉浸式陶醉，从而减少了欺骗。
以上就是奥古斯丁和卢梭《忏悔录》的写作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部作品首先感动读者，因为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爱。然后收获了智慧，因为智慧是“爱出来”的。所谓“哲学”一词，就起源于古希腊文“爱智慧”的意思啊！
行为句是最有分量的，比如以上婚礼上新郎说的“我愿意”，它比恋爱过程中的甜言蜜语更有价值，因为那些好话很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吻。而“我愿意”正在伴随着婚礼。什么叫婚礼？有人会说爱情——这个答案不完全对，甚至没有说到点子上，婚礼也是一种物质的、商业的、甚至政治上的交换或者契约，中国传统所谓“门当户对”就是这个道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只凭一时感情冲动，不听这个老人言，结果婚后后悔已经晚了。
所谓爱，不是口头上的，它首先意味着付出，也就是做出牺牲。女人表面上喜欢情书，实际上是情书之中的文才与文采，文采与文才与房子和金钱是等价的，因为这女人知道这书生的文才将来能换来金钱，即使这书生现在没有钱。换句话说，文人气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写作行为也是一种物质行为，脑力行为，是一种“我愿意”基础上的爱。
行为句是最有分量的，比如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句话：“我宣布，从即日起，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国处于战争状态”。——这里的“宣战”，在效果上，和以上婚礼上的“我愿意”一样，都是行为语言，即两个国家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两个人正式进入婚姻状态。说话人同时就是所发生事件的当事人。当事人正处于“爱或者恨”的状态。
学者的状态是局外人，是解释，是怀着所谓“中性”的态度。这就相当于说：“结婚就是说了几个词”或者“宣战只是说了些什么。”显而易见，这种局外人的解释的态度，太轻飘飘了。而我们都知道，在婚礼和宣战中说的那几个词，后果很严重。
那么，一个真正的作家，下笔与心情的节奏同步，甚至写句子时，自己泪流满面，就像传说中巴尔扎克写作时的表情，他已经化为了小说中的人物了。
在以上意义上，我们说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也是文学作品，因为其中有大量的以言行事的行为句，是心声。这是创造，是心声与外部表现同步，它可以是孤单的个体行为，还没有征得所爱者的同意。因此，这里只有我，而不是我们。但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可能随意、具有由着性子来的过瘾，这使得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收获了智慧，因为人性是相通的。
我们很难相信以下的句子是卢梭写出来的，但卢梭就是这样写的：“我不仅表述思想挺费劲，而且领会意思一样费劲。”“在两个人单独交谈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说。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回答，而当对方不说话的时候，你又得逗着他说。这就足以让我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了。”“更加讨厌的是，当我无话可说，本该学会沉默的时候，我却像是早点还债似的，抢着说起来。”“我尽管不像是个傻瓜，但却常常像个傻瓜似的。”“法国小说胜过法国男人更吸引各国女人。”
卢梭和德里达一样，都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卢梭自称是瑞士的“日内瓦公民”，但是他这样写道：“心里非常偏袒法国，以致法国稍微获得点胜利，我的心便快活得怦怦直跳，而一旦法国失利了，我就愁眉不展。”“就是现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说话颠三倒四的人。”“灵感有时一点也没有，有时又蜂拥而至，数量之大，令我喘不过气来，就是每天写10本书也写不完。”
关于法国人，卢梭这样写道：“也得还法国人一个公道，他们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没完没了地保证，但是，他们所做的保证总是诚心诚意的。可是，他们经常做出好像很关心你似的，这比嘴上说的更能骗人。瑞士人笨拙的恭维只能骗骗傻瓜，而法国人的态度在这方面更加迷人，因为他们的态度比较单纯。人们会以为他们没有把想做的一切全对你讲出来，以便让你更惊喜、更惬意。我还以为，他们在流露感情时，并非矫揉造作，他们生性亲切，仁爱、和蔼。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加纯真，但却比较轻佻浮华、见异思迁。他们的确怀有像你表示的那种感情，但那种感情却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他们在同你说话的时候，对你满腔热情，但等你一走，他们就把你给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们心里全不存事，全都是5分钟热度。”
以上引文都来自卢梭的《忏悔录》。卢梭比女人还女人，卢梭在夸大其词，卢梭在抓住一点滔滔不绝，卢梭在用比“必要的词更多的词，说出比他真正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由于在这种写作时，他使用的主词是“我”，一个发起点，是他自己的心里行为，他就成了普遍人类的一个精神标本，具有人性的优点和缺点。我们从卢梭的著作中仿佛看见来了自己的内心，人是由于被感动而爱的，而不是由于被说服之后而爱的，这就是所谓雄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