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里，being一词莫名其妙，它不可译，因为它不可转化为任何一个现成的汉语词汇，它是虚无却又不是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形对用汉语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有一种天然诱惑，就是用古中国的老庄哲学作类比，我认为这么做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忽视了背后思想的坐标系不同。我坚持不做这样的类比。既然being是西方语言，就贯彻到底了。
1957年英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翻译要寻找一个妥帖的表达，与原词对应。这话倒是好说，但说得不太哲学。什么是妥帖的表达？海德格尔经常给一些熟悉的哲学概念，加上他自己的理解，例如保留“本体论”（ontology），但要改造成being的本体论，这就增加了理解难度，突破习惯的理解，关键在于改变理解的维度。
海德格尔批评胡塞尔过于学究，但他自己这本书，写得仍然有学究气，奇怪的是为什么还如此吸引人？比如，德里达和萨特都受到海德格尔影响，但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呢？这说明当海德格尔说到being时，敞开了两个方向的维度，一个是语言解释意义上的，对语言结构实施解构策略，这影响了德里达。另一个方向，是“存在”（existence）意义上的，它影响了萨特。
对于being的分析与描述，就相当于用普通的词，说不普通的话，将看似简单的情形，分析出所隐蔽的极其复杂性，这就是哲学——这个思想过程引人入胜。即使海德格尔仍使用旧哲学的词汇，仍旧会引人入胜，因为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旧词一个新意。
难就难在，旧词，比如“本体论”原本已经有了约定好的含义，但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搁置的方法，将其弃之不用，而他自己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在哲学史上是第一次，这就使得读者读起来有陌生感和新鲜感。
可是，海德格尔凭什么如此使用“本体论”一词呢？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没根据”，这口气本身就吸引人，就好像没根据本身就成了根据了。关键在于他并不是在胡说，因为他正在使用自己的方式讲道理。这“自己的方式”既包括旧词新用，也包括将大量日常用语当成哲学词汇。
讲道理，也能引人入胜，这个过程最为关键的，在于一环扣一环，就像看侦探小说和电影一样，要仔细看与听，不能遗漏其中的任何细节（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几乎每句台词都有用，它们就像是密码，在片尾都会真相大白的），这样你就得睁大眼睛，因为吸引你，去卫生间都得按下视频的暂停键，因为遗漏某句话，尿尿回来时的理解就接续不上了，这就是好文章的标志。也就是说，虽然明明是长句子，但论文的责任编辑硬是无法在中间断句，因为组成长句子的字词之间的关系，就像贴在一起了似的，分不开。一旦分开，两个子句都得脱点皮肉下来。
第一句话和侦探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一样，要吸引人。于是，20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圣人柏拉图亮相了：
“当你们说到‘being’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理解了它的意思，然而，作为曾经以为理解了它的意思的我们，现在却迷惑起来了。”
柏拉图的这个迷惑，在西方哲学史只停留了一瞬，就被遗忘了。那么，being是意思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拉开架势要用一本书回答，但他首先面临和柏拉图同样的困境，即无法回答！在旧有的本体论轨道，无法回答。如果开辟新思想轨道，要面临巨大危险——质言之，哲学将“不复存在”，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连接的纽带，被称为逻辑。在逻辑命题“S是P”中，追问“是”到底什么意思，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一样，都说是“系词”。但不可以再问下去了，再问就会越过语言的边界了。他们会生气的。
在哲学语言看来，追问being的意义（意思）是多余的。海德格尔要在这个多余的、不起眼的地方起步，因为西方语言根本离不开它，“天是蓝的”、“花是红的”，但是在理解的时候，“是”可以不出现，“蓝天”和“红花”就可以了，但这一点都不能抹杀being是两句话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就是一个病句，就无法理解。
那么，海德格尔说：“Being是最普遍的、最空无内容的概念，它本身抵制一切试图界定它的企图。这个最为普遍的、不确定的概念也不要求任何定义，因为人人都在使用它，每个人在使用being的时候都自认为已经理解了它的含义。”
以上所谓理解，是指being是自明的、无需阐述的，古典哲学到此为止了，而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给了being两个新维度：首先，being在不可说、不可界定的意义上，不可明示。其次，所谓自明性并不是一个听与说的话题，而是视觉的话题，也就是展示。虽然不能说，但可以看见，由此可以蔓延到一切感官的世界。这就像意向方向的巨大变化，它返回原样世界，或者创造一个自足的新世界，关键在于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存在派生性、不存在前提，它是一个返回自身的问题，并不以旧式的本体论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
海德格尔《being and time》第26页一句话使我兴奋，这是“话赶话”中的一句，就像你用相机抓拍人脸，才是真实的、纯粹的表情，不要让他摆好姿势照相。海德格尔说：“the being of entities ‘is’ not itself an entity .”汉译为“实体的being本身不‘是’一个实体。”
对于什么是“实体的being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懂，立刻就会懂。读不懂，可能永远都读不懂。让我们对照一下：
海德格尔说：“实体的being本身不‘是’一个实体。”
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指着自己的一幅“烟斗”绘画作品说：“这不是一只烟斗。”
海德格尔以上玄而又玄的“实体的being本身”= 马格利特的绘画作品本身（作品的标题是“这不是一只烟斗”），它当然不是语言表达式“这不是一只烟斗”，因为它只是一幅画而已。
因此，海德格尔的“实体的being本身”，在效果上是超越现实的，因为眼光不再是习惯中的现实目光，这种转变就是超现实（不可说的梦幻+现实），它与超现实主义绘画诞生在相同年代。海德格尔的《being and time》发表于1927年，而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于1924年，两者都与被遗忘、被遮蔽的目光有关，都与暗物质与暗能量有关，都与弗洛伊德有关。
在海德格尔这边，being的意义是被Dasein敞开的，无论把Dasein翻译为“此在”、“缘在”还是“异在”，都不完全靠谱，因为它原本就是显露的场景，与空间有关，而不仅是语言表达的平面含义。那么海德格尔这部代表作的关键词：在世界之中、痴迷、焦虑、厌倦、向死而生之类，都具有画面感，因为他只有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不会画画。无奈，他最后倾向于词语的诗意，因为诗歌与绘画是一伙的。
阅读体会就是：如果你在当代欧陆哲学领域，读不明白，你就去欣赏现代欧洲艺术，反之亦然。这种相互对照、相互解释，相当于类比、隐喻，但不是相互派生，因为两者都有独立的起源。现代艺术不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例子，反之亦然。
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代表作，都读成超现实，也就是发明一种观察世界的陌生眼光，有助于读懂。就海德格尔而言，他决不放弃“本体论”的说法。意思是说，他的思想还要追溯起源，并不是唯物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他把being的方式=虚无的方式，目光和举止行为一样，都是陌生的，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谈论数学、相对论、科学。他反对机械论，主张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及其某种现实环境下的行为。但这并不代表海德格尔走向唯物主义，因为他在虚构，就好像津津乐道数学上的“0—5”，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还能做实实在在的运算。
对于萨特来说，他的思想同样是超现实的，尽管是生活中的物件，但门把手不是其自身，而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有个性的东西，下午三点钟是一个怪钟点，要干事已经太晚，或者太早了，这很难不使我们想到超现实主语画家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至于钟点不愿意做事，因为指针在太晚和太早之间纠缠不清，干脆在树枝之间躺平，则是用绘画形象取代了乏味的语言而已，因为显而易见，直观的画面更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而语词的含义就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容易被忘记。
现实世界+梦，就有了并置、转化、变形。
这是并置：
这是转化：
这是变形：
如果没有梦，我们都懒得喝一口水，吃一口饭，推动我们起来活动的动力，都来自给僵死的世界一个梦，即使我们不太可能实现它，此情此景，名字其实无所谓的，关键在于感受的真相就是如此，叫它“超现实”也好，叫它“后真相”也罢，它还叫过“浪漫主义”与“存在主义”呢，也曾经被人称作“现象学”，其实都无所谓。名称无所谓，关键在于我们处于“同形共振”之中，这是我最近阅读的一本科普读物《科学的错觉》中的一个关键词。
有这样一个幽默段子：
一个女生在闹市区迷路了，于是打电话给一个男生，通报了自己所在位置，请这个男生告诉她自己应该朝向左手边还是右手边走。结果该男生告诉她：“往东走”——问题在于，这个女生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方向是东，但她分得清楚左右，因为左右是以身体作为坐标系的，而东西南北，是知识领域的问题，要借助于身体之外的其他东西，才可以判断东南西北。
当代欧陆哲学思想，很像是这个女生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