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里,being一词莫名其妙,它不可译,因为它不可转化为任何一个现成的汉语词汇,它是虚无却又不是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形对用汉语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有一种天然诱惑,就是用古中国的老庄哲学作类比,我认为这么做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忽视了背后思想的坐标系不同。我坚持不做这样的类比。既然being是西方语言,就贯彻到底了。
1957年英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翻译要寻找一个妥帖的表达,与原词对应。这话倒是好说,但说得不太哲学。什么是妥帖的表达?海德格尔经常给一些熟悉的哲学概念,加上他自己的理解,例如保留“本体论”(ontology),但要改造成being的本体论,这就增加了理解难度,突破习惯的理解,关键在于改变理解的维度。
海德格尔批评胡塞尔过于学究,但他自己这本书,写得仍然有学究气,奇怪的是为什么还如此吸引人?比如,德里达和萨特都受到海德格尔影响,但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呢?这说明当海德格尔说到being时,敞开了两个方向的维度,一个是语言解释意义上的,对语言结构实施解构策略,这影响了德里达。另一个方向,是“存在”(existence)意义上的,它影响了萨特。
对于being的分析与描述,就相当于用普通的词,说不普通的话,将看似简单的情形,分析出所隐蔽的极其复杂性,这就是哲学——这个思想过程引人入胜。即使海德格尔仍使用旧哲学的词汇,仍旧会引人入胜,因为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旧词一个新意。
难就难在,旧词,比如“本体论”原本已经有了约定好的含义,但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搁置的方法,将其弃之不用,而他自己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在哲学史上是第一次,这就使得读者读起来有陌生感和新鲜感。
可是,海德格尔凭什么如此使用“本体论”一词呢?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没根据”,这口气本身就吸引人,就好像没根据本身就成了根据了。关键在于他并不是在胡说,因为他正在使用自己的方式讲道理。这“自己的方式”既包括旧词新用,也包括将大量日常用语当成哲学词汇。
讲道理,也能引人入胜,这个过程最为关键的,在于一环扣一环,就像看侦探小说和电影一样,要仔细看与听,不能遗漏其中的任何细节(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几乎每句台词都有用,它们就像是密码,在片尾都会真相大白的),这样你就得睁大眼睛,因为吸引你,去卫生间都得按下视频的暂停键,因为遗漏某句话,尿尿回来时的理解就接续不上了,这就是好文章的标志。也就是说,虽然明明是长句子,但论文的责任编辑硬是无法在中间断句,因为组成长句子的字词之间的关系,就像贴在一起了似的,分不开。一旦分开,两个子句都得脱点皮肉下来。
第一句话和侦探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一样,要吸引人。于是,20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圣人柏拉图亮相了:
“当你们说到‘being’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理解了它的意思,然而,作为曾经以为理解了它的意思的我们,现在却迷惑起来了。”
柏拉图的这个迷惑,在西方哲学史只停留了一瞬,就被遗忘了。那么,being是意思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拉开架势要用一本书回答,但他首先面临和柏拉图同样的困境,即无法回答!在旧有的本体论轨道,无法回答。如果开辟新思想轨道,要面临巨大危险——质言之,哲学将“不复存在”,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连接的纽带,被称为逻辑。在逻辑命题“S是P”中,追问“是”到底什么意思,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一样,都说是“系词”。但不可以再问下去了,再问就会越过语言的边界了。他们会生气的。
在哲学语言看来,追问being的意义(意思)是多余的。海德格尔要在这个多余的、不起眼的地方起步,因为西方语言根本离不开它,“天是蓝的”、“花是红的”,但是在理解的时候,“是”可以不出现,“蓝天”和“红花”就可以了,但这一点都不能抹杀being是两句话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就是一个病句,就无法理解。
那么,海德格尔说:“Being是最普遍的、最空无内容的概念,它本身抵制一切试图界定它的企图。这个最为普遍的、不确定的概念也不要求任何定义,因为人人都在使用它,每个人在使用being的时候都自认为已经理解了它的含义。”
以上所谓理解,是指being是自明的、无需阐述的,古典哲学到此为止了,而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给了being两个新维度:首先,being在不可说、不可界定的意义上,不可明示。其次,所谓自明性并不是一个听与说的话题,而是视觉的话题,也就是展示。虽然不能说,但可以看见,由此可以蔓延到一切感官的世界。这就像意向方向的巨大变化,它返回原样世界,或者创造一个自足的新世界,关键在于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存在派生性、不存在前提,它是一个返回自身的问题,并不以旧式的本体论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
海德格尔《being and time》第26页一句话使我兴奋,这是“话赶话”中的一句,就像你用相机抓拍人脸,才是真实的、纯粹的表情,不要让他摆好姿势照相。海德格尔说:“the being of entities ‘is’ not itself an entity .”汉译为“实体的being本身不‘是’一个实体。”
对于什么是“实体的being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懂,立刻就会懂。读不懂,可能永远都读不懂。让我们对照一下:
海德格尔说:“实体的being本身不‘是’一个实体。”
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指着自己的一幅“烟斗”绘画作品说:“这不是一只烟斗。”
海德格尔以上玄而又玄的“实体的being本身”= 马格利特的绘画作品本身(作品的标题是“这不是一只烟斗”),它当然不是语言表达式“这不是一只烟斗”,因为它只是一幅画而已。
因此,海德格尔的“实体的being本身”,在效果上是超越现实的,因为眼光不再是习惯中的现实目光,这种转变就是超现实(不可说的梦幻+现实),它与超现实主义绘画诞生在相同年代。海德格尔的《being and time》发表于1927年,而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于1924年,两者都与被遗忘、被遮蔽的目光有关,都与暗物质与暗能量有关,都与弗洛伊德有关。
在海德格尔这边,being的意义是被Dasein敞开的,无论把Dasein翻译为“此在”、“缘在”还是“异在”,都不完全靠谱,因为它原本就是显露的场景,与空间有关,而不仅是语言表达的平面含义。那么海德格尔这部代表作的关键词:在世界之中、痴迷、焦虑、厌倦、向死而生之类,都具有画面感,因为他只有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不会画画。无奈,他最后倾向于词语的诗意,因为诗歌与绘画是一伙的。
阅读体会就是:如果你在当代欧陆哲学领域,读不明白,你就去欣赏现代欧洲艺术,反之亦然。这种相互对照、相互解释,相当于类比、隐喻,但不是相互派生,因为两者都有独立的起源。现代艺术不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例子,反之亦然。
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代表作,都读成超现实,也就是发明一种观察世界的陌生眼光,有助于读懂。就海德格尔而言,他决不放弃“本体论”的说法。意思是说,他的思想还要追溯起源,并不是唯物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他把being的方式=虚无的方式,目光和举止行为一样,都是陌生的,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谈论数学、相对论、科学。他反对机械论,主张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及其某种现实环境下的行为。但这并不代表海德格尔走向唯物主义,因为他在虚构,就好像津津乐道数学上的“0—5”,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还能做实实在在的运算。
对于萨特来说,他的思想同样是超现实的,尽管是生活中的物件,但门把手不是其自身,而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有个性的东西,下午三点钟是一个怪钟点,要干事已经太晚,或者太早了,这很难不使我们想到超现实主语画家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至于钟点不愿意做事,因为指针在太晚和太早之间纠缠不清,干脆在树枝之间躺平,则是用绘画形象取代了乏味的语言而已,因为显而易见,直观的画面更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而语词的含义就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容易被忘记。
现实世界+梦,就有了并置、转化、变形。
这是并置:
这是转化:
这是变形:
如果没有梦,我们都懒得喝一口水,吃一口饭,推动我们起来活动的动力,都来自给僵死的世界一个梦,即使我们不太可能实现它,此情此景,名字其实无所谓的,关键在于感受的真相就是如此,叫它“超现实”也好,叫它“后真相”也罢,它还叫过“浪漫主义”与“存在主义”呢,也曾经被人称作“现象学”,其实都无所谓。名称无所谓,关键在于我们处于“同形共振”之中,这是我最近阅读的一本科普读物《科学的错觉》中的一个关键词。
有这样一个幽默段子:
一个女生在闹市区迷路了,于是打电话给一个男生,通报了自己所在位置,请这个男生告诉她自己应该朝向左手边还是右手边走。结果该男生告诉她:“往东走”——问题在于,这个女生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方向是东,但她分得清楚左右,因为左右是以身体作为坐标系的,而东西南北,是知识领域的问题,要借助于身体之外的其他东西,才可以判断东南西北。
当代欧陆哲学思想,很像是这个女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