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列举一个具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通俗例子，不妨再说一次：烦死人了，走路总是先迈出一只脚，然后迈出另外一只脚；总是晚上上床睡觉，早上起床；总是到点吃饭，而不是饿了才吃放；总是到了某年龄段，就深感结婚的压力，而不是“爱结不结”……
以上烦死人了的情形，有能力说出这句话，表明你处于反思状态。但是这种反思与笛卡尔反思普遍性的概念不同，因为我们看到以上的例子全都来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状态，这些状态几乎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它们一概是在世界之中的、介入世界的——它们是理所当然的，是线性发展的。一旦中断，一旦触了点差错，一旦我们中止了无意识的习惯。我们走路必须先迈一只脚，然后迈出另外一只脚——这样的无意识的习惯。这些习惯本身是我们活着的前提，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因此也无法对这种方式本身进行批判。
但是，对于上述情形，用海德格尔的话，我们感到焦虑；用萨特的话，我们感到恶心。用加缪的话，我们感到荒谬。总起来说，所谓人生是无意义的，就在于这些无意识的习惯本身，这些所谓实际存在本身，并不构成意义。
换句话说，人生的悖谬就在于，机械的重复本身，并不构成意义。习惯的做事规则、一切已经存在的事实，用事物现成的名称及其对应的对象本身，去思考问题，也不构成意义，这里指没有新意。于是，所谓“人生是无意义的”，其实指的是人生没有新意。但是，如果你能不断地创造新意，超越你自己原本固有和僵化的重复，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但这种说法可以通俗地表示为：当你出点差错的时候，生活就有点意思了。这个差错，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比如奇遇。往小了说，比如你走路滑了一跤，有点尴尬，引起周围行人的侧目，因为这情景有点滑稽，当然滑稽还包括说话突然结结巴巴。
只有在生活中出现类似以上差错的时候，我们才会不得不面对这些差错本身：你开车已经十分熟练操作，就像走路先迈一只脚，后迈出另外一只脚。只有在车抛锚的时刻，你才不得不仔细观察你开的车。只有在你不小心，跌了一跤的时刻，你才不得不仔细观察你的脚是否出血了。这些出错的时刻，就是关键时刻，它们此刻事关你的安危。
所谓哲思和写小说一样，就是要善于抓住出错的念头、甚至不正经的念头，甭管这些念头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因为无意识不仅依附于实际生活习惯，无意识还在遏制不住地狂想。这些狂想中止从前的无意识，而朝向别一种无意识方向。比如，觉得重复的生活是没有意思的，但是这里已经掺杂了意识，因此截然区分意识与无意识，并不符合人的精神状态的真实情况。
将以上情形深入，如果无意识的习惯朝向事物、事情、人，是其所是，那么这种现实主义既是无意义的、无意思的、也是空洞的，其中反复重复的内容=没有内容，因为已经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那么，如上所述，出点差错的意义、意思，之所以不空洞、有内容，在于它们没有重复。这样的情形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际生活的实际行为，它们或者是你不愿意发生的困境：车抛锚了、摔了一跤，或者是你自觉自愿的去世界各地的高山峻岭、大江大河探险。
另一种来自精神产品，例如现当代的艺术与哲学作品，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都在以出差错的方式，挖掘出艺术与哲学的新方向。更为奇特的是，这样的精神产品，反过来影像并重新塑造了现实生活本身，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欧美地区，高领黑毛衣意味着存在主义者的“标配”，后来还有特意弄破的牛子裤，特意染蓝的头发，这些都来自当事人不愿意过一种“烦死人了”的生活，而且这些时尚花样翻新的速度非常快——我这里不小心将“快”打成了“酷”字，非常酷，而你不可以也无能解释什么叫做“酷”，因为所谓“酷”只能展示出来，它们是一些特殊情形。整理出这些特殊情形的时刻，可以称为“完美时刻”——也就是以上说到的“关键时刻”，而“关键时刻掉链子”就转瞬之间成为褒义词，因为此刻正在出差错。
以上是说，出差错的情形，既可以来自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时我们是不自愿的，例如小汽车抛锚了。或者是自愿的，例如去野外探险。也可能来自我们与自己的内部关系、用有意识和无意识混杂所主导的创意关系，此刻我们在搞创作，而如此创作的作品，反过来使人在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也就是用“出差错”的方式穿错衣裳（奇异的服装或者时装）、把大楼盖错了，把一个电视台盖成了“大裤衩”的形状。或者放错地方，比如杜尚，他将一个男用小便池放在博物馆里，一本正经地当成艺术品展出。
以上种种，或者改变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外部环境，或者用有创意的心理暗示，改变我们的内心环境，或者两者之间的互动，制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局部的新世界。
让我们用海德格尔的术语，以上的驾驶小汽车，加上键盘、锤子，与我们是互动的工具性（readiness-to-hand）关系，如此，我们参与、介入、卷入世界（involvement）。它们是前本体论的方式，就像你既可以左手使用筷子，也可以用右手。但这些情形中都不存在反思，还没有感到这些情形“烦死人了”。
当然，一个左撇子临时练习一下右手用筷子，至少对这个左撇子而言，临时有了一点新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经常说到的“自然而然”，反而是不好的，因为它是无意识的习惯，毫无新意，而刻意的中断，反而有点意思，此刻你在与他人握手时，不是下意识地出于礼貌，而是注意到与他人的手触碰时，你觉察到的手感（海德格尔将这种状态，称为present-at-hand，即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此刻你从无意识的习惯之中摆脱出来，在成为局外人的同时，嬗变为一种中性的、旁观者态度的当事人，加缪的《局外人》和萨特的《恶心》中的描写，都采用了这样的手法，它们属于现代小说。现代小说和现代艺术一样，它们都克服习惯想法和习惯描述方式，从而有一种令人惊艳的世界芬芳感。
传统哲学、小说、艺术，大致说来，是本体论的、理论态度的、命名式的、贴标签的、模仿论的——这些也被称为“自然而然”：人=有理性的动物、一把椅子就是一把椅子，这是各种名称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它的感情关系和情节遵循某一种习惯之中的因果律，从而等同于非真实的感情关系和情节关系。
如果说以上的自然而然的、反思之前的、无意识的习惯，是出于某种已经是“第二天性”的本能，那么就像“无意识”一词一样，人还有故意与习惯较劲的本能，故意作对，逆反心理、不听话。比如，以上明明一个左撇子，却故意用右手拿筷子吃饭。这也是一种超现实的举动，当然这个说法只是对于这个左撇子而言，但每个人都可以由此心领神会到自己也有自己的超现实、不实际、不正经的方式。
我们会突然精神崩溃，出现一个“钱多斯”时刻，心突然一颤，关于目的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刻中，我们一边体验着某种“略带惊愕的疲乏”，一边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参见《存在主义咖啡馆》中译本，第211页）
“钱多斯时刻”（Chandos Moment）是指一种深刻的认知或情感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个体突然感受到语言和表达的无力，无法用言语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或体验。这个概念来源于奥地利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钱多斯书简》（Chandos Brief，1902年），在这封虚构的信件中，主角钱多斯勋爵写信给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描述自己经历的一种语言崩溃的状态。
钱多斯勋爵曾经是一位雄心勃勃、热衷于语言和文学的作家，但他突然经历了一场语言危机。他感到言语无法表达他对世界的深刻感受。这不仅仅是词汇不足或表达技巧的问题，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失语：他发现语言无法捕捉他对生活和存在的体验，甚至最简单的日常表达都变得毫无意义。
钱多斯形容，这种危机使他无法继续写作，因为语言与他所体验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世界的万物变得神秘和不可言说，他只能在直接的感受中与之相遇，但无法用语言进行有效传达。
“钱多斯时刻”代表的是一种存在的断裂，尤其是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在这种时刻，个体突然意识到语言的局限，发现语言无法捕捉事物的本质或传达内在的真实体验。这不仅是艺术家、作家或诗人可能面临的危机，也是哲学中一个常见的主题——语言的局限性。
这种时刻与现代主义的思潮有联系，特别是对传统语言和叙事手段的质疑。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和哲学家都认为，传统的语言结构和符号体系不足以传达复杂的、内在的思想和情感，因此他们常常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来应对语言的局限。
“钱多斯时刻”也引发了哲学家们对语言和意义的讨论。后来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也探讨了类似问题——语言的局限和它在描述世界时的不足。
“钱多斯时刻”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对语言问题的一种早期表现，它提醒我们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工具，它在表达现实时有其局限性。
钱多斯时刻影响了许多后来的作家和思想家，特别是那些对语言和存在问题感兴趣的人。它不仅是语言学或文学危机的象征，也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一个个人对现实和表达之间出现的断裂感。这种时刻通常带来的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新认识，以及对传统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反思。
总之，“钱多斯时刻”指的是一种存在危机感，语言和表达突然显得无力，无法转达内心的感受和思想。这种时刻常常使人质疑语言的有效性和现实的可描述性——它是现代-后现代思潮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情形，叫做赖活着、苟活——但还有另外一种声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种情形，叫做“好死”。但是，难道就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吗？因为我既不想“好死”，也不想“赖活着”，那么怎么办呢？如何选择人生呢？《存在主义咖啡馆》的作者引用了19世纪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引用的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个故事要表明的是，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继续生活，我们必须做出一种不可能的跳跃，首先放弃了一切，然后又靠荒谬的精神力量，把一切都夺了回来。”（中译本，第212页）这不可能的跳跃，在常规心理看来，就像是一种精神的疾病，它是不可理喻的，它消解了常规心理中的因果对应关系，而在这种对应关系之外，可以有任意一种对应，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有病的精神力量，是无敌的。只要你有能力以莫须有的力量，跳过一个跨不过去的心坎、一道深渊。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两者确实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强调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对存在的反思。然而，两人的哲学也确有一些关键区别。让我们先来看相似之处，再讨论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
1. 对日常生活中的非反思状态的重视：
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工具性”还是萨特的“恶心”，两人都探讨了人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处于一种未经反思的状态。海德格尔通过“工具性”说明我们如何通过日常活动无意识地与世界互动，而萨特则通过“恶心”描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突然意识到世界的荒谬性。两人都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状态，直到某种特殊的时刻打破这种非反思的惯性，迫使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2. 焦虑与存在的揭示：
海德格尔的“焦虑”和萨特的“恶心”有相似之处。两人都认为，通过某种情感上的不安，个体会突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自由。海德格尔的焦虑揭示了个体的存在（Dasein）在世界中的根本无根性，让我们意识到死亡的终极事实；萨特的恶心则使个体面对世界的无意义，进而揭示人类的自由和责任。在这种情感中，日常生活的“沉沦”或机械性被打破，个体面临存在的本质问题。
3. 个体与世界的关系：
两位哲学家都强调个体与世界的紧密联系。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强调我们通过工具和日常活动与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萨特则认为个体是通过行动和自由选择在世界中塑造自我。两人都认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紧密互动的过程。
不同之处：
1. 存在的本质 vs. 自由的本质：
海德格尔更关心存在本身的结构问题。他的讨论集中在如何揭示存在的本质，如何通过焦虑等特殊时刻看清个体的存在处境。对海德格尔来说，个体的“在世存在”是在时间和死亡的限制下展开的，他特别强调个体必须面对死亡这一终极事实。
而萨特则更加关注个体自由的本质。他认为个体在世界中是绝对自由的，通过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我。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即我们没有预定的本质，必须通过自由选择来决定自己是谁。因此，萨特的哲学强调个体的责任和自由，而海德格尔则更多地关注存在作为一个现象的本质。
2. 焦虑的不同作用：
虽然两人都讨论了焦虑，但他们对焦虑的作用有不同理解。海德格尔的焦虑是让个体意识到存在的无根性，并面对死亡这一终极可能性。而萨特的焦虑更多是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萨特认为，当个体意识到自己拥有绝对的自由时，焦虑（或他称之为“自由的眩晕”）会随之而来，因为个体意识到自己对一切选择负责，无法逃避这种责任。
3. 对人类自由的态度：
海德格尔强调个体的存在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世界之中展开的，而这种存在是被时间和死亡所限定的。因此，他并不像萨特那样高度赞扬人类的自由，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类如何在这个有限的框架内理解和面对自己的存在。相反，萨特主张人类拥有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在被社会限制或困境中，个体依然可以通过选择来定义自己。
4. 存在先于本质 vs本质与存在的互动：
萨特的经典命题“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人类没有固定的本质，必须通过行动来创造自我。而海德格尔并不使用这一命题，他更关心“存在”（Being）这一概念的深层结构，并不认为个体通过自由选择就能完全定义自己的存在。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理解是通过对世界的嵌入和时间性的考察得出的，而不是通过自由意志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