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立刻就后悔了，但我之前说过决不修改。为什么我后悔了呢？因为有两种“区别”，我反对机械的区分，僵化的界定；我赞同生机论或者热情生命成长中的微妙差异。在后一种意义上，文人象征着热情与信念，从这样的生命发动机中流淌出智慧。这智慧的结晶，就是知识。掌握、传达知识的人，就是学者。显然，文人都是爱念书的、喜欢与人聊天、喜欢看见美丽的人，热爱大自然的神奇，有时无病呻吟，还“臭美”爱自己，无端地迁怒于人，情绪在道理前面，为一点不值当的小事生气并且高兴，不对称的感受。
总之，文人首先极端了人身上的一切天性与本能。文人和整天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大货车司机的唯一区别，在于这司机经历了很多，但说不出来文人那种虽然经历的不算多也不算苦却能表达多多的很苦。
如果文人只是喜欢博览群书，可能成为文艺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但文人若是钻研某专业，就成为学者。当文人成为学者的时候，所写的文章肯定带有文人气，因为文人天生就喜欢美，文章就会带着自己的品格、性格、温度与尖锐。我们不必要刻意区分文人与学者，一个学者肯定首先是一个文人，即使是广义上的文人，即使此学者不认可自己是文人，他已经是文人了，因为强烈的脱离实际的热爱本身，是文人最重要的品质。
当然有区别，一个误以为自己不是文人的学者，会刻意在文章中抹去我以上描述的文人的感情与感受细节。也就是说，去掉来源、去掉一切有形态的、具象的、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学者会抹去自己正在生气或者正在憧憬、正在以为自己胸怀理想却不晓得自己心目中的所谓“理想”不过某种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偏见这一事实，正在以为自己做着某种没有视域差别的、普遍化的、中性的、没有感情色彩的科学分析——即使马克思也是这样，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在科学面前，就像是在地狱面前一样，在这里任何犹豫彷徨都无济于事。”——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他认为自己是作为科学家说出这番话的。但是且慢，其实这句话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而是他对文艺复兴早期诗人但丁一句话的改写，马克思只是将神学改写成科学，其他句式都是一样的。
在以上意义上，马克思其实就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一个后来的萨特很像他的永远的反对派。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握政治实权，没有当过部长会议主席，没有实际面临过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具体事情该如何做。不是写成纲领的纸面上的东西，而是如何协调好几千万上亿个有不同信念动机行为不一致的人之间的关系。
在文人或书生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是坚定纯洁的。然后，他凭着对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义愤以及对于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同理心（Empathy），翻阅了大量文献，引用了1000多个作者，前后花费40来年，写出了《资本论》。马克思是文人+学者的典型例子。现在国内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很少对于马克思本人做一个精神分析案例的著作，也就是他的血型和星座（这是开玩笑）性格情绪感受的倾向性，如何决定了他著作的内容和笔法。
当我说“学者”，包括现今所有学科的从业者、专业人士，不仅是人文，也包括科学家。
至今为止，最为纯粹的学者，恕我直言，更为靠近机械论，即使他们声称自己坚持所谓辩证法的立场。我用一句玩笑话，它是一种机械论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将肯定与否定，就像是小孩子搭积木盖房子那样，随意搬动，并且作为某种公式套在一切现实生活的内容之中。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已经融入很多学者做学问方法的血液之中，它们是隐形的学术规范，而学者的异化，就表现在他们在争论某些与自身实际的生活与生命状态根本没有关系的“理论学说”。就像人们经常讽刺的，这导致愚蠢，导致人们去恨，或者去爱自己根本没有直接或者间接亲身感受的他人。这种抽象的观念论——不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应有之意，它们在20世纪的先锋哲学艺术中已经逐渐过时了。但是，它们相当顽固，就像马克思批评德国唯心主义先验论已经过时了，但他自己仍旧痴迷于某种纸面上的乌托邦幻觉之中，即使这并不排除他的伟大——我们原谅他，就像原谅我们自己，作为文人学者，我们从来都是脱离实际的，从来都是“用比必要的词更多的词，说出来比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但这种情形的优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它能创造出现存世界中还不曾有过的东西。无论哲学还是科学技术，它们运用在艺术创作与发明中的优势更为明显，因为当代艺术怎么都行，只要唤起人们震惊之中的愉悦，不要真正伤害他人。
以上我说，“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已经融入很多学者做学问方法的血液之中，它们是隐形的学术规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在昨天公众号里已经说过的：
“我们现在说的一切词语，都是现成话，这就是时下理论界所谓客观化、理论化地看待事物的方式，即使他们自认为创造了很多新的说法，仍旧是给事物命名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在使用标签的人之外——这是最为常见的理性偏见，只有在给事物一个名称、一个定位，一个位置，说明它属于什么，有归属感的时候，才是心安理得的。”
读者朋友，上面这段话，涵盖了学术书籍、论文发表、领导讲话、外交辞令、公文文件、新闻报道，各种教科书的内容，语文老师如何讲课，以至于我们就像是已经被输入了某种程序软件。它使得人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套语言。它使得特大型号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在夫妻之间使用表达爱意的语言，说不出“I love you”——我这样写，虽然显得洋气一些，但好的写作应该就像是在写一种外国语，而我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就在于我们似乎已经患上了失语症，即使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表达与交流，但却是无效的、空洞的交流。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更像是文人，他说“事物的真相喜欢躲藏起来。”他这里的文人气就在于返回神秘、返回源头，返回真相发起的时刻。那时还不会说“I love you”，就是真挚且真情地抱一抱，这是肢体行为语言中的I love you。在原初人那里，能用感官表达的，就不要用语言，因为感官与原始的欲望在一起，语言更容易骗人。我们应该明白I love you其实是肢体语言的深刻痕迹，而不要在字面上过度引申，上升到某种理想状态的观念论。
观念论者不喜欢神秘，因此不喜欢赫拉克利特，后者的一个继承人是帕斯卡尔，他赞美寂静之声，认为其中有无以言明的生命感召力。相比之下，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都是学者；叔本华和尼采，则是文人。
柏拉图是这样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这段话相当于一个学者在批评一个文人：“如果你问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里指任何一个文人——引注）某个问题，他会从他的箭囊中抽出某些神秘的短语，迅速向你射来；而你如果试图让他解释他所说的话，你只会再次被一个充满奇特语言转折的短语击中。”
翻译过来就是：学者总是弄不明白文人到底想说什么，而文人会说，我不是故意让你听不明白的，当我说出一句话的时候，就像我从箭囊中拔出来并且射出去的箭，不是一往无前的，而是曲里拐弯的，我的真诚实意就在这里层层叠叠的话语之中，永远都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在效果上，就是总要冒出新的意思出来，用后面的抹去前面的，说话不算数，一会这样说，一会又那样说——其实这挺正常的，就是你独自在家里待着，难道不也是一会碰碰这，一会碰碰那吗？
但是，柏拉图希望一个明确的回答，也就是我以上说到的：
只有在给事物一个名称、一个定位，一个位置，说明它属于什么，有归属感的时候，柏拉图才是心安理得的。
在以上意义上，赫拉克利特至少在两个根本方面与柏拉图相反：首先，赫拉克利特的想法就像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甚至可以说，他的生命本身就像是这条河，而柏拉图的哲学是奠基在一个形式本质基础上的。这个所谓形式，还可以称作范畴、规范、逻辑。赫拉克利特诉诸于感受、外观、印象、独白、孤寂、个人，而柏拉图倾向普遍交流和对话、公共。
显而易见，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有一个与“时刻”有关的困惑与疑难，就像他最为著名的箴言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里就有“时刻”的问题，也就是踏入的时刻。就像我曾几次说到的，有一个“钱多斯时刻”。但是，不存在“柏拉图时刻”，因为在柏拉图那里，真正存在的是永恒，所谓瞬间是不存在的。一个纷乱杂闹的现象世界，一个诗意迷幻的世界，不是永恒本质的世界。
直接说结论：赫拉克利特回到生命热情本源，柏拉图是之后理性哲学的主流。不幸的是，这样的理性是机械的。关于什么是机械论，我以上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代自然科学最新发展中的“文人化”倾向，意思是说，科学前沿问题的解决，不得不突破机械论，越来越像是人文问题，它们事关生命的神秘。
在《科学的错觉》这本书中，当代英国科学家谢尔德雷克认为，与当代科学关系更为密切的是达尔文进化论，而不是牛顿的机械力学。这与当前那些人工智能将一统天下的论调相反，数学连同计算机程序、算法之类无生命的科学，是高度祛魅化的，它试图使人类被还原为机器。而受到进化论启发的有机哲学更像是在讲一个关于宇宙和人类关系的美丽故事，青睐于宇宙大爆炸的“初始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情景，尚不知晓的暗物质与暗能量。
学者崇尚知识，当代科学知识的最新发展人工智能，机械宇宙中的一台基因编程机器。人文喜欢宇宙和世界之中的浪漫因素，觉得自己活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