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凡是好的话剧演员，都能成为好的电影演员，反之则不一定。为什么呢？呵呵，因为电影镜头没拍好，可以重拍，但在真实的戏剧舞台上，只能是现场直播，就此一次，不可以修改，结巴了就只能结巴了，忘词了就只能认栽了。文人学者的写作传统，更倾向于拍电影，即需要反复修改、编辑加工，而不像是演话剧，即错别字就错别字了、语病了就语病了，但这就免不了由于太正经而穿戴得整整齐齐地长久下来，人们觉得歪着点、穿的破烂一点，才美妙。歪，不是由于不会正经盖房子；穿得破，也不是因为买不起好服装。
对于巴黎国家图书馆附近的后现代建筑风格，一个朋友的说法是“反正就是那类我想怎么扭就怎么扭，谁也管不着的架势。”至于当代欧美年轻人的穿着，好端端的牛仔裤不仅非得漂得发白，而且还得衣袖裤腿弄些个褶子和洞穴出来，才叫美丽呢——这就好像不是攀比伶牙俐齿，而是比赛看谁更加结结巴巴地慢条斯理。不是挑选大眼睛双眼皮，而是细长眼睛单眼皮，才算是漂亮呢！还有，明明是好端端的雪白皮肤，一定要暴晒成为古铜色的——有些评论家非得从中找出不正经的道理出来，实际上，其中没什么高大尚的道理，只是对于传统的假装正经的一种反叛心理，如此而已。
近现代以来，一直是西方人首先先锋，然后东方人跟着走。我们东方人搞点什么新花样出来，西方人不跟，当然这里我不讨论其中更深层次的缘由。其实，在正统的文体或者八股文之外，有一种长期被边缘化了的文体，即随笔散文之类，它们就像是不仅牛仔裤要漂白还得有洞洞，就像一个原本可以好好盖的建筑物，非得左扭扭、右扭扭，而且扭得还不对称，乱扭——总之，脱口而出的话语最为真实。关于什么叫舒服和快乐，离不开感官经验，然后加以抽象的概括，这是20世纪的思想与艺术的大致轮廓线。
以下我曾经，由于，忍不住，而写出来的，只言片语，就相当于牛仔裤要漂白还得有洞洞；就像一个原本可以好好盖的建筑物，非得左扭扭、右扭扭，而且扭得还不对称，乱扭；就像原本具有浓眉大眼的能力，非得单眼皮小眼睛。其实，眼睛在眯起来的时候，才能看得更真实甚至更准确。
1，德里达是一个谜，他不是法国人，这是他亲口说的，法国正统的“学术规范”长期排挤他，1967年他37岁发表《论文字学》等三部作品，震惊学界，即使之后的世界性影响，法国学界就是不让他当“长江学者”（开个玩笑 ，50岁左右，才给他当教授，学界权威告诫他，等学会了“写作规范”，再来答辩）。苏联解体，德里达90年代初发表《马克思的幽灵》，肯定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引起左派欢呼（及时雨啊），但左派根本就没读懂德里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我不关心，我琢磨这本300来页的书，德里达只写了15天，对于这速度，除了思想激情的发疯，似乎难有其他解释。他是喜欢开会的，德勒兹整天闷在家写东西。我觉得成就哲学家的只是写作，阅读只起辅助作用，至于开会，主要功能是散心消遣。哲学家类似巫师，就是洞察人性的能力，读写的速度快是因为脑子快，脑子快的特征是理解的速度快，然后思想实验，不自觉地把看似不相似的东西想成相似的，这是一气呵成的过程，脑子停不下来，直接变成文字，这种气质是抑郁型的，失眠的，德里达就是这种精神类型的。
2，推介一个新词，先回顾老友metaphysique，即形而上学（古中国人有“玄学”）。20世纪欧洲文化人对传统形而上学不满意，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德勒兹等，还有先锋艺术家，但我发现，这两股思想势力，在创造新的西方文明过程中，共鸣因素极多，比如从发明新词入手，用pataphysique（啪嗒学）取代metaphysique（形而上学），海德格尔那玄而又玄的dasein，德里达的“延异”，德勒兹的“逃脱的线”，都相当于抗拒翻译的描述，而非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首先“正名”，即从定义出发，例如问“什么是人？” 答“人是理性的动物。” 但当代哲学艺术家抗拒定义，无法精确翻译dasein, différance，pataphysique，这就破坏了只限于回答‘是’或“不是”的形式逻辑，但我对中西比较一直怀疑，因为比较“相同”，意义很小，要说差异，才会创造意义。比如这个“啪嗒学”（更不用说形而上学）不等同中国古代玄学。
3，如果说20世纪人文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艺术与哲学如此接近”，那么与其用概念解释这个观点，不如直接诉诸感官：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人的精神或者哲学，要由野蛮的感官刺激赋予强大的力量（狮子），它来自人类生命自发的原始本能冲动，升华为抽象的反应或者印象，这是我对当代艺术的哲学解释，它区别于传统美学，因为美学家们面红耳赤地争论“到底什么是美”，这只是智力游戏，与艺术品本身无关。如果哲学要想进入艺术，哲学作品就得成为艺术作品……问题就从这里展开。
4，心里有准备地读书，比如大太阳天气，牛顿悠闲躺在苹果树下，突然降临一只苹果，砸他脑袋上，顾不上说疼，那瞬间，他鬼使神差，发现了万有引力，这叫不相似的相似性。我的意思是说，读到经典名著的句子和自己独自想到的思路相似，是精神大享受（属于“生命质量”，海明威这样说）：“那么相似性是这样突然冒出来的，就像是粗暴地生生敞开一条路，一条看上去并不相像的路。”——参见德勒兹的《感性的逻辑》——他这是评论英国当代画家培根的人体画与古典绘画的区别，后者所谓“相像”指模仿、再现。前者的相似指一种精神肉体的双重冲动，它发现更准确说是发明了不相像的当代绘画中的“相似性”——只要画家自己觉得相似就可以了，别人是否认可无所谓，因此20世纪欧洲绘画艺术流派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5，其实，我们比我们自认为的要愚蠢得多，但是别泄气，因为事实上我们比我们自认为的要聪明得多。那么说，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确实如此！人在与众人交往时智商反而低，因为要顾及礼仪怕得罪人，开会是最无聊的事，但是讲课和写作、老朋友私下谈心除外——在这些场景中，别多想自己傻或聪明或是否该说某些话与否，尽情发挥就是了，它返回你的本色，如同人生不过是掷骰子的过程。
你的大脑并非你身体上最聪明的部位，当你做出某个重要选择时，在多数情况下，你的行为并不直接取决于你有正确的知识，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而取决于你内在的冲动本能，它是生命最深刻的基石。
也就是说，实际上人不是受知识引导，我们沿着直觉顺流而下，即使是逆流。于是，写作是急切地随写随明白起来的过程，仿佛不是自己写的，写得放肆不顾得体与否，似乎是在做梦，早上醒来会害怕——才华在于这个过程中，用意识迅速整合无意识。
6，康德之前的哲学家说，人的认识要顺应自然，这就像地心说，地球（象征着人）是不动的，众星围绕地球转。康德哲学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说传统哲学家错了，真实情形是地球（人的大脑）自己转圈，围绕着太阳和万物。康德是对的，因为人不是一块（象征万物的镜子里的）石头，人的头脑组织（改变、变形）外部世界。大脑如何自己转圈？举个例子：人不满意用脚走路，于是发明了轮子，但轮子的模样和脚一点儿也不像。人若不转脑子，就会厌倦（因为无所事事），生命在于运动也包括转脑子（越用越年轻）。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说明脑子健康正常，只有石头是不转脑子的。哲学家区别于普通人在于尽想一些没用多余的事，例如反思（普通人只是跑步，哲学家却想：我有能力知道我在跑步）。任何劳动都要转脑子，精神劳动产生的愉悦高于纯粹体力劳动。因为更需要创造性而不是机械的重复。快乐地看着自己的精神产品，就像生育出自己的孩子。
7，感叹日子太快，让时间慢下来的办法，就是肢解它：人们总是想着自己的计划，焦虑地看到自己的未来，或者哀叹自己的过往从此自暴自弃。但不要忘了，当下的时间是你唯一能真实拥有的时间（你可以改变时间箭头的方向），而未来难测，未来总与我们所期待的不一致。
至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也不同于我们以为它所应该是的模样。既然当下是唯一的真实，那么就要以惬意的目光珍惜它。如果哀叹过去或者空想未来，就等于现在的时间是空的，就等于杀死了现在的时间，因为如果你不行动，纯粹的念头等于零。你的当下应该被行为所充满。只有行动才能证明并且创造才华。要把每一天过的像自己整个生命的象征。要想到生命其实就是现在的一瞬间，那么这个瞬间就会有更耀眼的光明！
8，我们组织先锋哲学，质言之，是想思想革命，而且是激进的！志同道合者皆同志！为什么？因为日子活得太平庸。尽情释放压力不好吗？压抑久了哲学必死无疑。人说话得用“心”，思想是不会说话的。同志者，我们要做不看他人眼色生活的倔强之人。凭什么我非得摆个让你满意的姿势，然后让你给我拍照？历史上凡是伟大的人物，都是个性尽显之人。但是，历史评价有个前提：别伤害别人！要尊重他人同等权利。
9，忍不住说几句：这个“忍不住”本身，就藏有叔本华哲学的最大秘密。他说世界与人根源于意志（will）。意志大致分两种：一种服从常识或者智力，它根据因果律，它组成他之前的哲学（唯物论、唯心论、生活态度），它所谓意志指智力，will（愿望-动机）总得对应某目的、某物（这是常识，叔本华吃亏在于人们通常如此理解他的will）;
另一种，即叔本华哲学的创举：意志与常识、与因果律脱钩，那么“意志”并非字面意思，它是一个精神盲点，它有无所要的要、无具体冲动对象的冲动……与佛教的梵比较，他宁可用“意志”，他说相比之下，意志比梵更实在。
叔本华用“我要”（如果说“我要什么”，这个‘’什么‘’立刻降低了精神层次）取代了康德的“我知道”。
“我要”像一口燃得沸沸扬扬的锅水，其中的热情与趣味产生智力并且高于智力。
叔本华把哲学场景化-情节化了，提升了艺术（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消解了宗教。他的风格清晰且娓娓道来，诱人的简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叔本华的书有趣并深刻，而康德的书只是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叔本华式的写作除了使用概念，更是使用感官材料（包括身体感受和内心体验～距离人最近的东西，西方哲学竟然走过2000多年才发现了与东方类似的智慧），而康德太仰仗智力了。没有叔本华就没有尼采，就没有弗洛伊德。
10，你喜欢什么，就被什么所“奴役”，无论他（她）还是（它，比如一只猫），但这是心甘情愿的，可以称之为爱、信仰、纯粹感情。这些“什么”原本与你无关，最亲密的关系原本是陌生的（咫尺天涯），从自然感情异变为婚姻制度和社会规范制度之类，这是原始状态的疏远或者异化，它是必需的。但是哲学思考不能从结果倒退原因，因为结果是一个“已经”，从“已经”出发，导致“必然性”的思维方式，它是不生育新思想的。如果返回自然状态，就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你选择了什么（这是理智问题），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原初的自由，而原初的自由是困难的（这是心灵问题）。
11，英国哲学家休谟质疑卢梭：“我不能相信单凭滔滔雄辩就能支撑起他的著作。” 这里有一个卢梭写作风格即他的雄辩的标本，以下引用卢梭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的一段话：“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之中，既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也就都做着同样的事情。”
12，我理解的艺术不是一门学科。艺术能创造人。艺术无处不在。艺术创造你下一秒钟的历史，比如讲演的艺术：得琢磨如何调动听众的注意力。拉康走上讲台，聚精会神盯着下面的群众或者学生，10秒、30秒，不说话，台下鸦雀无声且有所骚动，几乎尴尬的平心静气到了极致时刻，快60秒了，此刻拉康第一句话几乎是在咆哮，当然也可以是平缓的、从低到高，同样以咆哮收尾，还要配合肢体动作，即兴发挥的煽动性演讲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
13，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难点在于理解“差异”，这得与黑格尔比较才行：黑格尔在同一性内部讲差异，乃至对立，例如男女，而德勒兹说，这是假差异真同一（统一），因为你没有走到自身之外。
总之，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大厦以“判断”作为基础，判断是自身同一的（A=A），辩证（法）逻辑并没抛弃形式逻辑。现在，德勒兹说，判断的真相其实是各种类型的类比（海德格尔说过类似的话，他说being的实质是“and”，例如巴门尼德“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
换句话说，连接起纯粹的差异，抹去“being”，代之以场景的相似置换，就像福柯说的：“我看见了学校的大门，就想到监狱的大门。” 这是以类比联想形式出现的描述，有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福柯说了一句真话，但康德黑格尔不会承认它是哲学判断，不仅因为福柯描述的是一种具体场景，更因为不同类型事物之间，无法建立同一性。而德勒兹所谓“差异”，恰恰是与“他者”建立关系。
14，名字，无论是地名还是人名，除非万不得已，轻易不要改动，因为名字相当于商标，是无形资产，非物质性文化遗产，改名之后的损失无法估量。
所以，广州不要改成羊城，同仁医院不要改成同志医院，可口可乐不要改成咳咳啦。“崇洋媚外”之说根本就不值一驳，去掉外来语，现代汉语几乎不可能开口说话了，比如……
15，我在腾讯线上，发现了介绍拉康的视频（59分钟）：如果你的哲学训练停止于1848年前的欧洲哲学，那么你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者，你信仰他的真理观，直到马克思——在这个范围内，无论你如何辩证法，由于没有引入柏拉图不曾想到的维度，你就没进入现代哲学。
这个新维度说：所谓真理，不过一种积极的妄想（思想的激情），这种精神的疾病构成人的灵魂之基础，真理就处于这妄想的框架之中，它是信念的基础，现实是超现实（梦幻、思-诗合体）创造出来的。
哲学家首先不再是一个“正经的”思想者，而是一个“妄想狂”，要发现其中的逻辑结构，例如任何外形的真相都隐藏在永远难以猜到的微妙而偶然的其他原因之中，这些原因往往不是客观的而是被我们发明创造出来的。哲学重点不再是分析普遍的人性，而是疏通释放治疗个人的精神状态，不再将普遍性的标签贴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好人、坏蛋或笼统的善恶之说，都落伍了）。由此，当代欧洲哲学极大拓展了哲学的空间，它与精神病学、语言学、艺术等紧密联系一起。
16，与康德著作比较，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是新经典，因为（尽管）出版在1968年，国内西方哲学界对此书还是相当陌生的。你越是熟悉进而崇拜黑格尔，越读不懂这本书，因为你已经给自己设置了阅读障碍。
此书在“差异”与“重复”问题上，挑战普遍性：古典哲学这样问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人是什么？这都是普遍意义上的问题，它们是一些大观念。
古典哲学的“差异”被纳入对立、否定、矛盾体系，至于重复中的所谓新意（否定之否定）仍旧囚于观念，马克思的唯物论把黑格尔“倒过来”，并没有走出观念论，即“规律”（法则）已经给出了，道德义务已经制定好了，个体只需参照执行就可以了。
打破德国观念论传统的先行者，是尼采与克尔凯郭尔，两人殊途同归，强调无法纳入共性（可重复性）的个体（差异、风格），即在学理上，“重复”无法原样发生，犹如概念抹去了词语之肉身（语音与形状），那么观念论消解坍塌，语言与悖谬话题成为哲学新话题。与康德哲学不同，新话题研究“不可能性”。例如：去思想就是去发明一个思想实验（搁置一切作为前提的“应当”）……
17，理解自己比理解别人更为困难。你怒斥别人，却不晓得其实你自己就是你所怒斥的那种人，但这并不表明你言不由衷或者虚伪，只要是成年人都这样，因此不能要求成年人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旁观者清，我们向来知道别人热衷于什么。至于对自己，我们不过是处于假装知道状态。我们宁可相信别人对自己的判断。
但是，“假装自信”非常有益，既然别人和我对自己的判断都不完全靠谱，那么盲目自信者相当于说：“我是一个无底深渊”，这是黑光、新启蒙精神，它说所谓理性其实是想象的结果。
经验告诉我们，脱口而出的东西最真实，因为来不及算计，得罪谁了不知道。精神压力小，更有利于发挥水平。袒露你本来的样子，就是风格。原始动机自动含有个人智慧之精华，不必再用言不由衷附庸风雅的体面的“中间动机”加以掩饰，后者没有力量。总之，一切取决于想象力的质量。
18，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典型的因文学评论而成为名著的小说（就像梵高的“著名”也是评论家的功劳），但这个事实根本无损普鲁斯特（梵高）作品的自身价值，而那些所谓流行小说几乎没有评论（或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若是无评论，普鲁斯特（梵高）可能会被永远埋没，因此哲学～文学艺术评论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评论家的慧眼来自哲学，对普鲁斯特而言，哲学家的评论远比文学评论家高明，因为哲学家能洞察这本小说的（思想感情的）逻辑，即普鲁斯特独创的写作方法（作品风格）：把原本毫无因果缘由的众多因素以亲切感人又没有较劲的方式流畅地连接起来的能力，句子长但读着舒服（区别于乔伊斯）。
这种逻辑连接（“与”或者and）一气呵成的很多“像是”（as if），比如：玛德莱娜小甜点的味道和气味～心醉～智慧是芳香的～人情味；报时大钟～散淡有序～漫不经心且高瞻远瞩。
总之，不相似的相似性是没有尽头的（它们被发明出来且只对我是“相似”的），引起的趣味亦然。用这种手法，普鲁斯特竟然用30多页，写一个小孩睡前翻来覆去睡不着焦虑等待妈妈的睡前之吻的心思。《追忆似水年华》这部长篇小说一共7卷350万字——它描写的毕竟不是哲学而是生活世界，是生活的万花筒，读起来并不枯燥，很多哲学家评论它，是因为对创造思想有启发！
19，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我们的高考文科考的是语文，法国人的高中会考文理科有一张考卷，考的不是法文，而是哲学。即使你将来只想当工程师或者演员，为了念大学，也得备考哲学卷。
语文偏重知识，而哲学考的是独立思考力。语文卷的作文有某种模式或套路。背诵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具有智慧能力，知识只是智慧的结果。我们的中学没有独立的哲学课，因此高考不可能设立“哲学卷”。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中的重要一环，是教育环境。
20，很多人都以为鲁迅先生是讽刺阿Q的，这不完全对。在那么专横跋扈的环境下，阿Q凭借自己积极的心理活动，避免了抑郁，阿Q临死前的最后念头都留恋人生，没有绝望，因为他想到自己没有将圆圈画圆有些，而他原本是有能力画得更圆的，这是死亡之前的最后一道手续。
阿Q拥护革命党，赵老太爷不让他革命，等级制和势利眼一起联合起来欺负他一个乡下人。于是，阿Q就在心里骂，骂它个天翻地覆慨而慷，这是符合心理健康原理的。
在心里骂，是极具社会心理学意义的。就像写好文章，首先心里得想到，写在纸上，相当于行为上的发泄。换句话说，一个人最为宝贵的精神品质，不是聪明智慧，而是永远不服欺负你的人！这有风险又费脑力，但阿Q比下跪的聪明中国人，有骨气多了！当然鲁迅对于阿Q的不争气，痛心疾首——若此，国人的骨气和精气神，会大幅度退化的。
21，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节录：奴才对聪明人说：我苦啊，吃的猪狗食干得牛马活。聪明人落泪说，你真可怜，总会好起来的。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傻子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大吼一声“混账”。傻子的反应不同于聪明人，傻子进到奴才的泥屋里，拿起锤子一边砸墙，一边继续怒吼：“我给你开个窗”。聪明人见状，大惊失色。“快来人啊，强盗砸屋子啦。” 于是一群奴才赶来，把傻子赶走了。
主人最后才出场，夸奖奴才：“你干得不错”。“主人夸我啦”，奴才对聪明人说。“可不是吗……”聪明人也很高兴。鲁迅的杂文名篇还有《论国骂》、《暴君的臣民》、《智识即罪恶》，现摘录他的《无声的中国》：“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做声。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我们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而不是我们时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还在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已经哑了。”
22，“哇塞”指惊奇，发现新问题，先得知道什么是老问题。这是萨特《存在与虚无》最关键的3页：老问题，质言之，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然后，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然后有康德的“先验”，它是笛卡尔“我思”的变形，相当于“这样写也算写小说”，它们非常难以被驳倒——但是这些一概属于老问题。
质言之，以上都属于性质判断（命题），其表达以“肯定”或“否定”（是与否）连接起来，它们判断了某个对象。就是说，传统哲学家始终局限在纯粹意识领域，也就是反思，它是纯粹内在的，相当于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被判断的对象=意识形式）。
对胡塞尔现象学关于意向性（胡氏视为意识的根本特征）定义，即“一切意识都是关于某个对象的意识”，萨特做了类似这样的扭转解释：意识的真理，存在于不是纯粹意识的场所（因为胡氏句子中关键的“de”或“of”）。萨特在这里不是在做否定判断，而是说，要把以上的命题还原为思想感情的场景，相当于加入了凹凸的空间物质因素，这就走到了纯粹意识领域之外，意识无法控制了，它是当下的、已经融入物质因素的某种思绪萦绕，这就消解了上述具有永恒价值的命题。
这就是哇塞：新问题。我进了咖啡馆，约好的彼埃尔没来，座椅餐具招待喧闹之类都'染上了彼埃尔没来的气氛，这不是判断句，而是凹凸句（描述句）。之后福柯德里达等人从根本上说延续了萨特的思路。也许哲学家的道德在于拼命批判或不承认深刻影响了自己的哲学前辈。总之，我觉得国内西哲界——严重忽视了萨特思想的分量——它的原创性！
23，就职业篮足球而言，37岁就进入“老年”。就做学问而言，40岁应该算刚起步，60岁正当年（中年）。此文说40岁就中年了，那么到了60岁就该基本撂笔了。如此，学术生涯就太短暂了。
“40中年”之说，完全是消极心理自我暗示的结果，是体制内外无法言明的折磨之后果。
折磨人，苍老就快。摆脱之办法，也许是让别人对自己失望。我的意思是说，别在乎人家以为你一定会在乎的事情，前提是对自己有信心。
开会讨论或者同行肯定之类，虽有影响和鼓励作用，但没有也无大碍。讲课可锻炼口才，但对提高学术水平并无实质意义。
总之，做学问不过个人私事——两个持这样看法的人（下棋找高手），私下喝点小酒，扯学问当过嘴瘾，无意间有学术收获。激进点说，受他人影响，对自己是不道德的。
真得是自己想出来的，并非一定与人分享才验证自己想法的质量。人们愿意凑在一起，目的往往与读书写作无关。一年写一本书，人家会说，不认真吧，写得太快了。但倘若你一年除了写书再无别的琐事，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了。还有，对普通人而言，可以夸奖他说话有水平，但是对学者而言，验证的标准只能是书面语——最终的学术语言。
24，“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是自由。有天然的原始自由与派生的社会的自由之分。“天赋人权”指原始自由，与精神的本能连在一起。
当我们试图回答“什么是自由”，就是在给自由套枷锁，这是必要的，但这一定导致规范，即为了“自由”，首先得交出原始自由，它导致政治的科学。
18世纪的启蒙运动，虽然提出天赋人权，但它试图回答自由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什么，这些“什么”总被说成“应当”，那么自由就是有前提的了。“应当”是对的，但是其危险在于忽略、遗忘乃至排斥原始自由。
于是，就有一个严肃的、处于思想十字路口的争论：形而上学究竟从“应当”还是从精神的原始本能出发？不要混淆两者。尽管原始本能被表达时，也不得不说“是什么”、“应当”之类，但这是不得不有的自相矛盾。
精神原始本能领域，才属于形而上学，此刻尚无前提或者“应当”。“应当”本身并非原创性，而只是原创性的产物。如果从“应当”出发搞哲学，可以搞得非常规范严谨诠释正确之类，但是在这种语境下，无论说了多少次“自由”，都事先规范了自由的方向，那么等于说“自由”只与可能性（可理解性）挂钩，而在我看来，形而上学的自由，是与不可能性（例如自相矛盾、不对称、文不对题、私密性、神秘性）连在一起的。
25，“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之称谓，不懂时下最要紧的，就是个人自由，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合群，否则，别扭的合群就成为压迫人的暴君，那么个人自由可以从不讲理开始思考：“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就是说，选择“不舒服”、别别扭扭、钻死胡同，与强力的相似特征相反，选择“不相信”，朝向解放人。68年5月风暴（巴黎）的标志性口号：“禁止‘禁止’”、“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别用｀聪明｀形容一个人，要用自由或不自由”、“请现实点儿：坚决要求不可能之事”
呵呵，口号可以很哲学与幽默 ——这很“摩登”（modernes），也就是一个现代人（摩登时代的人）。
存在主义竟然影响过马丁-路德-金以及西方“垮掉的一代”，他们这些精致的个人主义者说，你们这些官僚要真想对我好，就别管我。批评存在主义的句子极妙，恰到好处：“令人恶心地混合了哲学的狂妄、模糊的美梦、生理学上的吹毛求疵、病态的品味踌躇的爱欲。” —— 临时走神：要想打架打得好，就像战争。您得真打，它不是动嘴皮子的事。60年代北方孩子，称之为电炮和飞脚都过顶了。
26，我读文章的习惯，寻找关键词。不要笼统地说要认真读书。中国这么大，认真读书的人以千万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刻苦读书的传统，但是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认真读书”朝向两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死路。读书要生长出原创性，只是死板用功是不行的，要有科学的态度。
比如，煤球是黑的，那么就说它是黑的，绝对不应该说成白的。如果一个项目研究煤球，获批的前提是承认煤球是白的，而且在承认后给一百万人民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用功读书，该项目都不可能把煤球研究好。
27，记得是2001年，纯粹是为了评职称，我匆匆忙忙写了18万字的书稿《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不是命题作文，也不是课题项目，好像是晕晕乎乎写成的，那年我首次用电脑敲字。同名文章是在写完书稿之后精炼而成，我送到当时在德胜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那时好像不分核心期刊，杂志风格朴素，办公环境亦然，很怀念那个相对朴实的年代。
28，《费马大定理》一书，基本能读懂。联想到的问题如下：A.哥德尔有强迫症（抑郁症中最痛苦的类型），它与数学家最优秀品质相似：长时间专注一个看似毫无用处的疑难问题的能力。
B，数学家与哲学家相似：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富有想象力的大脑（永不安分的想象）。
C，长期专注同样性质的一件事情的能力越强，脑子越快、越年轻（极具耐心的执拗）。
D. 两个看似无关的领域（事情、人……比如A与B之间），有难以察觉的实质关联，如果无法证明A（太困难），那么去证明B。如果B被证明了，A也是自动被证明了——易懂的例子，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时发现一块古碑，碑上古希腊文对照埃及象形文字（还有其他文字，更通俗说这像查英汉词典的道理）。
29, 从1966～1976，中国与世界处于同时代的不同时代。当时世界在高科技革命引导下巨变，中国没参与。1978年后，中国发现世界对我们如此陌生。
改革开放政策加上中国人的勤劳，才有今天成就，但中国首先要感谢世界，就是那些拿来的国外先进科技发明，就科技发明和精神文明的原创性而言，我们并没有对世界做出大的贡献。中国一直处在一步一步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迫的恢复文明常识的过程中，现在也是如此。
结论：在中国，恢复人类文明的常识，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然后才谈得上科技和人文发明的贡献。马云是商人，他想获得利益是正常的心理，但政治家不能只想小集团的利益，要想全中国人民作为人的政治权利，如果实现后者，将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30，抑郁有积极效应，但是只有极其罕见的人，才有可能从这个万丈深渊中拔脱，它相当于借力打力、以毒攻毒。拔脱出来的人，一定是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在“在乎”与“不在乎”问题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事情远远不像谈话、立志向，这么简单。当下到处是“佛系”，其实掩盖着内心深处的焦虑不安。宗教治疗法远不如哲学态度积极。哲学态度将思想欲望贯彻到底。抑郁与哲学，都是思考的无底深渊，因此借力打力、以毒攻毒的说法可以成立。
31，刘小枫先生此文：A.资料丰富，这会立刻博得读者的好感，进而信任。于是普通读者很难去思考他的立场非常隐蔽地在他说使用的资料之中。他自己的立场，通常在文中，以不经意的方式，或者以赞同某位名人所说的言论之方式，流露出来。
换句话说，他有点不理直气壮，我们最想听的话，他偏不说。B，此文最弱部分，首先.其中隐含的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在我看来，非常陈旧，它表明读书多并非自动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强。其次.他在文中说“由于资本主义帝国的封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曾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个说法，陈旧、粗暴，不符合事实。
1949到1978中国人民的极端贫困，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帝国的封锁——而是来自国内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政治运动，搞垮了经济，摧毁了文化传统。
32，5月风暴，哲学上街了。
33，老子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古代无标点符号，其准确意思至今还争论。
如果置换成另一句话，就是西方哲学的说法了：逻辑与语言不能把握连续性的意义。在这里，中西说法的区别在于：西方哲学的判断句中，创造了更多的概念，用“逻辑”与“语言”表示“可道”，用“不能把握连续性的意义”，表示“道可道非常道”。“连续性”概念，导致科学思维，它是老子这句名言中所没有的。
34，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带血的事实。先生还说过，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而完美的苍蝇仍然是苍蝇。
35，加缪所谓荒诞，就是说，人与世界之间，有着永远无法跨越的万丈深渊。换句话说，一方面，人有精神、有渴望、有灵感。但是另一方面，人不可能对（生活与自然的）世界感到心满意足。人是人，世界是世界，人只是自以为占有了世界，但是世界其实早就在那里了，并没或从来就没搭理人，人只是自作多情，但只能这样，因为人无法想象无人的世界。
返回以上荒谬感：荒谬既不在人这里，也不在世界，而是说在人与世界之间，只能建立起一种外在的陌生关系，我们只是出于习惯或者害怕孤单，才将这种真实的陌生关系说成是亲切的、熟悉的。
36，萨特的软实力厉害 我一直报怨电影导演为什么不多拍哲学家的传记片，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哲学家没事件可拍，“他出生，他思考，他死了”——这怎么拍？但萨特可以拍，这部电影名字很哲学，叫做《一半同谋，一半受害者》（萨特的同谋和受害者叫波伏娃，她曾经发表著名作品《第二性》，她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思想先驱之一）。阿伦特、尼采、普鲁斯特，都曾经被拍成电影。
37，发生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68年欧洲“反体制”学潮，都是反抗自己的传统文化。当时反传统的人，他们的资格证书是他们很懂传统。你懂得越多，反的越厉害。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人们已经不懂传统了，或者说传统早就被他们的祖辈父辈们反掉了，在现实生活中早就死掉了，他们却开始对传统津津乐道，满足于说一些大话空话。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这些话，就不是一个智者。如果他们只是假装相信自己这些话，那相当于一个卖保险的。
38，“不可能的事情是可能的”——与其说这是判断句，不如说是诗句。
判断句与诗句的区别，在于判断句只有一个意思，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智力”，它排斥无法归类的意味，当我们被这样的意味所激发，又以判断句的形式写下来，例如“不可能的可能性”，它就是不透明的，因为其中含有相互冲突的好几个意思，会意可以朝向不同方向，这就相当于诗句了，它解构了哲学，它发明了一种新的智力。
39，后现代哲学基础不再是逻辑推理证明，而是自由想象力，这页上德里达是这样思考的：“时间脱钩了”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一句疯话，但现在不思考剧情，将这句话孤零零拿出来，去寻找四面八方的相似性，把这些相似性连接起来思考，在效果上就是解构。
解构能力，是对文本字句的会意能力：脱钩的时间（out of joint）是此刻的时间，是此刻的世界，除了眼下再无时间，而这就是（生命-生活）存在的意义，它结束于我们完成它的时刻，因此时间要被还原为脱钩的时刻。时间不是一维的，而至少是二维的，例如人人都有类似这样的体验：早晨一觉醒来，梦中的恐龙似乎还在那里。
40，“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Hamlet）—— “时代（时间）脱钩了”或者“一个混乱的（乱七八糟的）时代”——摘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
41，小说家毛姆对康德的批评：在康德的字典里，思维、直观、想象、美，都属于广义上的思想，也就是理解力。因此，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康德把自己讨论审美的著作叫做《判断力批判》。当康德承认美是主观的，其实这个所谓“主观”仍然是“客观”的变体，因为它得附属于判断力。
最关键的一点，毛姆认为美的主观性，就像感情，它是纯粹个人的内心私生活，感情的享受完全不同于理解。思维或判断力只能实现理解，但不可能单靠理解力实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共鸣。康德用理解力取代了感情，就像在是否结婚的问题上，用权衡利弊取代了感情。
42，月也没揽着，鳖也没捉着，从头烤到脚，苦大仇深五零后唉！
43，虽然“平庸之恶”说出了部分事实，但透着书生气。作为二战时期的德国军官代表的艾希曼，并非像阿伦特说的“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艾希曼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根本就不在乎所做之事给犹太人带来的苦难。他不去换位思考并非由于他缺乏这种能力，而是因为他不愿意。
在邪恶动机始终如一的意义上，艾希曼有绝对的恶，而且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操作的智商并不低。
一个哲学天才的政治态度仍然可能是恶的，例如海德格尔，因此思考能力强不可能自动解决自己不去作恶的道德问题。
相反，迷信智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却极可能在效果上导致恶。艾希曼和海德格尔的恶之区别，是质量上的但不是性质上的。他俩所缺失的维度，不是智力上的而是人类感情上的（爱），尽管他们也说（狭隘的）爱。
44，良知的败坏与恐怖的心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后一种情况是长期害怕的产物，以至于到了自我监督、自我自觉管控的骇人地步，即自觉地知道什么话该说与不该说，即使旁边没人监督，没有摄像头，这种人会乏味到其内心独白都不是秘密，因为已经没有内心了。
举一个温和的例子，它表明周围环境如何成就人与败坏人：一个孩子的家庭习惯是不刷牙的，进了寄宿学校，别的孩子都刷牙，他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开始刷牙。一个孩子的家庭习惯是刷牙的，但寄宿学校别的孩子都不刷牙，他刷牙感到不好意思，而且还被别的孩子嘲笑，于是他不再刷牙。
45，一个没思想的人，有一个最容易辨别的外部标识，那就是他说的话，我们似乎曾经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听过多次，他在反复说现成话。当他说某事情（东西、人、思想）时，词语乏味到不会改变，不会改变方式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虽然会说话，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表达能力的人，即使他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他说的再多等于什么都没说，我们听的再多等于什么都没听见（除了蛮横无理与愚蠢）。
46，这是真事，不是小说：“1787年，在穆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里，一位老人奄奄一息。他是狄德罗的朋友，曾受到哲学家们的熏陶。附近的神甫们忙得不可开交，竭尽全力，但毫无效果。这老人是泛神论者，拒绝临终圣事。罗尔邦先生正经过这里，不相信这事，向穆兰的本堂神甫打赌，说不出两小时他就能使病人恢复基督教感情。本堂神甫接受了打赌，而且输了，因为罗尔邦在清晨三点钟开始接触病人，五点钟病人就进行了忏悔，七点钟便死去。｀您竟如此雄辩？｀本堂神甫说：｀您比我们厉害！｀罗尔邦答道：“我没有辩论，只是告诉他下地狱有多么可怕！”—— 摘自萨特的小说《恶心》
47，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如果不关心政治 ，是不道德的。思想与政治的某些共性，比如热情、理想、冲动。如果一切都遵循皇权时代的“长子继承”习惯，就谈不上任何思想启蒙。康德说人可以为自己立法，这当然不是指习惯的自然法，而是思考政治的科学性。
48，想起一种情景：同时代的人们，其实精神处于不同时代，互相是熟人，却是熟悉的陌生人，人们互不信任，交往的成本极高，幸福感降低，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并不相信的话。
49，没想到《爱因斯坦和爱丁顿》这部电影 ，如此明了的展示了广义相对论，几乎人人都能通过这个镜头弄懂它：
撑起一块白桌布（=太空），把一个黑面包（=太阳）放进桌布。此刻太空和太阳发生什么情况？呃，面包陷进了桌布里，在太空中，太阳在它周围形成了一个形状，对，现在，如果我这样做又发生了什么——让一个苹果围着这个面包绕圈，苹果想沿着直线运行，但却不能，为什么？因为面包把布形成了一个形状，苹果沿着这空间中形成的曲线而运动，这就意味着太空是有轨迹的，万有引力就是这么运作的（因此，牛顿在这里是错的，爱因斯坦是对的）。
继续说以上的广义相对论：太空（布的形状即太空轨迹）显示物体（苹果）如何运动，运动中的物体（苹果）显示太空（桌布）形状是怎样的（中国一位现代诗人写过一句诗：树枝弯曲了，露出风的形状）。
但是以上只是物理学的理论设想，必须通过观察加以证明，英国科学家爱丁顿于1919年观测日全食，证明了光线在通过恒星（太阳）的引力场时，光线发生了轻微弯曲，从而证明了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