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事实：你和西方人打交道，最直接的印象，他们的言行很直率。一件事，yes or no。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满意就当面说，写文章发表，用各种方式抗议——基本如此，这很单纯。
但是，在我们这里，你要是像以上那样直率和单纯，别人会说你太老实，在社会生活中吃不开，会吃亏的，凡是有些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形是真的。
那么好了，他们比较单纯，我们呢，比较复杂。他们相信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在我们这里多了很多弯弯绕。
于是，我继续推论：为什么单纯朴素的人，在科技发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却远在我们这些思想复杂的人之上呢？单纯更有利于科学发明吗？思想复杂不利于科学发明吗？
我上段话是有问题的，我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单纯与复杂。事实上，在他们那里，在单纯的基础上，有极其复杂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没有耐心钻研的、觉得匪夷所思的。由于我们缺乏相信的意愿，也就没有真正弄懂。因为所谓弄懂，必须由感情带动起理解力。反之，在我们这里，既然想法很复杂，有那么多弯弯绕，为什么我们的创造发明能力却反而不如西方人呢？我的结论是，我们这些所谓复杂的弯弯绕，不但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反而是妨碍真正的科学研究的。
我们的复杂和弯弯绕，也是历史文化遗传。这遗传十分顽固，根本就不受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使用智能手机的影响。历史的磨难也无法更新我们继续复杂与弯弯绕的能力，而只是更加面无难色地、发明与创造在复杂与弯弯绕上面的高难动作，它们使得单纯幼稚的西方人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我们。在这里，我想到了《鲁迅全集》中有一篇文章《中国文与中国人》。这篇短文，写得极其精彩，它引用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文章。高本汉感叹汉语就像是一个贵妇，而西洋人的文字就像是实用的女仆，女仆一辈子也理解不了贵妇的博大精深。《中国人与中国文》以传统京戏为例，说明汉语的模糊与微言大义：传统京戏中的花旦都是由男人扮演的，如最有名的旦角梅兰芳。文章说是“女人见了男人扮，男人见了扮女人”。但是，这篇文章其实不是鲁迅写的，而来自革命文艺家瞿秋白，就是那个在30多岁英勇就义之前，写了《多余的话》的名人。瞿秋白的文笔真好，见解深刻，他的《多余的话》中的最后一句是“中国的豆腐真好吃，世界第一。” 这是一句大实话，我是永远记住了。
上段话有点跑题了，我以上的文字至少表达了部分事实。我说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并不是完全不明白，但是也确实没有完全弄明白。即使完全弄明白了，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即使有了解决的办法，也缺乏解决的意愿。即使有了解决的意愿，也缺乏行动的勇气，即使有了行动的勇气，你也找不到组织。尼采在肯定法兰西时，说这个民族有一种性格，就是在最为危机的时刻，总能找到一条崭新的出路，死而复生。我觉得尼采这话说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