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17000字）
1，这是一本好书，译得也好，但书名“truth”的译法值得商榷《真理》（美）约翰٠D.卡普托 著，贝小戎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版。如果将truth译为“真理”，表明理解或者解释已经完成，用哲学术语，精神的这种状态，被归结为知识论或者认识论，它与理性和科学是一伙的，但这样理解的truth，恰恰是作者不赞同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列举truth的汉语对应词：真相、事实、真实、实情——它们和“真理”的区别在于：当说到真理的时候，往往使我们联想到“符合论”，即所谓主观看法符合客观实际，这就默认了主客观二分，这种二分就成为真理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这种主客观对立统一的框子里，去认识所谓真理。但是，按照这本书作者的理解，这样的真理观只属于启蒙时代，即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古代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这样理解truth。
通过truth这个关键词，梳理西方历史。对此书的汉译本，以下我做了两处更改，其一是对于truth的理解，我根据不同语境或者上下文，灵活使用真相、事实、真实、实情、真理。其二，modern在这本书中一律被理解为“现代”，但原书作者主要用这个词指称17-18世纪思想启蒙时代，对这一历史阶段，国内通常说“近代”，而现代性的开端，应该以19世纪3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衰落作为标志，即黑格尔之后。现代性应该与这样的历史名人联系起来：克尔凯郭尔、尼采、马克思、波德莱尔、弗洛伊德。这样去理解现代或者现代性，这段历史时期可称为“前现代时期”，20世纪至今的西方文明，可称为后现代时期。换句话说，“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无论是科技发明还是思想发明，都是“一伙”的——这样划分，使我们容易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说清楚。
2，《truth》一书的作者约翰٠D.卡普托1940年出生，意大利裔美国教授，天主教徒。当代诠释学领域的专家，擅长研究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与宗教问题。这本书的序言《行进中的真相》是说：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人类的基本姿势是坐着。虽然人多数时间是坐着的，但在效果上是“走路”了的，因为我们是在各种轮子上“坐着”的：汽车、火车、飞机。
基本靠走路的时代，对比基本靠坐在“轮子”上的时代，有什么根本差别呢？不是智力上的，而是事实上的。比如，生活在18世纪的康德的智力，不是坐在轮子上的智力，他走了一辈子的路，但从不曾离开他的家乡哥尼斯堡。但是，康德凭借什么谈论世界各地和星云假说呢？他凭借什么谈论繁星布满的天穹与人类心中的道德律呢？他凭借他的想象力、睿智和阅读、与人谈话。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康德只认识住在哥尼斯堡的人，他主要靠读书理解当时的世界。为了回答“人是什么”，康德得假设其他地方的人和他已经认识的人，没什么差别。这样的同一性，就像一本书一样，是一种平面化的、二维的、只有前后左右邻居的普遍理性。这种普遍理性没有高，因为18世纪的人都没坐过飞机。换句话说，所谓“普遍的”顶多是欧洲的，甚至是哥尼斯堡的。由于18世纪没有现代化的各种轮子，基本局限在一个熟人社会，没有形成现代大都市的陌生人的社会，它属于近代而非现代。
20世纪的人不仅是“坐在轮子上的人”，还是“电子人”和“信息人”。除了离不开轮子，我们也离不开电器开关，离不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我们拥有速度。我们的生活是网状的。我们用遥控器随意换台、换屏幕。屏幕之间是断开的、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它们没有同一性。所谓纯粹性、单一性、单义性、整体性、普遍性、确定性、清晰、透亮、中心、连续性——这样的字眼，不属于21世纪。这使得我们感到眩晕、焦虑。
21世纪的后现代人、后人类的心智模式，不再可能是康德式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认为，事物是横向地挂在一起的，像一张网一样串联起来，一个世界那样广大的网，对它来说谈论谁在控制甚至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都是没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是‘混乱世界主义’。这种后现代效果甚至出现在了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悖论取代了牛顿理论的规律性，它还出现在了数学中，1931年哥德尔用他的不确定性定理使经典数学家们感到烦忧。”（第4-5页）
3，18世纪也是学科分类最繁忙的时代、那时最时髦的书，就是百科全书。在这样一个理性全胜时代，知识为王。欧洲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引擎、发动机。它在历史上首次将各种知识分门别类，各就各位，理性和情绪、宗教感情各管各的事情，互不干扰，各有各的领域。总而言之，要划清界限。这也是体系性的知识与哲学登峰造极的时代。“体系”成为被人们公认的“好词”，是哲学家有思想的标志和招牌。
那时的所谓做学问的代名词，是做一套学问。学问要成套，要“整大词”，动辄发现人类社会的总体规律，试图一揽子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到处都洋溢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因为“启蒙时代”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光明时代”。一切不确定性、模棱两可、焦虑不安、神秘莫测等等说法，都讨人嫌，就像狄德罗与卢梭关系破裂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卢梭怀有不可思议的朝向孤独的热情，而追求启蒙理性的狄德罗认为孤独是魔鬼。孤独，被染上了不可理喻的黑色。卢梭太超前了，他的魂灵以变形方式植入19世纪晚期尼采的性灵之中。
4，“后现代”告别启蒙世纪、告别光明世纪，不再“整大词”。比如，将“是什么”分解为在哪里？在何时？究竟是谁？这样的提问更真实，这就像将思想本身还原为事件和情景，还原为生活。这就像某人去开会至少要知道三个要素：什么时候开会？在哪开会？与会者都有谁？这是对于“是什么”问题的拆分与解构。当你问“是什么”的时候，你是可以躺着问的。你在书房里胡思乱想给事物命名。但是，如果问何时、在哪、具体都有谁的问题，就是你亲自参与的行为了。
5，亲自、参与、行为、个体、孤独、差异，对于这些词汇，理性与科学都皱眉头——这些词语只配待在边缘、在暗处、在毫不起眼的犄角旮旯。它们或者是两难、或者导致悖论、或者属于生存主义哲学的先驱帕斯卡尔所谓“敏感精神”或者“微妙精神”，它们在尼采那里表现为这样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就是没有真理”。它们在德里达那里，表现为这样的说法：“没有宗教的宗教”、“真正的宽恕就是原谅了不可原谅的事情”——德勒兹将类似尼采和德里达这样的说法，称为“思想的褶子”。呵呵，不平整的思想。《真理》一书的作者卡普托这样写道：“今天，我们唯一认可的普遍性是多元性。我们唯一的共识是，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有人祈求理性的力量，后现代主义者会皱起眉头问：‘谁的理性？何种合理性？’如果有人说‘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会问‘哪个我们？’是的，这取决于你是谁、你要去哪里。”（第8页）
6，虽然truth一词含有“真理”的意思，但不能只是还原为真理。因为“真理”是一种理论态度，它预设了上述二分法（无论是主观符合客观，还是客观符合主观），等于承认某种间接性、概念、标准、规范就相当于是真理的中介，它是对照式的，就像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所批评的“胡床”：有身体长短差异的人，都得躺在这张概念真理的床上，与之对齐。如果身子比这张标准尺寸的床更长，就得把身体削去一截；如果身子比床短，就得将身体拉长，与床的长度对齐。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活生生的肉体都得非死即残。这是“理性之床”患上的强迫症、是理性冷酷无情的疯狂。
truth还是发生在概念介入之前的真相与实情、反思之前的直接性、与赤裸裸的直觉呼应的身心反应与行为，这种直接参与的速度，不仅是身体行为，同时还是心灵与心思行为、语言行为，它们构成思想与物质活动的事件要素，是混杂一起的。这不是理论的态度，而是行为。这里我推荐继续阅读的书籍是（英）J.L.奥斯丁 著的《如何以言行事》。
7，“我忠实于启蒙运动所做的突破。它把我们从教会、迷信和权威的皇室血统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公民自由、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我没兴趣单纯地反对启蒙运动。但我确实认为，过去的启蒙运动已经做了它要做的所有好事，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不是反启蒙运动，而是一场新启蒙运动。我们必须踏上通往下一站的列车，以其他方式继续启蒙运动——去认识更加不可编程的、模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种想法不是去扑灭启蒙运动的光芒，而是拿出新的修订版，用影子、阴影、灰色、黑洞和其他意想不到的玄妙、复杂的东西使它纯粹的光芒复杂起来。这甚至需要抛弃我的书名truth，向读者传递一个坏消息：不存在什么（单一的、单义的）truth，存在的是复数的、小写的truths。不存在启蒙运动理解的大写的理性，但存在好的理由和坏的理由。”（第10页）
8，我们是凭借当下信念生活的，而当下信念是可变的。当下的意义抵得上将来的意义。从当下获得力量泉源是勇敢的，而寄希望于未来却是胆怯的，说“未来会更好”的人是胆怯的，因为这是用我们其实不知道的未来，来壮我们当下的胆子。这不是好的支撑。我们不能因为未来的人可能认为我们当代人活得没意义，就认同我们当下活得没意义，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没法活了。我们现在活着的意义是暂时的，但这暂时性却由于转瞬即逝而具有价值。后现代思想承认真相，拒绝永恒。
9，换句话说，生活不是为了得到，不是命名状态，而是多样化的动态、四处奔波。生活不是为了得到，就像你在慢跑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你慢跑的目的地。目的地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慢跑本身。生活当然不仅是由慢跑组成的，与慢跑平行的，还包括写“公众号”、看欧洲杯、与大学老同学聚会、去使馆签证、用智能手机订外卖——这些行为彼此之间毫无关系，互不相识，不是所有慢跑的人都参加同学聚会……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每个人四处奔波得方向都不相同，它们是平行的，是这些“本身”的关联、没有关系的关系。撤销了这些琐事或者小写的小行为，生活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不要厌烦做这些小事情，我们永远都处于这些小事情的里面，它们合在一起，还是小事情。
10，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情境化了的人。我们并不是为了被别人重视而活着的，只要我们重视自己就行了。这是事实真相，也就是彼此平等，在彼此并不重视、偶尔重视、有的方面重视，有的方面不重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一定要对于这些事实想得开，因为这些事实永远都如此，这属于真相，但要说这些属于真理，用词就不太恰当了，因为真理使我们想到“正确”与否，而真相在很多情况下属于“方便与否”、“心理舒服与否”的问题，并非是在果真轻视、仇恨或怨恨别人。在何事重要与否的问题上，人们永远达不成一致。说自己比别人活得正确——这是用错了词，因为每当我们听到“正确”，都意味着面对一个妥协而来的标准、类比的产物，它相当于说“我们认为”。但是，单独一个人自身的活法，比如漂流到孤岛上的鲁滨孙，是无所谓活得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缺乏类比的他人作为参照。鲁滨孙在孤岛上选择怎么活都行。这是非社会的，是每个人生活真相的极端。
11，只有上帝才去过所有地方，只有上帝才认识所有的人。但实际存在的人都是有限的个体，不可能去过所有地方或认识所有人，并且注定在这样的情形下终老此生，我们应该感谢国际互联网、电视、智能手机使我们有幸认识了太多的“虚拟人”。世界上现存的人我们只能认识其中极小部分，而且是通过当代传媒手段认识的，他们只不过是影像、声音、传说、印象、面容，总之就是现象。我们每次只活在一个现象里，而且这一个现象还每天在重复，这也是生活的真相。
12，所有=全视角，它属于无限的上帝。上帝会经历所有时间与空间。但个人只活在某视角、又“某视角”之中，这是选择与生活方式决定的。它们就像你脸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情，但你无法换一张脸。你也无法同时暴露所有表情，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因为作为个人，我们的价值来自有限。
13，“古希腊和中世纪思想家未曾不择手段地反对理性，但他们把理性整合到了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概念中，即智慧。后来，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得到了一个骄傲的位置，使得智慧坐到了后排，这种变化是不明智的。”（第22页）也就是说，《真相》一书的作者主张哲学应该返回它的原义：爱智慧。不应该将哲学还原为理性。我这里以模仿的方式修订福柯的一个说法：纯粹理性的哲学，只不过200来年，缩减为笛卡尔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叔本华、尼采、马克思的思想都不再属于“纯粹理性”的意识形态。如果按照我这样的理解，“后哲学”的说法也没有击中要害，因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将哲学=爱智慧。换句话说，“哲学”终结了，但爱智慧犹在。
14，理性的态度和理论态度是同义的，它与语言和逻辑有关，最早提出用下定义的方法，给事物分类、明辨是非的人，是苏格拉底，他不招人喜欢，因为他似乎与人谈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别人说的话是错误的。他认为别人说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明辨事物的本质，没有回答好“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这使得他著名的所谓“认识你自己”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不知道”成为一个理论铺垫，因为苏格拉底的目的是给事物下定义，这就惹得和他说话的人很不高兴，因为对话的结果总是显得苏格拉底更聪明，他好像是为了批评别人而不是为了享受“以谈话做事情”，或者将批评别人当成了享受。苏格拉底还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理论人”，他的这种以对话的方式所做的明辨，否定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享受，我们可以用胡扯的方式聊天，这就使得说话就要说正确的话，以“没有念书本”的“念书本”的方式说话，但是实际生活中，没有人是照着书本说话的。最后他的雅典城邦同胞忍无可忍，审判苏格拉底喝下了毒药水身亡。这就是苏格拉底或者西方哲学缘起之处的两面性，智慧在朝向理性的光明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因为智慧其实还有热爱诡异、隐晦的一面，比如赫拉克利特的生命之河是无法两次踏入时都是一样的。
15，苏格拉底似乎说，生活之前，首先要想好生活的理由。似乎你没有想好自己为什么生活，就不配拥有生活似的。这可能是最早的哲学人生观之一。但作为智慧的阴暗面，我们说赫拉克利特是最早的荒谬哲人，因为他的生命之河是不透亮、无理由的自由流淌的。同样荒谬的还有第欧根尼这个最早的“活出自己”的哲人，他整天住在一只木桶里，这不可能是活着的好的理由和证明，从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大麻烦，因为这是不可理喻的。
16，爱智慧的出发点已经开始分岔：一条道路由苏格拉底开创将导致哲学，导致理性和逻辑，最后，哲学将形成我们现代大学中的一个专业。另一条道路，和生命和生活本身融为一体，要有兴趣和激情，要有所行动，包括各种各样的消遣与四处游走的折腾，包括享受胡扯的乐趣。从第欧根尼到帕斯卡尔、再到卢梭、还有叔本华与尼采，甚至还有马克思、现代与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
17，如果爱智慧已经进入哲学阶段，那么“我不知道”的情形就结束了，因为智慧已经被定义为“哲学”，人已经被定义为“理性的人”或者“活得正确的人”。从此之后，凡是认为自己处于“不知道”状态，都是可耻的，因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凡是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将来都能够被我们知道。
18，由于哲学从“定义”出发，哲学的根本问答就是“这是什么”，它的动机、目的高度吻合，规划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真理，或者说活得正确。于是，一个自称哲学家的人拼命争夺“长江学者”的荣誉是符合哲学态度的，因为这样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目的论的。同样，人们努力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也符合哲学态度。但这两种做法都有失败的可能，因为总有人要失败，因为名额有限。况且在获取过程中的消耗，比如损害健康、心情焦虑——这些每天都要忍受的生活内容，在哲学中反而是没有地位的，心情和肉体似乎什么都不是，似乎我们只留下一个不吃不喝的脑子。
19，苏格拉底忽视了，对于无法纳入定义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有些非得亲自参加的事情根本就无法定义、不需要定义，也不能证明，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知道怎么去做，比如谈恋爱。不会谈恋爱的哲学家、一辈子打光棍的哲学家大有人在，其中就包括康德。为什么呢？因为哲学家都太正经了，他们不擅长自己的私人感情行为。
20，圣٠奥古斯丁（354-430）与苏格拉底不同在于，奥古斯丁强调“心”而不是“智”，他认为应该通过心唤醒智。智力或者知道的事情留给神，而人心只要被永不停息的渴望或爱去推动，这就是生活-生命的真谛。无论是聪明的爱，还是糊涂的爱，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保持热情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下，内定永不安定反而是幸福之事呢，因为心静如水意味着死态。
21，心，心的智慧、心情、心境，在奥古斯丁之后还有蒙田与帕斯卡尔，但是这一切与心灵有关的因素，带有神秘性，也就是人性的魔力与深渊，而18世纪的理性要实现祛魅的效果，实现笛卡尔开创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在古代，真善美相互渗透，因为还没有康德式的“三大批判”。康德的一大功绩同时是进步与退步，他认为真不再与善和美在一起。换句话说，求到的真理只是智力的产物，而感情因素不被考虑。这样的隔离也被称为“分析”。从此，真变成了论断与命题，论文陈述不需要显露美和感情。
22，在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在智力已经登峰造极的时代，人们终于在危急时刻一次又一次想起还有什么是AI所不能的，答案也许是“心灵”中的深渊与神秘性，它们是不能仿造的最后的东西了。人们又一次怀念古代智慧，人之初期：
“智慧比逻辑大，他们看到和听到了真理这个词中发生的更多的东西，对它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真论断要高深、神秘得多。到了现代，在古代上帝和真理所做的大部分活都转向了理性”（第30页）去掉宗教改革的色彩，我们取其精华，那就是不要理性这一中间环节，无论理性扮成教室、教师、概念、中介结构，还是任何声称可以指导我们的东西，我们不理睬这样的所谓理性，于是就剩下个人直接面对……这使得每个人都激动，这是活水、新鲜空气，是自由的真相。
23，在以下意义上，理性是扼杀生命的：“一旦理性接管下来，就会发生一种影响深远的反转：真理不再是一个对我们做出的主张，而是变成了我们代表我们的论断做出的主张。”（第31页）无论启蒙时代说了多少次“自由”，仍旧是在理论思辨的意义上说的，这自由不过一个概念而已。于是，我们又一次成为理论人，自己压抑自己鲜活的生命，亲手把自己干死。
24，告别传统启蒙，返回生命，这泉水，这太阳，这渴望，应该又生理因素和面部表情加入。一切都是直接的，不需要一个机构代理我们做什么。于是，断言式的说话也许在21世纪落伍了，生命是艺术式的生存，具有诗意——不不，这诗意不在天上，诗意就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机场和高速公路、一个不停变化和移动的世界，不能被关在理性的盒子里。
25，“信仰”一词过于抽象，要换成感情。感情和理想不是二元对称的关系，感情的范围远远大于理性，所以人类才有文艺、创造性和宗教信仰。感情和直觉是一伙的，当它们认定准的时候，不需要给出证明，这才叫艺术与趣味。清晰判断留给AI，剩下的留给人类——后人类=新人类=感到危机=不知所措=某种尖锐的、不是无病呻吟的多愁善感，不用对这样的情景特意去写什么诗歌，这情景自动显露诗意，它既是毁灭性的，又是闲暇的，就像尼采说的，要重估一切价值。
26，于是现代艺术的特点就是混乱、噪音、没有什么有条不紊，各种元素在游荡，没有各就各位，一个混乱的房间属于21世纪。
27，在我们的21世纪，所谓多元化，应该理解为私人占领公共，这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不仅一个私人。这就像一幅博物馆的大画作显露各种风格相互参照与渗透，拓扑变形，而“在18康德那里，哲学——对如何睿智地生活在充满爱心的追寻——现在的意思是冷静地、批判地、不动感情地区分范畴，是知道如何划定界限，是在盒子里思考的艺术。康德希望看到所有的列车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准时开出。”（第39-40页）康德这种情形也是我们对于传统学者的夸奖，比如记忆准确的百科全书般的头脑，我们正是这样赞美陈寅恪的：无论你提到哪部古书，哪个名人的哪句话，他都能立刻在书房里找到那本书，翻开那一页。但是，这种才能在“谷歌”和AI时代已经落伍了，我们不再花费大工夫培养自己的这种才能。康德死板地认为，我们在从事思考前，首先要明白自己是在认识、价值判断，还是审美，先要弄明白它们之间的疆界，如果弄混了，在一个盒子里是找不到原本应该在另一个盒子里的东西的。这就将思考=逻辑，即首先要分好类，解决“谁属于谁”的问题。
28，安排处理好谁属于谁的问题，各就各位，这是行政工作的快乐，它给事物以秩序，适于安分守己的人。不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中途改变主意、叛变，都被宣布为不道德，但这些不道德更符合生活本来的模样。
29，“社会学家马克斯٠韦伯（1864-1920）用‘世界的除魅’来表示真理在现代的收缩或衰落。他说，随着我们日益促进理性的利益，世界——以及人生——失去了它的魔力……当爱失去其‘魔力’时，爱就消逝了。所以韦伯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他触摸到了我们不停息的内心这一问题。在现代我们丢失了我们的内心，丢失了我们的人生乐趣，丢失了我们珍爱生命的理由，人生失去了它的魅力。”（第52-53页）韦伯这里说到的“不停息的内心”，使我们又一次想到了圣奥古斯丁和他的《忏悔录》，然后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描写的不可理喻与不好意思的疯疯癫癫的小心思：当我气得唾沫星子横飞的时候，只要你递给我一个洋娃娃，我的气就全消了——理性时代的理性人从来都不思考类似这样的与我们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琐碎小心眼。理性哲学家是一些从不在哲学书里暴露私人感受的人，以至于终于丧失了描写这些感受的能力。
30，受到马克斯٠韦伯的影像，阿多诺（1903-1969）和霍克海默（1895-1973）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谈到了“启蒙的辩证法”，意思是说，我们越是推广纯粹理性，世界越是变得非理性、野蛮，把它增加到疯狂、愚蠢、机器人之后。他们所说的理性是工具化思维或手段-目的思维。只有某个东西是一个目的的有效手段时，我们才有理由说它、做它。”（第53页）于是，人类最终将自己活成了一个资产收益表，就像现在中国的大学老师都活在自己填写的表格里，其学术成果是某等级和项目中的一个数字——这是使劲使自己活得愚蠢、野蛮、疯狂，成为机器人与工具人。最可悲的是，是你自愿成为这样的人，没人逼着你。或者说，管理你的人，也要填表与如此愚蠢和疯狂。
31，疯狂并不一定是工具人式的，还有卢梭式的。卢梭——“有趣的疯子”。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杜绝疯，而在于朝着哪个方向疯。人拥有爱的魔力，这是积极的，而一切人利用一切人，这是消极的，它导致所有人都是无趣的，这就像当你听到一个人说话，你总是能猜中他下句话会说什么、猜中他说话的方向，这样你就厌倦了，他在你心目中也就丧失了魔力。
32，“奥古斯丁的忏悔是这样的忏悔：通过忏悔，我在做一个东西、做一本书，可以供所有人阅读；另一个含义是，他是在做一件事，即做一次忏悔，用文字做了一件事，就是英国哲学家奥斯丁（1911-1960）所说的‘以言行事’。”（第67页）这段话，使我想到我写《哲学治疗的可能性》的过程，既是自我治疗，也能使读者自我治疗。
33，克尔凯郭尔说，“有多上帝，就有多自我”（第68页）自我的心灵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的时刻，就承担了这样神秘的时刻，因为这些话和别人说，别人是听不懂的，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他与奥古斯丁是同一类哲人。
34，以言行事的过程本身一定是真的，这个真指的是效果上的真实，它成为当事人生活中正在办的一件事，无论是以“以言行事”的方式写文章还是在婚礼上新娘新郎说“我愿意”，是真的愿意发生的事件，这不是在记述，不是在做一个关于事物的真陈述时说出的真理，不是哲学命题，不是“我们认为”式的句式。
35，以言行事中的“事”应该是事件。“事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事情中正在发生的。”（第73页）这就像如下情形就是生活的真相：德里达抵达一座陌生城市时，独自漫游，让自己迷失在附近街区的迷宫中，不打听返回酒店的方向，这就像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们只是去猜，我们处于猝不及防的境遇，这就像只有带来意外惊喜的书，才是一本好书——这好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总是造新句子，建立字词之间的陌生关系，生成新语法，这解释了为什么德里达喜欢读乔伊斯的《守灵夜》——也就是说，某词词的一个新意，在读者不曾想到的别处，这是只知道执行命令的工具人没有能力做到的。
35，永不安息的心，不知道去爱谁，但还是爱。这也不是博爱，因为博爱已经被当成概念理解了。而爱和永不安息的心，是等价的，这相当于在生命里面、内部，而一旦心思安息，就等于死亡，“永垂不朽”不是一个好词，就像天堂虽然万般好，但是那里没有人性的弱点以至于太冷寂，还是去喜欢有缺点的人吧！因为活着真好！“永垂不朽”和“没有希望”其实是一个意思。永垂不朽到来，痴心妄想消失。痴心妄想到来，希望也就来了。想要更多——这不属于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是人性。
36，一切哲学书都是读后感，哲学是智慧生育的，哲学就是智慧的读后感。智慧与哲学的区别，在于智慧之言没有引文，哲学书附上很多引文。哲学家的一生，也是从有引文到少引文乃至无引文的一生，于是从哲学进入智慧。
37，戏剧的“改编”其实也是读后感的另一种形态：“1950年代，莱昂纳多٠伯恩斯坦创作了《西区故事》（在百老汇演出了许多年，成了当代经典），这部音乐剧重写、重演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92页）这叫做和你好、跟你走，但好着好着，跟着跟着，就和别人好了，就和别人走了，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卢梭和德里达称之为“危险的替补性”的情形，又叫做“解构”、拓扑变形。他接受奥古斯丁的教导，把在奥古斯丁那里发生过的事情，给予新的语境，用自己的生命重新表演它。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比如，车轮子就是脚丫子的新语境，脚丫子让车轮子代替自己走路。车轮子就是脚丫子的引文，我们已经无法在车轮子里看出脚丫子的痕迹，因为这不是仿造而是创造，就像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说的：“人们不满足于用脚走路，于是发明了轮子，但轮子与脚，一点都不像。”
38，以下已经是后现代思想的常识：要裂开、分裂，而不是单一、统一。统一与做一套学问一样，属于18世纪，顶多到达19世纪，这套东西到了20世纪就已经落伍了。现如今一个哲学学者如果只读哲学书，这样的学者就落伍了，因为这相当于没有异议，就没受到精神刺激。现在精神病已经被重新定义了：受到精神刺激的才是正常人，不接受精神刺激的人就是精神病。你与开会的人想法全都一致，人家举手你也举手，你就是精神病，因为21世纪的正常人是善于用激烈的异议刺激自己心脑的人，相当于冷热水交替淋浴法，心热与脑子的冷静——相结合，以保证自己不患心脑血管疾病。
39，以上说到的引文、改编，涉及到差异的实质，即旧瓶装新酒，质料胜过了形式。人本应活在质料之中，而不是活在正确与定性之中。凡是为了保持体型而放弃美食享受的人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因为这种本末倒置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形式化的标本，好像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说自己长得好看似的。这就等于以放弃了自己的亲自享受作为代价，换取了一个公认的理性标准，这是不划算的。
40，当然，我们需要秩序，就像需要车轮子。车轮子一旦被发明出来，就具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因为我们不需要每天都重新发明一遍车轮子，只要我们同时注意到稳定性也会在变化中成为暂时的，电子邮件和车轮子一点也不像，却起着车轮子的作用，这是以上阿波利奈尔言论的升级换代版。
41，因此，稳定和秩序都只是框子，它们需要被刺激、被打破，要历经考验，真实的思想事件最好要伴随发生真实的事件，就像半夜三更有人敲你家门，你开门还是不开？这是生活中的马刺，尼采喜欢的风格——生活需要被打断，夜空需要闪电。通宵失眠？那就一骨碌爬起来，这觉还就不睡了。真正的读后感就是明明看着一句话而写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句话，就像贾宝玉明明看着薛宝钗而顷刻联想到的却是林黛玉，这说明解构的情景是不分中西的。
42，习惯的思考参照系是被用来打破的，我们是静止的，太阳每天“东升西降”绕着地球转圈（日心说），这有点太自然了，不过瘾。让我们想象一下是自己脑子在转圈=地球在围绕太阳转圈，我们是从某一角度思考或者从地球的不同时辰和地域看见的是不同位置的太阳，这就是另一种解释框架了，这就敞开了一个新宇宙——未知的、不确定的、偶然的。要保持未来的希望，就是相信将来会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奇幻性情景，这些情景不只依从单一或者单义的解释框架。
43，柏拉图式的二元论把世界区分为现象与本体。笛卡尔式的二元论重新绘制了哲学版图，用身心二元论取代了柏拉图的思想。身体是物质的机器代表自然科学，心则是代表思想和人文。当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论战=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子：我们能否被还原为智能机器（神经连线、基因编程、软件设计）呢？如果这样的还原是可能的，那么心-灵魂该被置于何处呢？
44，《真相》的作者D.卡普托指出，作为生活井井有条的哲学家，当康德不是将理性当成功能性的，或者说是精神发挥功能的某种方式，而是当成原理性的，即普遍适用的时候，同时代表了启蒙的顶点与低点：“这时理性已经发疯了，或至少看上去很愚蠢；这时靠启蒙运动的理性引导会带来高度分裂的生活。”（第122页）这种发疯使得哲学思想变成一个走时精准的抽象时钟，而心灵因素似乎也可以纳入理性的可预测性。总之，康德哲学的关键词是法则、规律性、统一性，它们是一些框子，“不会有例外……在康德看来，法则就是法则，是谁在表述它，在哪里、何时，那个人那天是否戴帽子都无所谓。”（第123-124页）康德还仿造自然界的法则，创立了同样不允许例外的道德法则，它被归结为绝对命令：“我必须因为我必须”，将善与幸福的欲望分开，只剩下抽象冰冷的形式。我们要随时仔细监视自己的快感，以免爱上现实生活，持这样一种看法的学究，简直就是疯了。
“愚人说，在他的内心，真、善、美没有任何内容，应该被分开；激荡我们内心的是形式化的普遍性。虽然我们崇敬康德对哥尼斯堡坚定的忠诚，但我们忍不住以为他需要更多地出来走走。”（第134页）
45，黑格尔比康德更明智之处，在于黑格尔不是站在岸上练习游泳动作，而是在水里喝了很多次水之后学会了游泳。一句话，黑格尔不像康德那样从形式法则和原则而是从具体内容方面来思考理性。真相是与物质内容有关的。如果黑格尔是对的，那么就不能持某种康德式的“当作是”的态度，不能说“这就是你的义务，你不能怀疑，不能问为什么”，而应该像黑格尔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脱离现实，不要脱离个人生活。
46，但是，黑格尔并没有摆脱18世纪的理性，他的思想关键词，仍旧是必然性与确定性。这种牵强，就像萨特在《恶心》中这样讽刺近代的人道主义者：现在恨人是为了将来爱人。它的变种形式是这样的：现在努力奋斗，是为了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说现在杀人是为了将来不杀人，这种解释是极其无力的。这就像恶魔说自己做的坏事也是上帝神秘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利奥塔说的，去寻找20世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背后神圣的爱，这种心态是猥琐的。
47，“迄今为止，哲学家们认为，真理是一个纯学术的、知性的活动。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认为，哲学家们习惯上说的真理是一种知识上的虚构，是躺椅上的建构，孵化于学院的温室中，而不是成长于真实世界的荒野中。”（第153页）也就是说，真理是一种使我们深感不安、使得个人恐惧和战栗的东西、会流泪流汗、流血的东西，具有悲剧的深渊色彩、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时候前来拜访我们的东西，而不是那种虚弱的、营养不良的、接触学院之外的新鲜空气就会枯萎的东西。真理不是定义。
48，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是真实生存意义上的，是否称其为“哲学”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以往的哲学已经被告别了，因为“哲学”在以往首先是一个众人约定，而现在成为个人生命之体验，以至于极端到如此程度：拒绝结婚、拒绝成双成对，因为那样会放弃自己的自由。他俩选择个人苦难与快乐，以此作为创作条件，他俩在作品中引入“笑”与幽默。他俩担心民主=平等=标准化=浅薄、一种叔本华激烈批评过得“胡床”效果。强调独特性，令人称奇的是，“谷歌”的技术总监从另一个方面，至少从字面上也认为“独特性”的时代即将到来，就是2005年出版的《奇点来临》（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一书。
49，总之，生活要重新点燃激情，不要躺平。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认为，生命是一个完全没有理由的事件，是由这样的事件构成的，之后萨特与加缪继续深化这样的看法。对于荒诞而无理由的事件充满激情，没有活着的理由而继续活，活着的高难动作，与其说这是哲学，不如说是一会就会因为说这样的话而感到后悔的个人情绪，但这不是贬义的。
50，激情要与困难在一起，太容易就无所谓激情。克尔凯郭尔出色地记录了他所处时代的生活方式：快节奏、令人眩晕的速度、来回奔走、汽车、铁路、汽船、电报。换成现在，就是飞机、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些过于方便的公共生活方式会窒息我们的激情吗？太容易而没有困难。
51，依仗公共，过的是“非本真”的生活。克尔凯郭尔这样写道：“公众”由闲谈、他人说的话组成，思想在别人的话里，并且会把“话”传下去，人云亦云，从不自己思考就够了。（第164页）这是一种扮演和欺骗。做自己是最难的，不要随大流。按照自己的意思活着的前提是，首先你得有能力想到自己的意思。这就像你不去模仿的前提，首先你得有能力创造自己独有的。如果你的创造在效果上与别人类似，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像你写一篇都是由“自己独想出来的意思”所组成的论文是困难的，但是却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独享。换句话说，通过纯粹自己劳动获得的快乐，是一切快乐中最为快乐的事情。总之，我们需要享受困难，而不是享受“享受”。
52，要恢复事情的难度，活着是最难的，因为活着=去创造当下的生活。换成作家，活着=创作当下的生活。不是模仿而是揭穿“他们”说的话或者“他们”对我的鼓舞。现在到处都有他们：“公众遭受了这种幻觉，以为真理得自民意调查，把无数不动脑子的大众的意见汇集起来，以为那就是思考。”（第165页）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是对的，他认为人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
53，应该将克尔凯郭尔看重《圣经》中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旨意决定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念头，理解为以上做人的难度本身，即生活的荒谬性和无理由性。凡事太容易，就像——太便宜的商品，不可能是一件好货，而要如此增加事情的难度：把世界的创造者和在马槽中出生的婴儿拼在一起。
54，至少有三种空心人。空心人，相当于演员，是一些化妆打扮的人，是画脸谱穿戏服的人：A当代人是手持一大堆证明的人：从院士到大学毕业证，从长江学者到泰山学者、从部长到科长，凡只认准这些中间环节的人，都是空心人。B躺平的年轻人也是空心的，因为他们丧失了渴望激动甚至在家啃老。他们相当于话剧《等待戈多》中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到处都是空心人，人数再多也是没用的，是被动地拖着走的乌合之众。C 效忠某一人的人，即使只是口头上效忠，也是道德上的污点，海德格尔值得被鄙视，他是一个空心人，他不懂爱，他的书里没有爱。
55，现如今各种各样的上岗证明，不仅使人烦死，而且导致人的愚蠢、没有灵气、丧失心灵、不诚实、唯利是图。相信上岗证明是已经相信了什么的人，它抹杀了具体的个人的各种各。人应该相信各种各样的悬而未决、提心吊胆，这就处于生命的危急状态，就能唱出悲壮的歌，从不得不做点什么，到在做的过程中获得享受，从而不再是空心人，因为来不及空心，心已经被各种焦虑与兴奋填得满满的了——当话说到此的时候，说到具体的个人情形，它相当于返回原始和起源。这个起源不再关心2+2=4，而关心是一个秃顶、头发茂密、高个子和矮个子说2+2=4。人的好玩性、幽默、笑、两难，语言漂亮、有气场，高于人的真理性——这种态度不是玩世不恭，就像克尔凯郭尔这样质问黑格尔：“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全世界但失去了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重要的是内心的纯洁，而不是世界历史的结果。”（第171页）如果克尔凯郭尔活到现在，他肯定是站在人文立场上，而不是AI。
56，不同于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人不是众人中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应该将自己，活成，一个例外。人得是一个例外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孤单。这就像一个时刻成为关键时刻，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时间。这与号召学雷锋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雷锋不是一个例外，而被当成模范、标本、典型、摹本——这种思潮消灭例外，将例外的人当成精神病，却不晓得使大家伙都雷锋的念头，才是精神病。因此，重要的不是“精神病”的名称，而是名称的具体内容。
57，典型=德里达说的“白色的神话”，而“例外”，相当于万紫千红总是春、图案、纤细的小胖手、既尖锐又温馨之类。例外与逻辑相冲突，因为例外是自相矛盾的、偷换概念的。例外的人是一个收藏世界各国的硬币图案而不是为了用硬币去购买商品的人。
58，政治——课——是，怎么说呢？是使人讨厌的、烦死人了，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上政治课的老师。他使得健康和有创造力的人感觉自己愚蠢、错误、无能，甚至有罪，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定义真理、美、正义。苏格拉底知道什么是哲学，但他不会画画、作曲、跳舞，不会指挥战争，而被他羞辱的人知道如何去做。于是，尼采批评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史——虚无主义的历史。
59，所以，尼采说，我们要告别虚无主义的历史，使历史和现实充满活生生的内容，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已经举办了三届的“先锋哲学论坛”的口号：“要活生生的哲学，不要死的哲学”。告别谎言、弄虚作假和对于生命的否定。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死了”。上帝说的不对，尼采说得对，因为死亡是活着的一部分，就像怕死是活着的一部分，因为在有智慧的目光中，死亡从来不仅是生理和医学上的事情，而是灵魂之事。灵魂在身体生命的暗处，比身体生命更有力量、更深不可测、更危险。去读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精神的神秘储藏箱，其中最为原始的能量，被人类称为“信仰”。
60，有些东西只有写明白了，才能充分暴露其荒谬性：比如：A 穿着博士服宣誓自己忠诚什么，这是自相矛盾的。博士不应该忠诚于任何现成的说法，博士是创造新说法的人，而任何新说法一旦被说出来，就成为暂时的。
B，非此即彼：“如果你不支持启蒙运动所说的大写的理性，你就被断定为非理性的。这就好比说如果你不支持执政党的政策，你就是不爱国。”（第193页）以上与其说以上A和B都是坏的，不如说首先是傻的。但傻在效果上可能是坏的，就像平庸在效果上是恶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C，但是就连阿伦特没有预料，到“平庸之恶”会有升级换代版，也就是假装忠诚，装得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假装是真的。我们现在生活不适，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人太多，我们也不能奢望这样的人都死了以后，自己就舒服了，因为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比我们年轻。据说现在“00后”都不买房了，他们的根据是现实的，也可以实现，即他们等着将来80岁、70岁，60岁，50岁、40岁的人都死了之后，房子就都是他们的了，这个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真相。
61，如果上述“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不成立，那么相信它的人就是傻瓜、思想懒蛋，或者用一个傻瓜命题去测试人们对自己的忠诚度，就像是“指鹿为马”。
62，“寻找一个规则去遵从，是极度的不负责任；那是努力避免做出决定，以便我们可以怪罪在规则的头上（我们只是在听从命令——这是一个拙劣、蹩脚的借口）。”（第202页）结果就是，一个所谓科研和教学单位，是由一些不会自己做决定、焦急地等待上面做决定以便自己第二天有工作可做的人组成的，而颇具讽刺意义的事，这些等着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的人的本职工作，却是研究哲学！可是，你不会自己做决定，怎么能研究好哲学呢？唉，啥也不说了！
62，这本《奇点来了》的英文版，是我用140元在拼多多上买的正版书，它是我阅读《真相》一书的收获之一。如果我不读《真相》，我就不知道还有《奇点来了》一书，一本好书中介绍另一本好书，就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找书方法，它远比在脸书上加好友要靠谱得多，也不像电视遥控器胡乱换台，或者胡乱-换-短视频。Singularity=奇特、奇怪、异常、例外、不正常、不正经，这就是所谓“奇点”：它们是不曾有、莫须有、在科学上叫做“发明”，在艺术与哲学中叫做“诗意”。合起来说，科学发明中的预测通常具有诗意，诗与科学的界限被宣布无效。
“在此之后，哲学家们不太可能把现实理解为在铁轨上平稳运行的火车，或者嵌在深处的真理的展开，不管它是上帝还是理性的规则。跟它们更加合拍的是不规则而非规则，是非连续而非连续，是混乱而非纯粹，是独特而非普遍，是边缘而非主流，是阴影、混杂而非明朗、清楚，他们更愿意相信事物一直能够，也确实会出错。”（第195-196页）第一，如果信仰放在人事和生活会出错上面，就等于将信仰放在困难上面了，这才是真正的信仰。第二，如果“会出错”是出发点，它就会倒逼你得自己创造点什么自己认为“靠谱”的东西，而一味相信来自任何他人和机关对你的任何承诺，或者向他人或机关“忠诚的宣誓”，就是滑稽可笑的。这种现象之所以滑稽可笑，是因为这样的头脑是19世纪的，是建立在“连续性”基础上的，而我们处于一个超链接的时代、一个不连续的时代。所谓超链接，就是说任何墙都管不住、关不住，无论是学校的墙还是国家的墙。“奇点”是超链接的，是思想的新鲜血液，是真正的事件，是真正的新闻。
63，所谓会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会换一个词去理解。比如虚构、发明创造，就是以自由的心态去看一个自在的东西。比如，一块石头自在地躺在某个地方，你想，你可以用这块石头，去砸-张三家的玻璃，因为你恨张三。你的这个想法，就属于初级发明，石头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因为石头被挪动了地方。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石头也不愿意。所谓会思想，就是会虚构。所谓会虚构，就是会“好像”（as if）、会将某某当成或者“看成什么”的能力。这就构成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世界：“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释；理解就是把某个东西理解作（as）什么和什么。没有这个‘作’，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看不到。这个‘作’提供了一个框架、背景和正确的假定。”（第212页）这个“好像”，也是途径、路径、方式方法。我们一定要特别善于胡思乱想，特别善于多愁善感。
以上的话，为家里太乱提供了依据：因为一间屋子里的东西摆放得太乱，是因为每一次都是房间主人“作为”什么事情随手放置在某个地方而忘记了所有东西都应该各就各位的结果。房主人有各种各样的“作为”，而“作为”之间缺少统一的用途，在效果上，就是房间乱。
所以，房间越乱，主人率真且自由思想的能力越强，家里的事实就越多，就越是能够显露家里有很多个“每次”，只能有某一种选择，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是“我们每次只能穿上一条裤腿。”（第215页）换句话说，真相是我们不能超越现实的时空之外，成为黑格尔那样的绝对观察者，360°无死角的观看，我们总是从某个方向观看一件事情的。角度越多，房间越乱，这情景是20和21世纪的，它相当于说：这样写，也算写哲学，哲学不止一种写法；这样画，也算画画，画画不止一种画法；我们发明和重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为了不被时代甩下，就得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