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阅读一本自己认为精彩作品的意义在于，你阅读的次数越多，收获就越多，记住的越多。以下的段落大都是不加引号的摘录，掺杂着某些我自己的感想。好的阅读习惯在于最好要动笔。动笔的好处是，不必特意记住就记住了。以后你可以在闲聊的时候，可以灵活使用，不是说这会使你显得很有文化，而是说这就是使你有文化了，因为人其实是无法和别人谈论自己其实并不真正理解的东西的。这里有某种魔力。你有某样宝贝，你每天看到这宝贝的时候，感觉都不相同。
存在主义不太像哲学，倒更像是一种情绪，它可以追溯到每一个曾经对任何事情感到过不满、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1932年，三个年轻的哲学家在一个酒吧里谈天说地，一边喝着杏子鸡尾酒。
波伏娃25岁，萨特27岁萨特有一双迷茫的眼神——正在回望着你的这个男人，他对你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另一位是阿隆，他是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同学。
阿隆告诉萨特和波伏娃，他在德国发现了一个名称朗朗上口的哲学派别——现象学。阿隆讲了类似这样的话：传统哲学常常从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论出发，但是德国的现象学家却直接研究起了人们时刻正在经历的生活。
现象学家把自从柏拉图起就维系哲学发展的那些想法，也就是诸如“事物是否真实”，或者“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知道某件事”一类的谜团搁置在一边，然后指出，任何询问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本身就已经被抛入了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也就是现象的世界。为什么我们不去忽略其他，去专注于和现象的世界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谜团不必永远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先用括号括起来，好让哲学家去处理那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现象学家中最重要的是胡塞尔，他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意思是说，别在事物不断累加的诠释上面浪费时间了，尤其是别浪费时间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实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且不管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精确的把它描述出来。
阿隆对萨特说：“你看，我的小同学，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波伏娃写道：“听到这话后，萨特脸色刷地白了”——这是一种把哲学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连接起来的研究哲学的方式。这三个正在喝着鸡尾酒的年轻人。都受够了和刻板的法国哲学课程有关的知识问题，以及没完没了的重新诠释康德著作。这样的所谓哲学问题，互相交叠在一起，就像万花筒，在一圈圈儿的旋转后，总是又回到原点：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
尽管这3个年轻人都在考试中获得了高分，但都不满足于此，尤其以萨特为甚。如果说萨特在听到了阿隆有关现象学的消息后面色发白，那么究其原因，可能一半来自恼怒，一半来自兴奋。萨特说自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哲学。
于是，萨特去了德国，抵达柏林。回法国的时候，萨特带回了一种融合之后的新哲学：德国现象学的方法。结合着更早之前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又装点了一点儿独特的法国调料，加上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他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的但却令人兴奋的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儿的新哲学。
萨特哲学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确实把现象学转变为一种杏子鸡尾酒及其咖啡馆侍者的哲学，同时也是令人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哲学。使用这种哲学方法，可以描写山间漫步、对深爱之人的激情、巴黎的花园、坐在塞得过满的坐垫上的感受、两个陌生人在路灯下见面时的那种刺激。
与此前用谨慎的主张和论点来写作的哲学家不同，萨特会像小说家一样写作。用不着惊讶，因为他自己就是小说家。他写作中最重要的主题是：获得自由意味着什么？在萨特看来，自由位于人类所有经验的中心，但作为一个人，我根本就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过我选择去做什么来创造。
我就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这是一个令人沉醉的想法。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萨特成了明星人物，他受到追捧、采访、拍照。受邀进入各种委员会发表讲话，人们请他就他并不专精的各种话题，发表意见。但他从来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同样，波伏娃也写小说、新闻稿、日记、散文、哲学论文。
萨特头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为名人，是1945年10月28日，他在巴黎中央大厅的一个俱乐部发表演讲。他和组织者都低估了前来听他演讲的人数。有几位听众在反常的炎热天气里晕倒了。《时代》杂志的一位记者现场拍摄了照片，并附加了这样一个说明：“哲学家萨特，女人被迷晕”。
萨特的成功并不在于成功地迷惑了女人，他并不需要主动去迷惑女人。萨特的成功，更多来自思想活力和信心所带来的风度，而不是外表。他迷人地谈论着各种观念，用嘶哑的嗓音唱着《老人河》，弹着钢琴，模仿唐老鸭。一旦他开口说话，他的学识就抹去了他脸上的粉刺，他那不太好看的外表就消失了。
一个目击者这样写道：“萨特具有火山爆发般的诚实和新开垦土地般的慷慨。萨特的脸，是一张好探究的哲学脸，脸上的一切都能把你带往别处。它可能让人精疲力竭，但他从不令人厌倦。”
对于萨特和波伏娃，他俩的开放关系不只是私人约定，更是一种哲学选择，他俩要按照自己的自由理论生活。资产阶级的婚姻模式对两人毫无吸引力，这种婚姻模式里严格的性别角色、遮遮掩掩的出轨行为，以及对财富、儿孙满堂的追求，也是如此。
萨特与波伏娃，没有孩子，没有财产，甚至从未住在一起。两人把哲学转化为现实生活的东西，两人都坚信自己要致力于政治活动。萨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人生与我的哲学是统一的”。
萨特的经历和怪癖甚至进入他最为严肃的哲学著作。他指出，你经历了什么？这个什么就是你的哲学话题。古典世界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同样把哲学当做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追求知识或智慧本身。
许多世纪之后，哲学日益成了一种职业。在研究院或大学里，干这行的学者们对于自己学科的精致无用感到骄傲。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传统，仍旧暗中在19世纪延续着——有两个这样不合时宜的思想者，一个是克尔凯郭尔，另一个是尼采。他两都是个人主义者，天生的反对派，致力于把人搞得不舒服，你要是跟这两个人呆在一起超过几个小时，肯定会受不了。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本事，在于基本上能让任何普通的事情变得困难重重。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的存在是在先的。是我们每做一件事的起点，而不是一个逻辑推演的结果。我的存在是主动的，我经历存在，选择存在，这先于我可以做的任何关于我自己的阐述。再者，我的存在是我的，是个人的——这就批评了笛卡尔的“我”。笛卡尔的“我”是通用的，可以被用于任何人，但克尔凯郭尔的“我”就仅此一个、嬗变的、痛苦的、不合群的我。
克尔凯郭尔用几个相当尴尬的问题反驳黑格尔：假如我不选择成为绝对精神的一部分呢？假如我拒绝被同化并且坚持只做我自己呢？
萨特赞赏克尔凯郭尔的反抗精神和对过去宏大哲学体系的对抗。萨特借用了凯尔凯格尔对“存在”这个词的特定用法，来描述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通过每一步上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来塑造自身。
萨特同意这样的说法：不断的选择带来一种深深的忧虑，很像是从悬崖往下看时的眩晕。与其说它是对坠崖的恐惧。不如说是对你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把自己扔下去的恐惧。
你头晕目眩，想要抓住点儿什么来固定自己。克尔凯郭尔写道：“忧虑是自由的眩晕”。在他和萨特看来，我们整个人生都处于悬崖峭壁的边缘。
尼采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崇高的道德或神学理想，而是一种对文化历史的深度批判，他称为系谱学。以此揭示我们人类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以及如何变成这样的。对于尼采来说，所有哲学甚至都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心理学或历史的样式。他相信，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实际上都是在书写一种不自觉和无意识的回忆录，而不是在进行客观的知识研究。
在尼采这幅道德系谱学图景里，上帝已经没有了，因为创造了上帝的人类已经杀死了上帝。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正确的生存方式不是我们去信仰什么，而是要全情的投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把握好每一个时刻。它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活。不要希望任何东西有所不同，也不要藏匿对他人或对自身命运的愤怒与仇恨。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他俩开创了一种反抗和不满的情绪，创造了存在的一种新定义，那就是选择、行动和自我肯定，并对人生的痛苦和困难做了研究。而且他们还引入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哲学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生命本身。个人的生命。
他俩的哲学，也落实在1968年的学生和工人起义中，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许多墙上刷的标语，呼应的正是存在主义的主题。例如，“禁止禁止”，“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别用聪明来形容一个人，要用自由或不自由”，“请现实点儿，坚决要求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看到，在当代法国哲学中，萨特代表的存在主义在60年代落伍了，已经让位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样新的一代。这些类型的哲学家似乎把哲学当做了一个游戏，他们玩弄符号、象征和意义，从文本抽出怪异的字眼，以便使整个体系崩塌。他们在过去的作家的作品里，寻找着更为精细和不大可能的意义——在这样的哲学中，似乎生命本身出局了，体验也出局了。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甚至以特别不屑语气这样讽刺萨特：“存在主义是女店员的形而上学”。人文科学的目标成为结构主义，应该是把人消解掉，甚至福柯也认为哲学里面从此没有作者和人。
但是同时代的东欧知识分子不这样看，因为他们正在经历苏俄的压迫。他们在反抗，他们读萨特的书。萨特在那些急需反抗的社会生活中是必要的精神食粮。
进入了21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有一种回潮倾向，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萨特所提出的问题，它们十分紧迫，涉及到政治、民族、社会与生活中的角色、个人抉择。重拾萨特哲学是必要的，这种哲学使我们心潮澎湃，跃跃欲试，使我们走向生活。
复兴存在主义哲学也许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受监视和管控的程度，已经非比寻常。我们的私人数据，被拿去牟利。我们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做任何太具破坏性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种族、性别、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其实根本就没有结束，没有过时。
所以，是时候该讨论一下自由问题了，而且是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它。当然，这同样也意味着要从我们的私人生活角度讨论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读存在主义的作品。萨特的哲学仍然很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们是对的或者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人生。因为他们挑战的是人类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是谁”和“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
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不要怕吵架，不要怕争论。争论是必要的，是正常的。这有些不太同于我们国内学界的状态。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异常激烈。沙特与加缪争论，加缪与梅洛-庞蒂争论，梅洛庞蒂又与萨特争论，德里达与福柯争论。
为了说明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有必要追溯到现象学。到底什么是现象学呢？现象学家的工作是描述，这是胡塞尔不断提醒他的学生要做的事。这意味着要去除使人分心的事，去掉旧习惯思想中的陈词滥调，去除预设和固有概念，从而使我们的注意力回到事物本身上。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盯住事情本身，依照他们显现时的样子，而不是依照我们认为他应该是的样子，来准确的记录他们。
这些我们如此仔细描述的事物被称为现象。让我们用一杯咖啡来举例：胡塞尔很喜欢喝咖啡。在以上提到的杏子鸡尾酒的现象学之前很久，胡塞尔就在他的研讨班上告诉学生们，“把我的咖啡递给我，好让我从中研究出现象学来”。那么，什么是一杯咖啡？当然，我们可以从植物定义来描述咖啡，但现象学往往不是这个意思。
现象学甚至和普鲁斯特的小说不矛盾，但是要换个方向，采取另一种方式，描述出一系列纯粹个人的联想，就像普鲁斯特那样，他拿玛特琳娜小蛋糕在茶水里蘸了蘸，然后用8卷书，写了这件事儿。
咖啡作为现象的一部分。是被体验出来的，还有气味儿、色泽、味道。如果我把这些当做纯粹的主观元素，为了让我的咖啡变得客观。而将之剥离，那么我就会发现，我这杯咖啡作为一种现象便空空如也。
通过以上咖啡或小甜点的描述，就把我们生活的原样世界还给了我们，这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是哲学内容的事物上，它尤其有效：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它们通过调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
这还带来一个意外后果。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把我们从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等等中解放出来，通过回避试图影响我们如何解释经验的权威，现象学能抵消周遭的各种主义。结果就是，现象学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困惑，并且常常两点兼而有之。
现象学的根本概念是意向性。在萨特看来，对于“意向性”最简明扼要的解释，就是关于“涉及”。如何涉及，这暗指心理活动的方向性，是杂七杂八的延伸。意向性回避了对象是什么，是否真实，心灵是否是一个实体这样的问题。
只要我们醒着，心灵就会朝向各个方向延伸。要注意，这是向外延伸，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回忆。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话，心灵几乎什么都不是，心灵就是它的关涉性、关联性。也就是意向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对普鲁斯特的作品不以为然。因为在萨特看来，普鲁斯特回到了心灵和回忆。但心灵不是向回，不是内在，而是向外，心灵要涉及到真实的事物。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不体验任何事、不想象任何事、不推测任何事的心灵，根本不能被称作是一个心灵。
对萨特来说，这给予了心灵一种巨大的自由。如果我们只是我们的所思所想，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预设的内在本性来阻止我们。我们是变化的——萨特写道：过去的哲学家一直陷在一种意识的消化模式中。他们认为感知某物就是将其拉入我们自己的实体之中，就像蜘蛛儿用它自己的唾液包裹住昆虫儿，将其分解。相反，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意识到某物就是爆发出去。从自己的内心中挣脱出去，飞到哪里都行，飞到树上，变成一阵风，从悬崖峭壁上往下看。
对于萨特来说，如果我们试图把自己关进我们的心灵之内，关进一间百叶窗紧闭、温暖漂亮的房间里，那我们就会停止存在。我们的真实状态是，在生活世界之中四处飘零，四海为家，没有舒适的家，我们永远在路上，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
关于以上生活现象学的描述，即使没有这个字眼，在19世纪的文学家那里已经初露端倪了。福楼拜曾经建议莫泊桑长久聚精会神的去思考事物，他说：
“所有事物中总有一部分尚没有被研究过，因为我们使用自己的眼睛时有一种习惯，回忆前人如何看待我们正在看的东西。然而。即使最细微的事物，也含有未知之数之处，我们必须找到它。描述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或者平原上的一棵树，我们必须留驻在火焰或者树面前，直到它们对我们而言不再与其他任何树或者火焰相像。”
萨特之所以钟情于现象学，是因为他善于把个人的直觉反应和哲学思辨结合起来，他有这种才能。
读萨特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感到他确实在借用，甚至是在剽窃别人的思想，但这一切都混杂在他自己古怪的个性和洞见之中后，这就会形成一种完全独创的东西。他写作时那种几近出神的专注状态，非常适合于制造幻想体验。
胡塞尔大概不会赞成萨特对人生意识和隐喻的偏爱。海德格尔把胡塞尔式的现象学变成了某种诗歌。而萨特和波伏娃则把现象学变成了小说儿，并因此更符合非专业人士的口味。波伏娃曾经提到，现象学家写的小说不像其他哲学家的小说那样无趣，因为他们会描述事物，而不是解释或为事物分类。现象学家把我们带向了事物本身，你甚至可以说他们遵循了创造性写作的箴言：“展现，不要讲述”。
萨特著名的小说《恶心》，这个书名其实是出版商最后敲定的。在这个书名字之前，萨特起过好几个书名：《忧郁》、《关于偶然性的备忘录》、《关于心灵孤寂的论文》，《安托万-罗冈丹的神奇冒险》——这几个书名可以解释什么是恶心。
萨特喜欢波伏娃。全在于志同道合、本性相像。波伏娃和沙特一样，具有一种对世界和他自己感到惊讶的天赋。两人尤其把自己这种天赋，发挥在当现实不应该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
鉴于现象学意向性概念的重要性，我们再说一次：萨特想要说明的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把意识仅仅定义为一种虚幻的关涉性——我可以加上括号——莫须有。意向性没有真正的存在，除非它伸向或指向事物的倾向性，它什么都不是。
比如：如果我从悬崖望下去时感到眩晕，这种眩晕往往会表现为一种恶心的感觉，觉得我可能会情不自禁且莫名其妙的跳下悬崖。我拥有的自由，我拥有的行动自由越多，这种焦虑就会越严重。
我这里可以发挥一下萨特以上的观点。比如一个逃犯，他宁可去自首，因为在监狱里，他反而安心了，因为他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归宿。如果他在外边，处于逃犯状态，他就始终心神不宁。同样，我们是倾向于做一种遵命哲学、遵命政治、遵命文学，或者跟着某种思想潮流走，这样我们会省事，感到安心，我们有所依靠。这像成家立业的道理一样，而不是什么像萨特所主张的一种反抗的哲学。
顺着以上道理，如果有人把我牢牢地绑在悬崖边，我的眩晕感就会消失，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条件跳下山崖，因而便放松下来了。
以上例子说明，为了安心，我们得假装自己是不自由的，就像早晨闹钟一响，我们就得起床，因为又要去开会嘛。嗯，好像我们没有不起床的选项似的。
萨特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自欺”。所谓自欺，就是假装自己是不自由的。这以上已经说到了。假装自己不自由，可以消除烦恼。在萨特看来，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被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由此生成自己无法控制的潜意识中的内驱力所造就的模样，我们就是在自欺。倒不是说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寻找理由。不自欺就意味着不为自己找借口。
例如，你不能说自己不曾拥有过伟大的爱情和伟大的友谊，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配得上伟大爱情和友谊的男人或女人。也不可以说如果你没有写出好书，那是因为你没有空。我们经常会说这种话，但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在自欺。
当然，以上都不是我们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或者是在虚空中做选择，这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因为人总是处于某种预先就存在的境遇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我必须有所行动。我确实需要这些处境，或者是需要萨特所说的“事实性”，才能做出充满意义的自由行动。
那么我们就不能死板地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相反，人要克服和改造环境。我曾经举了孤独的例子：孤独在农村和大城市是不一样的。农村的孤独的环境有自然的山水，你没得选，但大城市里的所谓孤独，它有一个必要的反抗的前提，就是有众多的人。这个众多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并不是把这些众多的人当成乌合之众，而是说在这特有的环境下，我们要选择如何做自己。
大城市的生活令人向往，因为有很多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这种人群中的人，重在人群，他们就是我们的境遇，或者是已有的环境。这可能是一种极端和无法忍受的处境，但仍然为我接下来的选择，提供了一种背景。
在这里，萨特恢复了古代斯多葛派的观念。我或许不能选择我会遭遇什么，但从精神上来说，我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我们可以联想到现在国内环境，也许我们不能选择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做自己？如何看待这种环境？
我们不应该指望自由不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
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不断的行动，直到无事可做的那一天，但只要你还在喘气，这一天就不太可能到来。可以说，萨特实践了他的这个想法。
总而言之，以上有一种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曾经描述过的“敏感精神”——这是人文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周遭的困境有十分敏锐的感受能力，首先是对自己的感受。
描述一下萨特和海德格尔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很有意思的，那是在1953年。他俩的对话是用德语进行的，萨特的德语水平可以勉强应付。但对话很快就出了岔子，海德格尔提起了法国人马塞尔最近写的一部戏剧。嘲弄了一位不具名的哲学家，把自己关在一间偏远的小屋里，只是偶尔发出一些无人能理解的语言。这部剧是有人告诉海德格尔的。海德格尔很容易就认出了那个被嘲笑的对象，但他觉得一点儿都不好笑。萨特履行了他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外交职责。他替马塞尔道了歉。他这么做还是很大度的，因为萨特自己也曾遭到马塞尔的攻击。
接着似乎要谈到哲学的主题了，但是萨特骑上了他的爱好之马，萨特迫不及待地想要讨论哲学家如何参与政治这个问题。萨特认为作家和哲学家都有责任参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这对海德格尔而言，即使往好了说，也是一个尴尬的话题。海德格尔用无限遗憾的眼光看着萨特。海德格尔的表情似乎在说，我们非得聊这个吗？结果，一场本来可能更有趣的谈话，就被这样的互相误解和不感兴趣，浪费了时间，他们俩完全是在自说自话。和海德格尔会面回来以后。
萨特对波伏娃描述了他的惊讶。萨特说，现在海德格尔备受推崇，4000名学生和教授，日复一日地埋头苦读海德格尔。从那之后，萨特开始不屑地把海德格尔叫做“山中老汉”。
在提起法国存在主义时，人们往往提到萨特，但提到波伏娃的次数，要少的多。其实1949年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就出版了。1953年，《第二性》被翻译成英语，这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被英文翻译还早了3年，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早了9年。《第二性》在英国和美国，产生了比在法国更大的影响。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年代，在哲学领域中是有性别歧视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波伏娃的《第二性》一书的封面上，往往会印上一个与性有关的模糊的女郎，但奇怪的是，萨特的书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从来没有哪个版本儿《存在与虚无》，会在封面儿上印个肌肉男。
事实上，波伏娃的《第二性》被评价为当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谈论性别的少数几本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萨特喜欢写传记性的文字，他喜欢回溯到某个原初场景。我们会联想到弗洛伊德，甚至柏格森。萨特出色的文笔，往往使他笔下的人物本身黯然失色。萨特曾写过一个法国小偷作家热内。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原本邀请萨特为热内的选集写个序言，萨特十分高兴，但序言写着写着，就写了700页。出版社只好将萨特的这个序言独立成书。书名就叫《圣徒热内》。
这对热内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上，萨特把热内写成了自己心目中的热内。从此之后，。热内就仿佛被萨特吃掉了，热内从此出版的作品，再不如之前那样好了。
萨特喜欢小偷作家热内的故意作对。热内有故意作对的性格。萨特也喜欢热内为现实赋予诗意的方式。这种方式叫做变形。后来德里达曾夸奖萨特的《圣徒热内》一书。认为这本书是关于现象学描述的杰作。
在萨特的解读中，热内首先是一个作家，通过写下生命中的那些偶然事件，从而控制它们。热内把自己所经历的人生事件，转变为艺术，热内这种能力是从哪获得的——这正是萨特感兴趣的：这是一种变形。热内是个小偷，人家把他贴上了小偷的标签，人家喊，“你这个贼”。热内被冻结在他者的凝视中，被贴上了一个卑鄙的标签。但是热内没有感到羞愧，而是接受了标签。你说我是贼，那么好吧，那我就要当个贼，通过采纳他人的物化标签来代替他无法自我意识的自我。
在萨特看来，热内挑衅性的完成了这项操作，进而将结果逆转。他的异化不仅没有压制他，反而给了他一个逃脱的出口。就像波德莱尔说的，要把恶变成花，变成诗歌。把监狱变成了神庙，这就是萨特把热内称为圣徒的原因，就像圣徒把苦难转化为圣洁，热内将压迫变成了自由。
其实同样，萨特在自己的自传作品《文字生涯》中，也描写了与热内从道理上相似的情形。小时候的萨特是受同学欺负，被人嘲笑说他长得太丑。萨特的反抗方式，用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一种彻底的转变。也就是说，萨特和热内一样。拥有一种更为有力的掌控方式——写作。对两人而言，身为作家便意味着要为世界的偶然性赋予艺术的必然特质。
把痛苦转变为文学。萨特这样写道：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作家？是想要去谈论那些假想出来的事物。而文字生涯，便是他想搞清楚是什么让他这样的孩子患上“文学神经官能症”的尝试。
存在主义咖啡馆的作者，这样写道：
这也是萨特身上最吸引我的地方。海德格尔从来都是在家的周围绕来绕去。而萨特却一直在勇往直前，总是在对事物做出新的反应，或者想办法用新见解来调和旧观念。海德格尔缓缓的说，人必须要思考。但萨特却是真的在思考，海德格尔有他的转向，但是萨特却是转向，转向，再转向，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一直在与自己针锋相对的思考，当下那一刻最艰难的议题是什么，他就去探讨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