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为什么会写他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这和一个人实际上喜欢阅读一本描写他自己并不曾经历过的事情的书籍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好奇心会给自己带来的创造性。
这个创造性，首先就来自对于自己对做不到的事情的一种美好想象。
这个时候儿，你把自己也骗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你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真实情况是，你确实做不到。
这时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错觉，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人如其人”。而这时写作者自己。也就是说，你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认为自己是“人如其人”的。
如果一个人太老实，或者是太诚实，当然是打上括号的，那么呢，他就会陷入所谓“实事求是”的一个怪圈，他就写不出很精彩的文字了。
这种情况，也不是结构主义主张的“回到文本本身”的问题，而要说人实际上还是被一些真实想法激励起来的。但是，这些想法只能局限在文字上，所以，这才是形成了所谓局限于文字本身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谜。拿我们做梦为例：如果你经常想着一个人，但事实上这个人在你的梦里不一定出现，而你平时根本没有想到的人，却又可能会在你的梦中出现，而且它还可能是一个很具体、很形象的梦。
这种情况是很难解释的，人们经常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加以解释，或者回溯到古代人那里，用了什么鬼魂、许愿、蒙昧来解释。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解释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我想这可能跟我刚以上说过的情况相似：人会写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自己不曾有所预料，也不想付诸行动。
如果以上情形成立，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放弃很多原先的想法，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得想法，大半都从道德上谴责他人，以所谓道德戒律作为出发点。比如，我们经常评价说某个人的写作动机不真诚，写出的文字脱离实际，是在作弊或者作假，从而写作的人也是在作弊和作假。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作弊，一个人写作的真诚度，可以从他的笔端察觉出来。这是隐藏不住的，就像一个人签名和他模仿别人的笔迹签上自己的名字，是能觉察出来的，这骗不了心细的人。
一个人真诚地写了自己实际上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样的效果反而是艺术的。这区别于一个人故意说假话、做伪证。这些都能从面部表情觉察出来，不仅说话的时候，有面部表情，文字也是具有“面部表情”的。
创作文字的面部表情之难度，明显高于说话时的面部表情，这就像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是人就都会说话，但即使是识文断字的人，也未必会创造文字的面部表情，因为后者实际上是一种风格——这似乎有点迷信。迷信的说法对应着你属于什么星座、什么血型，甚至手掌纹上有几个“簸箕”或者几个“蔸”——这些说法当然是胡扯，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人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独有的内在精神性格，也就是通常所谓风格，这不是指生理性格，不是指通常所谓你是内向或者外向性格。
任何生理性格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文章，重要的是精神性格的区别。精神性格具有创造句子的面部表情之能力——当然不止一种表情，时而欢快的、时而忧郁的，时而暖色的，时而冷色的，重要的在于这些情绪所裹含的思想，生长在不同的脸上。文字都是有脸的，生动的脸灵动、麻木的脸呆板，如此等等。
一个人真诚地写了自己实际上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样的效果反而是艺术的。让我们追溯到原起点。这个缘起点就是你自己，在人称上也就是“我”——第一人称单数。
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个男主角，他说“一个男人说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从来就不觉得累”，不仅其实女人也是这样的，写作的时候更是这样的。当然，在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会有所夸大，有所编造。他是为了引起对方兴趣。但是这和故意说谎作伪证，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确实感兴趣，这就相当于一个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讲到自觉深刻处，会情不自禁地辅以手势和肢体语言，这是在延伸想法的力度。
以上，表面上说到的是言行举止，但是重点，是在说它们一定会有一个发起点、一个起源。我们不可以将这个起点或起源理解为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固定的立场方法之类。
回到发起之处，就像我们在开会时不要闭着眼睛听人讲话，而要盯住说话人的脸，是生动激动的，尽管有点结结巴巴，那是由于有太多的话要说，一时又表达不好，还是说得“倍流畅儿”？但我们总是觉得这样的发言不知在什么场合已经听过多次了，而由于总是发着相同的言，发言者的表情是呆滞的，乃至无表情的，尽管发言的声音很大——所有这些，都是细节，我们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样的细节，这些细节应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再有，以上我说到这个起点上时，我们也不要停下来，顾虑重重，去评判或者反思自己的说出来的话是属于描述的，还是属于论证的，还是属于引用别人曾经说过的话，这些顾虑都不重要。你可以说任何事情，而不要有预先的方法，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分类，因为你要是想着分类的话，你已经在注意到自己应该说某学科之内的话了。
如果你以分类、命题、定义式的方式说话，你就会说出一些所谓客观知识。这就等于说，你是从结论出发的。这就是无趣和不真实之所在，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它们，即使它们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复正确呢？走路时我们总是先迈出 一只脚，然后迈出另一只脚，但说这样的句子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人在走路的时候是顺拐的，除非他是一个傻瓜。
从结论出发，会使我们不快，因为它定型了，相当于说“知道了”，无论是针对一件事情、一个思想，还是针对某个人。但如果说我们还不知道，兴趣就来了，就像营养一样，匮乏才需要营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渴望有人骗骗我们，因为这可以激发起我们揭穿他人阴谋的欲望和兴趣。在以上意义上，世界需要蠢人，否则聪明人就会变得百无聊赖了。
吸收自己匮乏的东西，首先是精神需要。现在很多人为了苗条和长寿，就去节食，牺牲了饮食的乐趣。吃喝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滋味。说起来人们可能不相信，其实吃一顿好饭，十分有利于一个作者写出一篇好文章，或者一个画家画出一幅好画。为什么呢？因为生理的强烈满足感与精神的创造欲望和创造性，是有密切关联的。因此，夫人们不要总是唠唠叨叨反对知识分子丈夫喝酒吃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写好文章的物质前提。丈夫们从来都不是由于听了领导讲话，才能写好文章的。只要你一听到“坚决贯彻落实”之类，就像每当你听到“大家都深有体会，一致认为”之类，你基本就可以判断，接下来，你会听到一大堆假话和蠢话。
从结论出发，就杜绝了我以上说到的源头和出发点，就将自己杜绝了，将“我”杜绝了。把自己杜绝之后，你也可以说得也很精彩，但这是建立在忘记源头基础上的，从而产生另外一种效果。这种效果往好了说，是常识或者是所谓客观知识。往坏了说，就是上述所谓“坚决贯彻执行”之类，因为常识和知识至少是已经被公认了，而坚决贯彻执行的，很可能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甚至它们彼此也在打架。
客观知识之间，或者是各种主义之间，它们也可以打架，但是它们这个打架，是用知识和知识来打架。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收收获了一大堆观念，是观念之间的冲突，赞成不赞成，如此等等。但这种情况和我们个体实际并没有真正的关联，因为在这样打架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谈论的，始终是某种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并不表达真相，而真相的情况就是文本开头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真诚地写了自己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一个人愿意说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像一个读者愿意阅读那些描写自己不曾经历过的生活的书籍一样。
如果一个作者写出读者没有能力想到但阅读后会觉得有道理的文字，读者就喜欢读，哪怕只是有一句新鲜的意思。这显然更能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而那些知识性打架式的写作，文章或者讲课、演讲，并不能真正是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如果后一种情形也算好奇心的话，那么这种好奇心已经被异化了，因为已经距离人原本的模样比较远了，而前一种好奇心实际上是自发的。自发的东西之真相，就是人的原始本能，原始感情，而任何道理都无法战胜这些原始感受。
严格来说，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者是做不了政客的，因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政客，要呼应民众的情绪，而且要具有当众即兴演讲之能力。这种讨好是由于民主，因为无数个体组成的民众，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纸，上面画上√，他们可以划你，也可以不划你。全在于你的宣言，是否说到了有权利划√的人的心坎里。你不可以完全说谎话，因为这不仅能被看出来，显得不真诚，而且在说一套实际又另外做一套的时候，人们可以用不划√的方式，使你丧失当政客的可能性。
这样，难度就比较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真的，是真值钱，一切政治活动，都围绕它展开，它是无数个“我”的普遍表达。我想减税，我不喜欢好吃懒做的人，它们偷了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他们只是看到我钱多，却看不到我凭什么钱多呢？反对者不同意我的这个说法，然后我们彼此辩论，最后通过打√的方式来决定。
以公众的想法，作为最终想法，公众完全可能错了，因为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没关系，就像市场经济桂根据供需关系自动调节一样，你的货色卖不出去，是由于人们不再需要，于是你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生活而照顾买家的利益，说实在话，你得照顾听你说话的人的利益。
但以上是政客，一个政客很难当一个好作家，这就像一个过于想着销路，从而向读者出卖自己色相的作家，很难成为一个好作家。以上又是一种社会与生活环境，它使得全体社会成员七嘴八舌地说着很多不一样的话，而我们都知道，畅所欲言的情形是舒坦的。
相反，如果你总是顺着别人说话，就会培养起自己的虚伪，而且没有了思想才华，因为你总是在说别人的话，而不是自己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越是真诚，就越是抑郁。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外国电影，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些电影，都是建立在自由划√的权利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电影怎么拍都行，禁止的边界不是很狭窄。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电影还是人文以及科学方面的著作，被视为“常识”的门槛，就会越来越高，由于不处于这样的社会与生活环境，它们对于我们来说，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越来越快，对于我们来说，也就越来越陌生。长此以往，我们对于那里产生的电影和文艺作品，就隔了一层乃至好几层，越来越不好懂，不是由于我们不够聪明，而是由于我们不曾有过自由划√的经历，我们总是习惯于说，yes，也就是“行啊！”
于是，我们也很难理解：一个人真诚地写了自己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因为解开这句话的秘密，不是常识，而我上面几段话，却只不过是说出了常识而已。这是使一个愿意思考的当代中国学者十分为难的事情：为了与国际思想接轨，我们必须学会跑，以跑的思想方式，从事哲学写作。但另一方面，写常识，让人们有常识，就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了，因为匮乏啊！因此，写“跑”的作者是十分尴尬的，但只能这样了，只能是把“走”和“跑”兼顾起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总是出人意料的时代，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已经不确定了。
接着说，我们不要低估被培养起来的、被灌输的所谓知识，对我们产生的负面作用，无论是道德观念，还是历史——因为它会使我们。以为自己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所谓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它们是强行吊起我们的胃口的，因为通过考试和发表文章引用，都用得着。但是，其实我们只有一个被异化了的、与自身原本的样子疏远了的知识心，它并不是我们本身。
比如，你恨某某主义，恨某个群体，恨某个人没有道德。你要是战胜了他，果真就实现了你的理想吗？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你可能自己身上就潜藏着你所反对的那些原则和品德，只是你不愿意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
当然，人们从一种广义上的类似政治活动中，也可以得到一些所谓快乐。但是这些快乐的人，也就是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他们本身已经被异化了。这些异化的东西，反而成为鼓舞人心的东西。所谓政客，就是一些非常善于说这些鼓舞人心的话的人，他们随口就来。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就是我文章开头说的：那样一种属于个体的真实和真诚的出发点。如果很多人都有共鸣，这些共鸣产生的诉求可能就是政治上的。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出了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话语来，这是鼓舞人心的。
为什么鼓舞人心呢？因为它去除了很多中间环节，也就是间接性，不需要那么多中间环节，来作为解释手段。而是一下子，是人们不知不觉的，自发地觉得这样的政治诉求直击自己的心灵，是说到自己心里去了。善于抓住并在公开演讲中表达这样的诉求，是政客的基本功和基本能力，它非常有利于鼓励人们给自己打√。
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如上那样的演说，换成一个学者，道理也是类似的。我发现很多学者并不讲自己的事情。也不讲自己的真实所想，这样的话就容易陷入一种表演性。表演性同样也能吸引一些人，但是这种表演性和被吸引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默契关系，彼此形成某种共谋关系。共谋的双方，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处于一种中间阶段，或者是中间阶段那样的一种知识形态。
知识是必要的，知识给我们一些智慧。但是，知识状态有这么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当事人，我们只是旁观者。我们作为旁观者，在与己无关的思想姿态下，去谈论某种事情，哪怕这种事情是客观的，是真理。
但在如上情形中，始终没有遇到自己，至少是隔了一层。这隔了一层，这样说吧，我们可以联想到为什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他的演讲没有一个能煽动人心的政客，或者像一个演唱明星那样受欢迎？因为此刻这个政客或者明星的全部吸引听众之处，在于他就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的当事人，是他这个人在吸引人，他正在讲的事情是被他这个人本身带动起来的，无论是相貌、嗓音、发型、衣着，当然他必须说到人们的心坎里，唱到人的心坎里。在这个心坎里的，就是感情或者激情，它们可以是由思想激发的，但这个思想一定是有形状的，具有全部现场的感官元素，这种蛊惑力甚至超过了电影，因为电影是可以反复观看的，而此刻却是在现场直播。
显而易见，人们更喜欢距离自己更近的情形。如果一个作家在文字中能和读者在最大程度上建立起这样的直接性，就是一个成功的当代作家。为什么我这里强调当代作者呢？因为当代读者已经变得我们不认识了，当代读者已经很难忍受长篇大论，时兴的思想作品要像《寂静之声》的歌词那样直接打动人，没有废话。
这里涉及到“后哲学”的思想：要说出那些说不出来的东西，好像是无以言表。但是在这种场合，用以上那样的方式，实际上就已经表达出来了。思想可以显露出来，不一定非得表达出来。这时当然也有文字，但这样的文字，相当于显露，单纯讲道理，很难实现这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一篇思想性的文字，也可以使得读者在心里“手舞足蹈”。它可能首先来自哈哈大笑，就像福柯的《词与物》这本书，就是在读了博尔赫兹关于一种“中国式的百科全书”中的奇怪分类法之后，惹起福柯哈哈大笑，然后就写成了一本书。我相信福柯当时的确是哈哈大笑了。一个好读者和好作者，要善于在读写过程中哈哈大笑。
心里哈哈大笑，心里手舞足蹈，具有这样的特点：同时是被感动和被说服。道理本身已经是一种感情，感情化分出道理。我们不要刻意区分形式和内容。或者是表达的形式和说出的想法之间的区别，这就像乐音不可能从声音中剥离出来。
写作就像怀着一种朴素心态来做事情，而不是预先就想带着一种表演性。由于表演性是刻意的，很难感动人。朴素的语言会自发地产生一种联想和夸大，以至于在效果上可能远离了作者初衷。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会不知不觉的说出一些自己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但这种从朴素感情出发的夸大或者脱离真实，和一开始就怀着一种刻意的表演心态，是不一样的。
平时，我们去做事情，与人打交道，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只是被这些所充满，就有一个很不方便之处，我们并没有独自思考：被事情所占据的思考，是一种妥协的产物。独自思考得不受物质利益所累，需要默想的时间，而与他人打交道时，不允许很长的默想时间。
与他人打交道所使用的语言和自己在独处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打交道的公共语言，是一种一般性的语言，不是自己下意识的私人语言。私人语言或者说独白，由于没有想到打交道的问题，更吸引自己。这些是打上括号的私人语言。它含有更为真实的内容。与人打交道的语言，免不了一些客套和虚伪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一个喜好公共生活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而一个好作家的必要条件是长期独处。这样死板的说法是不对的，但无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独处，一个人只有在培养起自己善于想心思的情形下，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普通人写东西，我们凭什么说写得不错或者很糟糕呢？我们都是知识人，都经过多年学校教育，我们会自发的读某些书，然后匆匆写出东西来。我们所读的书，就是我们写作的拐棍。我们很难在不读任何书的情况下，就下笔写自己所想的东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非常困难的事情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能写出好东西的一个前提条件。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并不是完全享受了自己独想的东西。你已经受人影响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要想着此刻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人影响，即使实际上已经受影响了。
当你想自己没有受别人影响，你就处于真实所想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恰好碰上了某个名人或者某个杰出的观点，这时候儿你是碰上的，这就从侧面检验了你自己的思考能力。你会感到惊喜，提高自信心。
以上所谓“碰上了”，和你学习到了，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处于以上“碰上”情形的时候，是由于你自己独自思想的好奇心导致的结果。你很有想法的激情，写出某些句子，这和你没有动感情只是去引用或者抄某个句子，是不一样的。
以上还有一个区别，作为学者，我们实际上是在已经给事物命名的情况下，去阐述问题的，即使作为我们普通人，实际上也是这样说话的。但是，既然你已经命名了，已经有了名称。这些名字本身有一个支撑，支撑名称的含义，都局限为某种一般性。
一般性只是一个结论，一般性或者定义本身，是不吸引我们的，因为这就像我们听一个领导讲话一样。他给我们一堆套话，这个套话儿就是一般性，都是我们预先能猜到的。这种情形也表现在国外政客，实际上他们也在说某种一般性的语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到具体情形的时候，比我们多一些，因为要考虑到让那些有权利给他们打钩的人，能够听得懂，并且觉得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对自己好，这是直接听出来的，比如给你加工资，给你减税。政客们必须得加进一些，或者去考虑普通人的心里呼声，纯粹说套话是会被虚的。
总之，不能总是停止于一般，鼓舞人心的是个别，否则人们为什么更愿意看电影或者听演唱会，而不是去阅读一本和砖头一样厚的哲学专著呢？哲学家不能抱怨这种情况，政治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更不受到欢迎。政治家处于哲学家与民众中间，不可以只说一般性的语言，为了受到民众欢迎，要善于将特殊情景上升到一般性，因为民众的政治诉求，最后也化为一种一般性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在某种意义上，人也是天然的政治“动物”。
表演性甚至是必须的，但是要打上引号。我举个例子：平时我们心里有很多想法，甚至觉得是很精彩的想法。这时候，如果你将此刻这些好想法记下来，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好想法说出来，就更好了。可是，此情此景，说出想法，这有点奇怪，因为现在你周围没有别人在听你说话。我们不习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用语言大声将自己现在的想法说出来。这种说出来，实际上就是我以上说的表演性。我们不习惯这样，我们习惯于独白、自言自语，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如果你说出来，甚至加上动作，说出来，变成表演了。这种表演是自己心理行为上的延伸，它使我们有了一种即兴的一种记录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