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being之扩展:现象学与逻各斯

文摘   2024-10-09 17:31   北京  

根据我的阅读体会,Being就不要译成汉语了,它自身不能给出单个汉语对应词,但是它却显露自身which shows itself in itself , 它让自身被看见make oneself seen,它纯粹使得某事物在场a pure “making-present “of something,它返回事情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它使得自己隐藏在外表之中which hides itself in that appearance——所有这些,暂且命名为一组描述,它们揭示“原初现象”。如果使得being强行对应某个汉字,这些汉字都只是被冻住了的外表。

 外表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连接着判断。但是,以上一组描述,是被看见的在场,不是被说出来的在场。这就出现了荒谬情形,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说的:“我第一次用眼睛看见了思想”——他看见的思想是由线条、色彩、形状组成的,不是被词语包裹的。画布上画的是烟斗,烟斗下方的句子“这不是一只烟斗”,这句子既是字词,同时与线条形状并置,一同组成绘画本身的一部分。这句话不是其自身,与此同时又的确是一句话,它既在画中又在画外,既是形状又是文字,处于两者之间——当我们看见他这幅画,等于直接看出这些思想趣味,但后者相比用语言作为工具,实施理解与判断的结果,多出来说不出的思想。

虽然说不出这些思想,但眼睛可以看见这些思想——但此情形,是海德格尔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表达难度。如果他将以上现象学的箴言付诸实施,势必导致自相矛盾。也就是说,不仅词语含义的对象不在词语之中(例如胡塞尔列举的一个例子:圆方),而且以上一组描述只是给予我们一种方法,并没有告诉我们“回到事物本身”到底是怎样的思想,我们无法根据构成这句话的6个汉字,获得什么真知灼见,仍旧是一头雾水。

判断与描述的区别,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发现的。一切判断都隐藏着前提,这种情形在演绎推理中最为明显。但是,现象学描述,没有前提,它不是任何一种理论状态。现象学并不是理论,这几乎等于说,从传统哲学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思想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没有分歧。海氏在《being and time》第59页说:“‘现象学’一词既不表示它的研究对象,也不设定研究主题。现象学只是提供我们‘如何’(how),使用了这个如何,事情都得以被我们把握。现象学意味着以某种方式把握对象……因此,‘描述现象学’这个说法其实是同义反复,现象学就意味着描述,意味着避免在没有展示(demonstration)的情况下刻画任何事物(characterizing any thing)。”

如果读者对于以上现象学家的话还不甚明白,那么听听文学家是如何说的。文学家的话,一听就明白: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用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一段描述,反驳罗曼٠罗兰所谓“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写作”的幻觉:福楼拜,并不直接说包法利夫人感到天气很冷,而是借助于这样的直接描写:她一进房间,来不急脱掉大衣,就快步走到了壁炉边坐了下来。

以上,如果她直接说:“我感到很冷”——这是判断句,理解需要经过中介或者中间环节,即读者得理解“冷”是什么意思,但她急匆匆走进房间的那一连串动作,极具画面感,她不必说出“冷”字,不需要界定,因为界定是一种理论态度,一下子就把场面说死了,她那一连串动作或描述,不是“冷”能概括或者冻住的。

现象学既然要描述原初场景,返回事情本身=返回原始+直观(第61页),这与语言表达式有冲突。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时,应该理解为具有画面感的诗意描述,而不是通常所谓日常交流的语言,因此对他所谓“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In its home ,man dells”(语言是being的家,人就住在这个家中)不要从字词表面理解,思想是隐藏在字面里的。

我们避免将以上的being翻译为存在,因为这会暗指人的存在,这就缩小了理解范围,就像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画面并不与人的存在直接挂钩,但却与现象学描述直接关联,虽然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不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而是说,看似无人却有人,但这个“有”,相当于莫须有,相当于法文中的il y a ,这里有陌生的画面感,寂静之声。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乔治٠٠基里克(Giorgio de Chirico)创作的名画《预言的启示》(the Enigma of the Oracle)中的画面:一个滚铁环的小女孩,出现在她不可能出现的场所(“在日常和哲学的应用中,Daseinman’ being 是由其潜在的话语确定的、一种遭遇,第47页)。

上面画面感,也是事情本身,但有能力说出“回到事情本身”的人,可能没有能力画出这幅画,而画出这幅画的人,可能没有能力说出这就是事情本身——这两种人的两种“没有能力”,都不是断然决然的。

从事当代各种学问的研究,一项基本功不是像古典学者那样,去精通历史,研究什么派生了什么,而是类比,在看似没有关系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昨天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给了交叉学科:模仿人类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很多研究现象学的学者,只从文献本身从事研究,忘记了类比。我认为从文艺,从绘画和小说中,揭示什么是现象学描述,会有惊喜。

比如我说,以上两种人的两种“没有能力”都不是断然决然的,这涉及到现代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horizon,这个边缘域、就像地平线,就相当于以上所谓交叉学科的交叉处。平常彼此都不会注意的地段,不起眼的地方。在胡塞尔那里horizon是描述意向性的,但在海德格尔这里,我们要读成空间——being and time 中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时间,表现为就近的场所——那同时既是最近又是最远的地方是什么:边缘域?或者是地平线?是的, 但继续问,它们还是别的东西。

比如,远距离的眼前沟通,你现在,在微信平台,看我这篇文章,看一切网络信息和短视频,都是这种感觉:交叉不?边缘不?时间(事件)空间化不?没有关系的关系衔接不?你可以继续往下说,每句话都不要重样,但是又类似,在类似中逐渐疏远。你说这些话,它们既是描述又是解释,既是艺术感又有思想。就像马格利特说的,你第一次用眼睛看见了思想。这里的“眼睛”不是隐喻,因为有真实的视觉发生。

这发生,相当于遭遇、碰见。比如,这几天沪指惊心动魄,K线图很像是乐观与悲观者搏杀的画面展示,那里面有无数人的心跳、怦然心动。K线图上看不到一个具体人形在场,但这抽象符-画,却是真实的——这就是现象,而那些盘前盘后预测的人,计划到了某一个点位就撤退或者进场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按计划生活的人,但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是一个计划,因为人整个一生,都是在遭遇和经历中度过的:

“向自身显露的‘现象’意味着某种不同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遇到某件事。但外表却意味着在某一个东西之中的某种参照关系”(第54页)遭遇是偶然的遇见、没想到却遇见了;参照,就相当于计划、目标之类。

海德格尔对于逻各斯(logos)的理解,就是用现象学方法给它一个新理解。他首先说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就是话语(discourse)但就像话赶话、话接话一样,它们朝向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另一个方向,就像极为普通的说话聊天,是谈及、谈到、吐露——给出自身、似乎身临其境、绘声绘色:“谈话,就是让某个事情被看见”Discourse ‘let something be seen )(第56页)具体说来,是让其以某种方式被看见,例如以上那个小女孩在孤寂的环境下自得其乐地滚着一个铁环,她并没有与其他人说话,这叫做与陌生而惊悚的环境默默地“说话”。

于是,古老的逻各斯,就如此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谈话,就是让某个事情被看见。”——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它意味着看见总是在发现颜色,而听见,总是意味着发现声音……通过观看它们而感受它们。这里真实的就是纯粹而原始的感觉,只是去发现,而决不掩盖。”(第57页)

以上所谓“掩盖”,往往用词语。萨特在《恶心》中写道:“此刻,我与字词搏斗,而那时我触及物体。荒谬是无法还原的,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包括大自然和隐秘的谵妄。面对这个粗糙的大脚爪,无知还是有知已无关紧要,因为加以说明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并非存在的世界。圆不是荒谬的,一段直线围绕本身的一端旋转,这便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圆,但圆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个树根,我无法解释它,但它存在。它有许多结疤,它没有生气,没有名字,它迷惑我,占据我的眼睛,不断将我引向它的存在。我重复说‘这是树根’,但无济于事,不起作用。功能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它使你大致了解什么是树根,但不是这个树根。这个树根有它的颜色、形状、固定的姿势,它是……低于任何解释。。它的每个品质都悄悄脱离它,流到它外面,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物体:每个品质在树根里都是多余的,而真个树根现在也方法在悄悄地脱离自身,自我否定,消失在一中奇异的极端中。”(《萨特自选集》第14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这种极端感,就是荒谬感,就像这个小女孩在滚着小铁环的过程中,移向理解的极端:仿佛时间停滞在这个隐秘的空旷中,化为当下永恒的记忆。


美的旋律
美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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