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阅读体会，Being就不要译成汉语了，它自身不能给出单个汉语对应词，但是它却显露自身which shows itself in itself , 它让自身被看见make oneself seen，它纯粹使得某事物在场a pure “making-present “of something，它返回事情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它使得自己隐藏在外表之中which hides itself in that appearance——所有这些，暂且命名为一组描述，它们揭示“原初现象”。如果使得being强行对应某个汉字，这些汉字都只是被冻住了的外表。
外表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连接着判断。但是，以上一组描述，是被看见的在场，不是被说出来的在场。这就出现了荒谬情形，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说的：“我第一次用眼睛看见了思想”——他看见的思想是由线条、色彩、形状组成的，不是被词语包裹的。画布上画的是烟斗，烟斗下方的句子“这不是一只烟斗”，这句子既是字词，同时与线条形状并置，一同组成绘画本身的一部分。这句话不是其自身，与此同时又的确是一句话，它既在画中又在画外，既是形状又是文字，处于两者之间——当我们看见他这幅画，等于直接看出这些思想趣味，但后者相比用语言作为工具，实施理解与判断的结果，多出来说不出的思想。
虽然说不出这些思想，但眼睛可以看见这些思想——但此情形，是海德格尔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表达难度。如果他将以上现象学的箴言付诸实施，势必导致自相矛盾。也就是说，不仅词语含义的对象不在词语之中（例如胡塞尔列举的一个例子：圆方），而且以上一组描述只是给予我们一种方法，并没有告诉我们“回到事物本身”到底是怎样的思想，我们无法根据构成这句话的6个汉字，获得什么真知灼见，仍旧是一头雾水。
判断与描述的区别，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发现的。一切判断都隐藏着前提，这种情形在演绎推理中最为明显。但是，现象学描述，没有前提，它不是任何一种理论状态。现象学并不是理论，这几乎等于说，从传统哲学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思想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没有分歧。海氏在《being and time》第59页说：“‘现象学’一词既不表示它的研究对象，也不设定研究主题。现象学只是提供我们‘如何’（how），使用了这个如何，事情都得以被我们把握。现象学意味着以某种方式把握对象……因此，‘描述现象学’这个说法其实是同义反复，现象学就意味着描述，意味着避免在没有展示（demonstration）的情况下刻画任何事物（characterizing any thing）。”
如果读者对于以上现象学家的话还不甚明白，那么听听文学家是如何说的。文学家的话，一听就明白：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用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一段描述，反驳罗曼٠罗兰所谓“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写作”的幻觉：福楼拜，并不直接说包法利夫人感到天气很冷，而是借助于这样的直接描写：她一进房间，来不急脱掉大衣，就快步走到了壁炉边坐了下来。
以上，如果她直接说：“我感到很冷”——这是判断句，理解需要经过中介或者中间环节，即读者得理解“冷”是什么意思，但她急匆匆走进房间的那一连串动作，极具画面感，她不必说出“冷”字，不需要界定，因为界定是一种理论态度，一下子就把场面说死了，她那一连串动作或描述，不是“冷”能概括或者冻住的。
现象学既然要描述原初场景，返回事情本身=返回原始+直观（第61页），这与语言表达式有冲突。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时，应该理解为具有画面感的诗意描述，而不是通常所谓日常交流的语言，因此对他所谓“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In its home ,man dells”（语言是being的家，人就住在这个家中）不要从字词表面理解，思想是隐藏在字面里的。
我们避免将以上的being翻译为存在，因为这会暗指人的存在，这就缩小了理解范围，就像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画面并不与人的存在直接挂钩，但却与现象学描述直接关联，虽然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不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而是说，看似无人却有人，但这个“有”，相当于莫须有，相当于法文中的il y a ，这里有陌生的画面感，寂静之声。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乔治٠德٠基里克（Giorgio de Chirico）创作的名画《预言的启示》（the Enigma of the Oracle）中的画面：一个滚铁环的小女孩，出现在她不可能出现的场所（“在日常和哲学的应用中，Dasein，man’ being” 是由其潜在的话语确定的、一种遭遇，第47页）。
上面画面感，也是事情本身，但有能力说出“回到事情本身”的人，可能没有能力画出这幅画，而画出这幅画的人，可能没有能力说出这就是事情本身——这两种人的两种“没有能力”，都不是断然决然的。
从事当代各种学问的研究，一项基本功不是像古典学者那样，去精通历史，研究什么派生了什么，而是类比，在看似没有关系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昨天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给了交叉学科：模仿人类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很多研究现象学的学者，只从文献本身从事研究，忘记了类比。我认为从文艺，从绘画和小说中，揭示什么是现象学描述，会有惊喜。
比如我说，以上两种人的两种“没有能力”都不是断然决然的，这涉及到现代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horizon，这个边缘域、就像地平线，就相当于以上所谓交叉学科的交叉处。平常彼此都不会注意的地段，不起眼的地方。在胡塞尔那里horizon是描述意向性的，但在海德格尔这里，我们要读成空间——being and time 中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时间，表现为就近的场所——那同时既是最近又是最远的地方是什么：边缘域？或者是地平线？是的， 但继续问，它们还是别的东西。
比如，远距离的眼前沟通，你现在，在微信平台，看我这篇文章，看一切网络信息和短视频，都是这种感觉：交叉不？边缘不？时间（事件）空间化不？没有关系的关系衔接不？你可以继续往下说，每句话都不要重样，但是又类似，在类似中逐渐疏远。你说这些话，它们既是描述又是解释，既是艺术感又有思想。就像马格利特说的，你第一次用眼睛看见了思想。这里的“眼睛”不是隐喻，因为有真实的视觉发生。
这发生，相当于遭遇、碰见。比如，这几天沪指惊心动魄，K线图很像是乐观与悲观者搏杀的画面展示，那里面有无数人的心跳、怦然心动。K线图上看不到一个具体人形在场，但这抽象符-画，却是真实的——这就是现象，而那些盘前盘后预测的人，计划到了某一个点位就撤退或者进场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按计划生活的人，但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是一个计划，因为人整个一生，都是在遭遇和经历中度过的：
“向自身显露的‘现象’意味着某种不同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遇到某件事。但外表却意味着在某一个东西之中的某种参照关系”（第54页）遭遇是偶然的遇见、没想到却遇见了；参照，就相当于计划、目标之类。
海德格尔对于逻各斯（logos）的理解，就是用现象学方法给它一个新理解。他首先说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就是话语（discourse）但就像话赶话、话接话一样，它们朝向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另一个方向，就像极为普通的说话聊天，是谈及、谈到、吐露——给出自身、似乎身临其境、绘声绘色：“谈话，就是让某个事情被看见”（Discourse， ‘let something be seen ）（第56页）具体说来，是让其以某种方式被看见，例如以上那个小女孩在孤寂的环境下自得其乐地滚着一个铁环，她并没有与其他人说话，这叫做与陌生而惊悚的环境默默地“说话”。
于是，古老的逻各斯，就如此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谈话，就是让某个事情被看见。”——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它意味着看见总是在发现颜色，而听见，总是意味着发现声音……通过观看它们而感受它们。这里真实的就是纯粹而原始的感觉，只是去发现，而决不掩盖。”（第57页）
以上所谓“掩盖”，往往用词语。萨特在《恶心》中写道：“此刻，我与字词搏斗，而那时我触及物体。荒谬是无法还原的，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包括大自然和隐秘的谵妄。面对这个粗糙的大脚爪，无知还是有知已无关紧要，因为加以说明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并非存在的世界。圆不是荒谬的，一段直线围绕本身的一端旋转，这便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圆，但圆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个树根，我无法解释它，但它存在。它有许多结疤，它没有生气，没有名字，它迷惑我，占据我的眼睛，不断将我引向它的存在。我重复说‘这是树根’，但无济于事，不起作用。功能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它使你大致了解什么是树根，但不是这个树根。这个树根有它的颜色、形状、固定的姿势，它是……低于任何解释。。它的每个品质都悄悄脱离它，流到它外面，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物体：每个品质在树根里都是多余的，而真个树根现在也方法在悄悄地脱离自身，自我否定，消失在一中奇异的极端中。”（《萨特自选集》第14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这种极端感，就是荒谬感，就像这个小女孩在滚着小铁环的过程中，移向理解的极端：仿佛时间停滞在这个隐秘的空旷中，化为当下永恒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