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1）不认可“盗窃是事实行为”这一观点。盗窃一词有多种含义：既可以作为刑法否定性评价的“盗窃”，后面跟的是犯罪客体；也可以作为盗窃罪客观行为方式的“盗窃”，后面跟的是犯罪对象，例如“盗窃枪支弹药”。你认为“权利不可盗窃”，是在犯罪行为方式这一意义上使用盗窃一词，而且默认盗窃只有“移转占有”这一种方式。权利作为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毫无疑问可以成为盗窃罪所侵犯的客体，故“盗窃权利”实则是在侵犯客体这一意义上使用“盗窃”一词。
（2）传统盗窃，被害人所丧失之物与行为人所获得之物是同一的，这是“移转占有”理论的可采性基础——唯有同一事物方可称之为“移转”。新型支付犯罪（如二维码案），被害人/商家所丧失的是“对顾客的债权”，行为人非法获得的是“顾客支付的货款”，两者实质上也是高度联系——顾客支付的价款是给付（债权标的）的内容。这是一种窃取被害人“将来/应有财产”的行为模式——该财产基于某种法律关系（合同）属于被害人将来所有，目前尚属于第三人所有和占有（债务人尚未给付），但行为人采取秘密手段窃取的，由于法律的某种规定（风险归责、外观保护）的存在，将导致被害人而非第三人遭受实际损失（表见清偿）。
我：
（1）传统刑法学区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盗窃债权说”中的债权不是指犯罪客体，而是犯罪对象。我承认盗窃可以“侵害”权利（犯罪客体），但侵害权利必须通过作用于“物”（犯罪对象）这一介质方可实现，犹如杀害人可以侵害生命权、伤害人可以侵害健康权、故意毁坏物可以侵害所有权。没有这一介质，杀害、伤害、故意毁坏、盗窃就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权利，因而事实行为的对象就不能为抽象的观念化权利。你也说了，权利作为刑法保护客体是盗窃罪所“侵害”的客体，而不是“盗窃”的直接对象
（2）商家对顾客的货款债权是一种债权，债权是对人权而非对物权，商家只能请求顾客给付，而不能请求顾客给付“支付给行为人的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顾客支付的微信零钱在商家受领之前，不可能成为商家“将来/应有”的财物。先搞清楚债权的性质：
债权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不是对债务人给付的标的物的权利。商家对顾客支付给行为人的微信零钱没有任何实然或应然的权利
F：
事实行为可以直接作用于法益，侮辱诽谤就是直接侵害了名誉权
我：
先搞清楚名誉和名誉权，以及侮辱、毁谤的具体行为方式
F：
某些情况下犯罪行为可以直接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客体，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我国刑法对犯罪客体的规定方式包括：1) 明确揭示犯罪客体；2) 指出犯罪客体的物质表现；3) 指出被侵犯的社会关系的主体；4) 指出对某种法规的违反；5) 通过对行为具体表现形式的描述表明某一犯罪客体。
你一开始认为侵权/犯罪必须先作用于“物”，后来说“名誉”也可以作为中介，然而名誉、隐私之类的东西不能称之为“物”。我姑且认为你说的是宽泛意义上的“中介”。但即便如此，侵犯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存在某种“中介”吗
我：
侵犯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需要有具体的行为吧？没有具体行为如何“侵犯权利”？具体的行为直接作用于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还是先作用于言论或者行为，然后才能侵犯（害）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比如侵犯隐私权，打探、公开的是他人私人信息，还是打探、公开他人隐私权？
我说的是盗窃罪须作用于物，没说所有犯罪都需要作用于物吧？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权利，我没有否认吧？
逃脱罪、偷越国境罪，我认为有行为对象而需要作用于物了吗？
F：
我：
这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半毛钱关系吗？
F：
你认为盗窃罪不能直接作用于权利，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你的逻辑是“盗窃需要移转占有”→“盗窃必须作用于物”→“盗窃不能直接作用于权利”
我：
不能令人信服你可以不信服，觉得盗窃债权说更令人信服也可以去采用，没人干涉吧？我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专家学者，意在声明“本人并非学术权威，其观点不可轻信”。
F：
既然承认犯罪可以直接作用于权利，为什么盗窃罪不可以？
我：
注意法律条文的用语，损害与损坏或毁坏、盗窃与侵害，一为具体行为方式，一为规范概念；规范的用语“侵害”“损害”“危害”等等可以连接权利、利益，具体的行为“毁坏”“盗窃”“杀害”“强奸”的对象只能是物或者人，不能为权利。你如果觉得刑法第264条的“盗窃财物”可用“侵害财产”来替换，那么其对象能够包括债权或者其他权利，也完全没问题。但是，将具体的“盗窃财物”解释为规范的“侵害权利”，就如同张明楷将“猥亵”解释为“侵害他人的性的决定权的行为”或者将“毁坏”解释为“使财物的效用丧失或减少的一切行为”，是直接用侵害结果界定具体的行为方式，违背基本的解释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