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上一篇《批判|又一个研究概念法学研究魔怔了的》，是对笔者《偷换二维码案：为什么不是盗窃？》一文的批判。文章下面有一些读者评论，认为独孤郁已成为“老古董”：
其实，笔者很早就接触并接受过“财产性利益”这一概念（通过张明楷、黎宏、陈洪兵等人），翻过一些专著（如李强），也读过些许论文（王骏、王琦、马寅翔等）。对少数经典论文，还曾摘抄并反复阅读。
在《存款占有的归属与相关犯罪的认定（上）》一文中，笔者就“盗窃财产性利益”问题，将各种观点梳理一番后，归纳为“全面肯定说”“全面否定说”“限定范围说”三派。并戏称“全面肯定说”为财产性利益盗窃中的“脱缰野马派”，之后便逐渐扬弃该说。
从最初的接受到逐渐扬弃，最终成为坚定的“债权不可盗”论者，是认识不断深入的一段历程。新兴的观点即盗窃财产性利益或盗窃债权说，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反而有悖于“事实-规范”二元论的基本法理。正如笔者在回复小红书作者时所说，
我（与你）讨论的目的只是说明，第265条可用“转移占有”来解释，即其不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无需“转移占有”的立法依据。要否定“转移占有”，需要更强的说服力，新兴的观点没有做到这一点。
比如，新兴理论认为盗窃罪的基本构造为“侵入权利人支配领域——打破权利人控制——取得财产”，笔者在《跟车尾随过杆逃缴通行费的定性分析》一文中，试图根据该理论检验逃费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得出的结论却是“不构成盗窃罪”：
刑法理论新起一种观点学说，立足于盗窃罪的基本构造“侵入权利人控制领域——打破权利人控制——取得财产”，对每个环节作超乎通常含义的解释，对逃费构成盗窃罪加以论证。
（一）侵入权利人支配领域
盗窃罪中的“打破占有”或者“排除他人占有”，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必须侵入到权利人的支配领域而实施转移占有[28]。比如侵入他人住宅、商店、汽车、背包、口袋等领域而窃取财物，或者利用网络、 ATM 机侵入他人银行账户而转移存款或提取现金等等。持“盗窃说”者认为，在就餐、住宿、高速路通行等场合，债权人实现债权具有“即时性”“空间控制性”，行为人需要当场、在一定空间交付费用，这种“时空性”特征正是债权人为其债权行使划定了控制领域的体现。行为人逃费正是通过“突破”这一控制领域实现的，表面上看是“突破”，实际上是“侵入”。[29]
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其一，财产性利益只能通过法律规范化、观念化地支配控制，而通过餐馆大门、宾馆大门或者高速路出口栏杆能否对债权债务加以控制？显然难以如此认定。其二，持“盗窃说”者自身也承认，“要成立盗窃罪，首先必须是行为人从外部侵入他人对财物的控制领域，突破了这一空间禁忌；如果没有这种外部侵入行为，应考虑成立诈骗罪而非盗窃罪。”[30] 但是，将“突破”（冲出）解释为“侵入”，即将一种由内到外的逃离行为解释为由外到内的侵入行为，已超出词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至少在语义学上就难言妥当。
（二）打破权利人控制﹣取得财产
持“盗窃说”者认为，当行为人消费或享受服务后应即时履行债务的，此时的债务履行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比如餐馆大门、宾馆大门或者高速路出口栏杆内）由被害人支配，一旦行为人逃出此空间，这种支配关系便发生转移，即由被害人支配转为行为人支配。因而，逃债行为符合打破被害人（权利人）对债权实现的支配状态，致使债权人事实上无法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也无法向法院诉请债务人行债务，属于利益的转移。[31]
然而，该观点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假如，债务到期后，债权人将债务人控制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索债，声称“今天不还钱就不得离开这个门”。根据上诉观点，此时债权人就支配了债务的履行，债务人趁债权人不备逃离其控制范围的，就改变了支配状态，产生了利益的转移，应构成盗窃罪。但是，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超出“盗窃”的通常含义，难以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
其二，持“盗窃说”者认为在利益盗窃的场合，打破权利人控制的方式包括转移、消灭与设定义务三种。逃费行为只是造成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即只是增加其实现债权的难度，并未从法律上、也未从事实上消灭此种债权债务关系的，难以评价为利益的转移或消灭。比如，高速路逃缴通行费的可根据车牌号查找到车主及驾驶人，宾馆住宿的可根据登记的身份信息找到行为人，从而向其主张债权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并未在事实上导致债权的不能实现（消灭）。
其三，持“盗窃说”者认为逃费行为发生在交易具有匿名性的场合，一旦行为人逃离后，债权人便无法再行使请求权，债权事实上无法实现。根据这一逻辑，倘若逃费者是饭店老板或高速路收费员的熟人，或者宾馆住宿因有登记的身份信息，其逃离后依旧可以向其行使请求权，就不构成盗窃罪；而如果是陌生人，因找不到人索债，则构成盗窃罪。这种罪与非罪依据双方是否熟识来判断的逻辑，难以令人信服。
又如，笔者在《债权准占有人制度与“偷换二维码案”的解释路径》一文中，对柏浪涛教授的“盗窃商家债权说”，也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加以检验，得出的结论还是“不能成立”：
（2）“盗窃债权说” 该说认为，盗窃的对象是商家的债权（享有针对顾客的债权），偷换二维码时就意味着窃得商家债权人的身份地位，其法律后果是将餐厅针对顾客的债权转移给自己享有。在偷换二维码时，其盗窃行为尚属于预备行为，此时行为人仅取得债权人的身份地位，尚未取得实际的财产性利益。当顾客开始转账付款时，盗窃行为进入实行阶段；收到钱款时，盗窃罪既遂，此时行为人不仅享有了债权，并且实现了债权。[11]
这种观点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偷换二维码并未转移商家的货款或者债权，更不能窃得商家的债权人地位。试想，行为人偷换二维码时就获取了商家的债权人地位，假如之后顾客未扫二维码而是直接手机转账（比如双方系微信好友）或者以现金支付的，商家是否还有权利接受这笔款项？或者说商家此时已经丧失债权人地位，其接受货款就成立"不当得利"了？
其二，该观点混了盗窃的对象，行为人盗窃的究竟是商家的债权，还是顾客支付的银行存款债权（转账）？作者既然认为本案盗窃的对象为商家的债权，而偷换二维码时已经窃取了商家的债权人地位，那么偷换二维码后其犯罪行为就应当既遂了。因为，债权人显然“占有”或享有其债权，窃取了债权人地位，就转移了债权的“占有”。以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犯罪，行为人取得财产性利益即为既遂，无需去实现这种利益。比如，窃取他人存款债权的，将他人存款债权转移到自己账户就为既遂，无需取出现金；窃取他人中奖彩票的，也无须持彩票去兑现奖金。
其三，直接性要件是对构成要件类型性的要求。本案偷换二维码的行为看似盗窃，却未直接导致财物占有的转移，不成立盗窃罪（既遂）；顾客扫码付款虽然转移了占有，却不能评价为"盗窃行为"，也不成立盗窃罪。作者试图借用隔离犯这一概念来解释，认为偷换二维码仅为盗窃的预备行为，顾客付款才属于盗窃的实行行为。但是，根据直接性要件的相关原理，财产罪的构成要件行为须是直接导致占有转移的行为，即财物的占有伴随着构成要件行为而发生转移。那么，在转移型财产罪中，就没有隔离犯存在的空间。柏浪涛教授一方面提倡财产罪中的直接性要件理论，一方面又以隔离犯的概念来论证其“盗窃商家债权说”，二者自相矛盾，难以并存。
其四，行为人获得利益的方式并非偷换二维码（此时财物的占有并未转移），而是顾客的扫码付款行为。也就是说，在商家损失财产性利益与行为人获得利益之间，介入了顾客支付款项这一处分行为，因欠缺直接性要件，便没有成立盗窃既遂的余地。此时，可解释为：偷换二维码的行为未转移财物的占有，仅构成盗窃的未遂或者手段不能犯；欺骗顾客付款才转移占有，构成诈骗既遂。前行为难以评价为犯罪，只能就后行为以诈骗罪论。
直到今年年初，看到偷换二维码案的“盗窃债权说”公然入选法院案例库，笔者才与之决裂，毅然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首批入选法院案例库之偷换二维码案：“盗窃债权说”已将中国刑法引入歧途》一文，更像一篇声讨、宣战之檄文。
因此而沦为“老古董”，确实未曾料到。不过，与其毫无反思、不经检验地接受新观念，倒不如做个老古董的好。至于指责本公众号“忽悠学艺不精的还可以”，笔者不作任何申辩。忽悠不忽悠，或者是“老古董”在忽悠还是新兴学说在忽悠，全凭读者自己判断了。
独孤郁从未声称自己是某方面的专家学者，反而一直以“法学门外粗人”自居，也并非“过谦”之词，而是不想增加读者选择的难度：一边是学术权威，一边是江湖游医。这是一道送分题，小红书作者即可轻易作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