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评论《从权利证券化到权利电子化》一文曰：
好奇作者为何执着于以德日“移转占有”模式来解释我国盗窃罪。晋代张斐对“盗”一词的解释是“取非其物谓之盗”，意思是获取不该自己所有的财物称为盗，《唐律》区分了公取和窃取。所以，在我国传统语境下，盗窃系“秘密获取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改开后我国虽然在学理解释上继受德日理论，但法条却是立足国情而制定。我国对盗窃罪的立法不同于德日，这是既定事实，故在坚持解释论而非立法论的前提下，没有理由认为必须基于德日学说来解释我国的盗窃罪。“移转占有”理论在解释刑法第265条（包括这篇文章讨论的存款债权）等问题上力有不逮，强行解释的结果就是削“生活事实”之履，适“理论体系”之足，以至于出现了“观念占有”等怪胎，完全没看出优势何在。一言以蔽之，我国立法对盗窃罪外延的规定，超出了“移转占有”理论的解释极限。可能的反对意见会认为——若不以“移转占有”这一要件来限定盗窃罪，则将导致盗窃罪失去定型性而沦为兜底罪名、扩大处罚范围。但事实上，一方面我国盗窃罪的外延大于德日，是立法使然而非解释的结果；另一方面，盗窃罪与其他财产犯罪（如诈骗）在构成要件上有诸多不同（如被害人意识），因此对个别争议案件（如偷换二维码案）以盗窃论处，并不见得就一定会在整体上模糊各罪之间的界限。
我只是简短地回复道：
先说这篇，“通过账户持有（占有）证券”是证券法学上的通说，将电子数据（电磁记录）作为可占有之物也是民法上的有力学说。依据“转移占有”的模式，完全可以容纳电磁记录、网络领域的大多数犯罪；
再说执着于德日理论解释我国刑法的问题。声明一下，这不是德日理论，而是最基本的法理。我国民法学上的债权，也不可能成为盗窃的对象；权利只能成为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指向的对象或客体。这是民法常识。
《中庸》有言：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你相信人世间有这种普遍真理吗？
在笔者看来，“债权不能被盗”有如《中庸》的君子之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基本法理。
Q：
盗窃债权？
我：
为什么要使用“盗窃债权”这种概念？裁判要旨也很明确，盗窃的是“资金”，或称之为“物”（以电磁记录表彰的权利）
Q：
盗窃债权的 前提是 支付宝的钱款不是“物”
我：
电子数据是一种电磁记录，电-磁是物理学上的“物”，具有物理属性，也是民法上的“物”
你可以看看民法上关于电子数据属于“物”的论述，很多的，法大杜牧真老师的几篇论文可以参考
Q：
支付宝啦 数字化的 啦
我：
电子化的东西，它不是物，仅仅只是权利？
Q：
这东西呢，就看民法通说是不是？唉，你说的对，刘家安什么这些人可能认为他是物
那有会长他也不这么认为
我：
不是刘家安、王利明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电磁记录、电子数据属于物理学发展、创造出来的物，不是民法学者否定它、认为它只是“权利”，它就不是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