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读者问，“我很好奇，您为什么反对盗窃债权说呢？”
直接引用先前推文中的话回复，“看到中国刑法已被一些荒谬学说带入歧途，难免有些痛心疾首？！”
还曾在另一篇推文中说：“看到刑法大家们天马行空的奇谈怪论、为求新意的打胡乱说，不由得悲从中来。引用已故法学家邓正来先生的话来追问：这样研究刑法，将引导'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这种回答有些冠冕堂皇了。不由得联想起孟子对“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的解答：作为夏禹、周公、孔子等圣人的再传大弟子，孟子以天下为己任，肩负着“正人心，息邪说”的历史使命；面对“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社会世道，孟子内心既忧且惧，不得已奋力辩之，力求拨云见天。
或许，孟子好辩不外乎建功立业的“入仕”策略罢了。倘若孟子处身当下，其“好辩”也会被网友们喷为“碰瓷”“蹭热度”“赚流量”吧？把“碰瓷”“蹭热度”“赚流量”说得如此清新脱俗，可能也只有孟夫子了。只是他的“好辩”，终究在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已不可考。
《孟子·滕文公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