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锷到的当然不是假的江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单锷，再来看他的这篇《吴中水利书》。单锷，字季隐，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嘉祐四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嘉祐四年那一榜固然不能与嘉祐二年神仙打架那一榜相提并论，但也出了像章惇这样官至宰相的牛人。不过章惇的牛倒并不是因为后来当了宰相，而是章惇本来也是嘉祐二年中的进士，因为状元是自己的侄子，赌气回家复读两年重考，果然高中一甲五名（北宋初一甲无定额，不止三人）。单锷也是一个牛人，考中了进士，不去做官，却热衷于研究三吴水利。（所谓三吴，指苏、常、湖三州，包括现在的常州、无锡、湖州、上海等区域）。
据记载，单锷“尝独乘小舟，往来于苏州、常州、湖州之间，经三十余年。凡一沟一渎，无不周览其源流，考究其形势。因以所阅历，著为此书（即《吴中水利书》）。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知杭州日，尝为状进于朝。”苏轼是嘉祐二年榜的，在任杭州知州时，得到了该书，认为很有价值，遂抄录一册，并上书朝廷，希望朝廷依该书建议治吴中之水利，结果没多久，苏轼被弹劾，交由御史台审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单锷书中的建议在明朝为部分官员采纳并实施。
所以，单锷是一个严谨的古代水利专家，他记载的常州丹阳和无锡之间十四条河道（他实际列举了十二条），并非他误记和杜撰，而是有真实性保证的。之所以与江阴现存水道名称不符，主要是这些水道大部分在常州或无锡，或仅是过境江阴入长江。
比如孟渎，在常州西北，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常州刺史孟简组织开挖，目的是引江水入江南运河以通漕运。还有如北戚氏港，在今常州市东南的戚墅堰。《宋史·河渠志七》：“漕渠两旁，曰……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
而欧渎当在今无锡区域。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记载：“欧渎在县西北四十里兴道乡（今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区域），宋元祐间（1086年—1093年）治芙蓉湖为田，遂于此地置减水等闸。遇涝则开闸泄水，由江阴以入大江”。
这一段文字不仅记载了欧渎在今无锡惠山区，还记载了河上与江阴之间有闸，及闸节制水流的功能。
另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载：“莲蓉闸在县西北二百五十步，斗门闸在县西北四十里，宋元祐七年（1092年）置，以杀芙蓉湖水，今废。”这里的“莲蓉闸”很可能就是《吴中水利书》中所记载的“梨溶港”上的水闸。
上文中的斗门本就是水闸的意思。斗门也写作陡门，古代指堤、堰上放水的闸门。或横截河渠，用以壅高水位的闸门。无锡西北有“斗门闸”，清朝时，有王璠作《斗门小志》，专记斗门闸事。
由此可见，《吴中水利书》中记载的那些我们似乎从没有听说过港、泾、渎应该大部分不是江阴的河道名，这几段文字似有所跳跃、重复，疑有错漏。我找了五个版本来核对，都是一样的情况。难怪四库辑书者也云：盖此书久无专刻，志书从《东坡集》中录出，此本又从志书录出，故辗转舛漏如是也。
《吴中水利书》中“昔皆以泄众水入运河，立斗门，又北泄下江阴之江。今名存而实亡。今存者无几。”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这十四条水道以前都设有斗门（水闸），但这些水闸到单锷时已名存实亡，存者无几，已不能起到节制江水和雨水的作用。
更糟糕的是，不仅是这些水闸名存实亡，甚至这十四条水道也已名存实亡。这就造成一个后果：由于江阴的地较常州为低下，所以一下雨，雨水就不走原来的水道，或者这些水道的泄水功能已很差，造成由常州无锡方向来的水常淹没江阴的土地和民宅。于是单锷就提出了一个三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办法：
一是重新修起这十四处水闸，使水闸恢复节制水的功能，让这十四条水道的水注入常州运河（沿长江西北、东南走向，现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然后从常州运河的通河港排入长江；
二是在每条水道的北岸筑堤岸，防止江水泛溢，以灌浸江阴的民田和民居；
三是留待今后采用“泾函”的方式以排运河之外无法排入长江的积水。文中谈到“泾函”的原理：“盖古之所创，泾函在运河之下，用长梓木为之，中用铜轮力，水冲之，则草可刈也，置在运河底下，暗走水入江。”就在开挖或疏浚运河的时候，垂直于河道，在河道底部预先埋入木制涵管，构成类似于现在立交桥的形式，让无法通过运河排入长江的水从运河底部的“泾函”排入长江。所谓“管水入江”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泾函”可以用铜制轮子配合水冲来清除管内的杂草和淤泥，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治水理念了。
“泾函”的方式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相对来说，北宋时期，设立水闸以节制水体已是很常见的方法，但是古代的水闸就是一种木制闸门，木质易腐坏，而闸下又容易淤积泥沙，用不了多久，这些水闸就会失去应有的功能，所以蔡泾闸历史上有多次重建的记录，原因就在于此。
既然又说到了蔡泾闸，那么单锷写《吴中水利书》的时候究竟有没有蔡泾了？有没有蔡泾闸了？
看都看到这里了，点个在看再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