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江书院：乡约之礼
文摘
2024-10-30 18:45
江苏
![]()
说起澄江书院，大都引用乾隆年间，时任江苏学政的李因培在《兴建书院记》中的表述：暨阳有书院，自元始，州人蔡以忠创之，修西山之学，闻于朝，赐名澄江书院，许北郭恕为山长，益用实学厉多士，士风以振。清朝至元朝，中间隔了个明朝，李因培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任江苏学政驻节江阴，此时离蔡以忠元朝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创澄江书院已经400年左右了，李因培的记载不大可能很详细，相对来说还是嘉靖《江阴县志》的记载内容更多一些：澄江书院，在布政坊西南。元至正中，州人蔡以忠者，西山先生之裔，以别业一区、田六顷立义塾。有司上其事，赐兹额焉。制设山长一员，直学一名。其讲会之所曰“义德堂”，堂有铭。时何礼部镛、萧扬州琮、刘总管若水，侯治中邦、郡判官邓定、知事陈文杰、教授翁仁实行乡约礼于此。今关云长祠，即其废址也。布政坊在现在的虹桥南路、城中菜场附近。文中何镛、萧琮、刘若水、侯邦、邓定等人都是时任江阴州的官员。其中何镛是江阴州的州尹，是行政首长。（元朝在州县还设有达鲁花赤，系“监临官”，起监督作用，位在州县尹之上）这些江阴州的官员曾在澄江书院举行“乡约礼”。所谓“乡约礼”，是宋元时期官府在民间推行儒家教化的一种治理形式。通过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儒家基本伦常道德、礼仪规范，实现教化民众、端正世风、达致“善治”的社会理想。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乡规民约，但范围要比乡规民约更广、更细。乡约的内容主要根据儒家礼制，并参照民间习俗，制定乡民行为守则和自治规范。还包括劝善规过、互助互济等方面的内容。北宋神宗时期，陕西蓝田有着深厚理学功底的吕大忠、吕大防四兄弟制定了《吕氏乡约》，后来经过朱熹的修订，成为定本。所以乡约和朱子理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朱子理学影响的扩大，乡约在元代得到了逐步推广，地方官员通过乡约礼，推行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而这其中，书院往往充当重要的角色。比如，元顺帝元统（1333年—1335年）初年，担任慈溪“杜洲书院”山长的孙元蒙于每月朔望日举行乡约。而有着深厚朱子理学背景的“澄江书院”也就很自然地承担起官员推行“乡约礼”的功能。元朝江阴文人王逢应官府邀请，参加了这次“乡约礼”活动，并写诗一首记其事：奉陪何礼部镛，萧扬州琮（二公皆郡守）刘总管若水，侯治中邦，郡判官邓定，知事陈文杰，教授翁仁实赴理幕蔡廷秀澄江义塾，率众执事行乡约礼，逢次理幕韵：从王逢的这首诗来看，当时还称为“澄江义塾”，尚没有获得澄江书院额。“义塾”即“义学”，产生于北宋时期，由名相范仲淹首倡，由官员、地主出资在家乡所开办的专为民间孤寒子弟所设立的学校，一般从事蒙学教育，大都免收学费，有的还提供学习用品。参加这次乡约礼的不仅有官员、执事（衣冠），还有普通百姓（愚蒙）。官府的仁政如阳光、如春风照拂着江阴百姓（卑、鄙），《吕氏乡约》必将变俗易教，荡涤江阴大地。不过该志也犯了个小错误：澄江书院讲会之所应该是“德义堂”而非“义德堂”。另外，据嘉靖《江阴县志》和崇祯《江阴县志》记载，到了洪武（1368年—1398年）初年，澄江书院被当时的江阴侯吴良改成了“关云长祠”。元朝虽然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其实倒并非想象中的野蛮破坏中原文化，而是于文化还是有所建树的。就以教育机构而言。南宋时江阴有军学和县学，均不出文庙。教育资源少得可怜。元朝在平民教育方面的贡献是举办社学。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朝廷颁令：凡各县所属村庄以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教劝农桑为务。并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属于启蒙教育的性质。这对于农家子弟和贫困人家子弟识字蒙学，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澄江义塾”应该也是在元朝重视教育的背景之下设立的。
![]()
看都看到这里了，点个在看再走吧 ![]()
山居记琐
关于过去，关于现在； 善于生活，善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