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青阳镇有一个树家村，据说已有700年的历史。树家村的来历也与江阴（赤岸）李氏有关。据说在明朝初年，江阴李氏遭到明朝官府的追杀，有李氏族人被抓，绑在树上，衙差问他姓什么，他灵机一动说是姓树，于是衙差就放了他。后来，这个村就被叫作“树家村”。李氏后裔遵循家规，隐德不仕，居乡务农，读书明理，繁衍生息，直到清末民初，李氏一族才又恢复李姓。
这个故事本身不大可信。就从“隐德不仕”来说，江阴（赤岸）李氏在明朝还是出了不少像李应升这样的官员、显达的。李应升死于宦官魏忠贤之手，他的儿子李逊之“嘱子孙耕读传家，不必应试。自是遂无闻人”。其族人不出仕，主要是对明朝政治的失望，而不是因为是蒙古后裔。但读李应升狱中《忠毅公戒子书》，文中对其儿子讲道：“汝资性不鈍，吾失于教训，读书已迟，汝念吾辛苦，励志勤学，倘有上进之日，即先归养，若上进无望，需做一读书秀才……”还是希望他入仕的。
尽管树家村的故事更多的是传说，但故事的历史背景还是真实的。
朱元璋取得政权以后，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北伐纲领，对外多次对北逃的蒙古政权用兵，对内清除蒙古的残余势力甚至蒙古裔百姓。朱元璋及燕王朱棣，都坚持“杀鞑子”政策，屠杀中原蒙古人。
据台湾蒙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考证，元代人口约为一亿两千万，而入居中原之蒙古族人至多不过三十余万。元顺帝北逃时候带走了六万蒙古人，明朝初年所杀在中原的蒙古人约有三十余万人。
上面树家村故事的问题是：李氏本来就不是蒙古人，祖先是女真人，属于汉人，为什么还要去承担作为蒙古人而被杀戮的后果呢？当时李氏很清楚自己不是蒙古人，“李氏宗祠丛刻”碑文中也明确记载“江阴东乡赤岸李氏，色目人（早期色目人的概念为一切非蒙古人，包括女真人）”
在树家村的中间，有一座李八撒将军墓。原有的墓及碑文“文革”中曾遭破坏，已不可辨认。据说从元时起到解放前一直有专人守护。现在的李八撒墓，为2013年重修。八撒墓东有李氏宗祠，李氏族人每年农历三月在祠堂内举行祭祖仪式。原“家祠中碑刻丛列，后裔至今犹善保守”，民国《江阴县续志》卷二十三《石刻记》三录有“李氏宗祠丛刻”碑文十余通。
树家村的八撒墓自然应该是李八撒儿的墓。但据康熙庚子重修《李氏宗谱》原始世表第二世记载“霑柯，嘉那子……卒葬宁津父茔之昭。”即李八撒儿去世后葬在宁津老家其父嘉那公墓的左侧。并没有葬在江阴。
当然一人而两墓也并非不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江阴八撒墓葬的并非李八撒儿，还有一种可能是后人思慕祖先，建了李八撒儿的衣冠冢。
有关李八撒儿的记载比较少，但有一件事足以名垂史册。
《江苏省通志稿•司法志》第一卷“刑案”中收录了一个与李八撒儿有关的案件：《李万户宰马案》。
案件是这样的：延祐元年（1314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八撒儿为了请待宁元帅筵会罪犯，让一个叫作“高兴儿”的驱口（相当于奴隶）在朱陔那里买到了一匹红色骟马。《买马契》上写明，该马已经二十岁了，且眼微有青盲。买来后，由“高兴儿”宰杀，以作宴会之用。
结果这事就被一个叫做晋良弼的人向浙西道廉访司告发。在元朝，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旨：“节该有司宰马牛者，正犯决杖一百；若马牛老病，不堪为用者，除中都在城，经由总管府辨验得实，附历印烙讫，方许宰杀。”
私自宰杀马牛，依律要仗一百，也就是脱掉裤子，用木棍或大竹板打屁股100下。就算是年老生病的马牛，也要经有关部门验证核实，才能宰杀。李八撒儿自知理亏，为逃脱罪责，还谎称马匹因病死亡，是匹死马。
因为涉及三品高官犯罪，所以此案经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台、中书省层层上报到刑部。刑部审查认为：李八撒儿买的马虽然左眼有些盲，但并不是不堪使用。最终判决杖一百下，并记过。后因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仁宗封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周王，大赦天下，李八撒儿的罪就被赦免，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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