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阳，江阴历史上被忽略的明朝知县，离任之日，江阴百姓挡住道路不让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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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江阴县志》中记“梧溪书院”只用了十七个字：“梧溪书院在席帽山下，知县李元阳建，今废。”明嘉靖十年（1531年），李元阳来任江阴知县。李元阳是白族人，在江阴做了不少事情，但可能是因为太近的缘故，撰修于嘉靖二十七年的《江阴县志》仅在《官师表》中记录了一下嘉靖十年曾任江阴知县，并没有用更多的笔墨来记载李元阳的事迹。到崇祯《江阴县志》始作为“名宦”记载：李元阳，字仁甫，云南太和人，嘉靖丙戌进士，改庶吉士，笃志正学，以直道称，左迁知江阴，筑砖城，兴学政，毁淫祠，弥江盗，抑强直枉，表章节义，更以其间凭吊古迹，搜访遗贤，多讬之吟咏云。有意思的是道光《江阴县志》中的《李元阳传》是这么写的：李元阳，字仁甫，安徽太和人，嘉靖丙戌进士，改庶吉士，笃志正学，以直道称，出知江阴，筑城兴学，毁淫祠，弥江盗，抑强直枉，表章节义，更以其间搜遗贤，访古迹，寄诸吟咏，常于席帽山建梧溪书院，与方谟为布衣交。两者内容大致相同，所以讲的应该是同一个人，唯关于李元阳的籍贯，一为云南太和人，一为安徽太和人，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历史上只有安徽有太和县，所以似乎道光志才是正确的，然而却未必。崇祯志中的“云南太和”并不是一个县，而是云南洱海西岸高处缓坡之上的一个古老村庄。公元8世纪，洱海地区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分别由六个国王统领，被称为“六诏”。其中“蒙舍诏”在诸诏之南。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在国王皮逻阁带领下，兼并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在太和村建太和城，成为南诏国的第一都城。今天，这里叫“大理”，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所以道光《江阴县志》的编者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想当然地将“云南太和人”改成了“安徽太和人”。李元阳（1497年～1580年）是明朝著名的理学家，晚年还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又据李选《侍御史中溪李公行状》，“其先浙之钱塘人，祖讳顺者，仕元为大理路主事，爱恋山水，遂家焉。”李元阳祖先为杭州人，元朝时其祖先至大理为官，爱大理山水，遂占籍大理。李元阳幼时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嘉靖元年（1522年），取云贵乡试第二名；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参与皇统问题的政治争论（史称“大礼议”）得罪了权臣，被贬江西分宜县。后因母亲去世，去官守孝，期满后授江阴知县。那时正是海盗、倭寇猖獗的时候，特别是江阴、靖江等地常遭海盗劫掠。李元阳在江阴操练水军，修建城楼，以御海盗。据明代郑若曾撰写的军事著作《江南经略》记载：“嘉靖十二年，知县李元阳增建城楼八座，各当空阙，瞭望相属。”又组织兵卫严防死守，海盗见没有机会可乘，只得离开，江阴士民得以安全。李元阳还善于断案。有一次，江阴一户人家被盗，县尉很快就把窃贼抓了起来，而且那人也承认是他偷了东西。但李元阳却说放了他，众人不明所以，一头雾水，没过几天就把真正的窃贼抓住了，大家这才佩服李元阳的判断。后又有一个案件，丈夫将妻子勒死后，报官谎称妻子自杀。李元阳去审问他，凶手很快就承认了犯罪事实。江阴地区因遭受自然灾害，老百姓无法完成额定税赋，巡抚催逼甚严，将拖欠税赋的百姓抓起来，百姓因此而死者上百人，李元阳向巡抚请求暂缓催缴，答应一定补上，巡抚知道李元阳必践所诺，就把拖欠税赋的老百姓都放了，江阴人知道后，争相缴税，从而拯救了两百多人。据说当时李元阳写了一副对联批判官府：“顾君而不顾民，良心何在？催税却忘催耕，暴政频施！”下令免征所管之地粮税。这个恐怕就是杜撰的故事了。李元阳任江阴知县期间“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举孝表墓，兴利除害，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余里，为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见《侍御史中溪李公行状》）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李元阳回到大理，之后整整40年没有再出去做官。100年后，与江阴奇人徐霞客还有一段神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李元阳和僧人圆惺在云南鸡足山创建一座寺院，因鸡足山八景之一的天柱佛光经常出现在这里，故取名为放光寺。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初十，徐霞客来到鸡足山，首次游览考察放光寺，并在游记中写道：“放光寺……后倚绝壁，前临盘壑，建于嘉靖间，陕西僧圆惺所构。明万历初，毁而复兴。李元阳有碑，范铜而镌之。”不知道徐霞客知不知道百年前李元阳曾在他的家乡当过父母官。李元阳的梧溪书院在席帽山，也就是今天的江阴黄山。而“梧溪书院”的名称应该与元朝江阴著名文人王逢有关。据江阴县志记载：王逢，字原吉，居黄山，号席帽山人，又号梧溪子……至正间江阴盗起，攻陷城邑，东八乡之民多协从。浙东帅孙克复欲兵之，问故于逢。逢曰：“民非乐乱，无父母耳。”帅悟，一言而活生人之命若干。无锡之人横罹锋刃，收其遗骨埋之。素多善行。金陵台臣荐逢茂才异等，浙西分宪又荐之，皆以病辞。伪吴张士诚开藩辟士，逢不受辟。国朝洪武中，郡县官交相荐辟，皆不就。所著有《梧溪集》。可能是李元阳对百年前王逢隐居席帽山，不愿为官的倾慕，以及对王逢“活生人之命”善行的赞赏，欣赏王逢的品和文才，所以将书院建在席帽山上，又将书院命名为“梧溪书院”，用意在让江阴的士子向王逢学习，不仅是学其文才，更要学其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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