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做好进校园“减法”题

做好进校园“减法”题

本刊记者 唐炜逸

8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有关情况。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俞伟跃在会上表示，近年来，一些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事务频繁进入校园，加重了教师负担，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基层减负提出明确要求，教育部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开展了遏制社会事务随意进校园专项行动。

此前“社会事务进校园”管理的痛点与难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教师负担不断增加的现象？开展遏制社会事务随意进校园专项行动后，教师肩上的“重担”是否得到了有效缓解？记者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走访调查。

邓老师是湖南某地级市初中语文教师，同时也是一名新手爸爸，繁重的工作加上家庭的现实需求，时常让他陷入工作、家庭无法兼顾的“两难”局面。

“我负责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同时担任班主任工作，平均每周上12节语文课，每天早上7点20之前到校，下午6点以后才能离开。”邓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因有新课教学任务，加上各班学情不同，他每天光是备课就需要两三个小时，再加上课后服务、早自习、班主任日常工作等，每天仅完成本职工作，就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虽然我们学校没有组织晚自习，但这并不代表下班后工作就结束了，到家还要批改学生作业、备课等”。

然而，这并非邓老师的全部工作内容，那些教学任务之外的工作，更让他头疼。

“除了家庭情况摸底、下载各种APP等常见的工作外，我们还兼任了交通文明劝导人员、防溺水安全教育人员等多重身份。”邓老师掰着手指头数，除此之外，还需要转发各类安全提示、通知，“这些非教学任务像是一群‘不速之客’，不请自来，却又挥之不去”。

就拿“文明交通劝导”这一项来说。邓老师所在的学校在城区，根据上级指示，学校需定期安排老师参加志愿活动，在学校周边的交通路口执勤，对行人的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

“我们没有执法权，很多行人都不听我们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尊被强行安插在路上的‘人体雕塑’，想有作为却又无可奈何。光是文明交通劝导工作，我们每学期就要参加数十次，一次半个多小时。”邓老师的眼里满是苦涩，他还要每天转发各类提示，逐一通知家长，并截图存档。“面对满屏的‘收到’，连家长都不胜其烦，更别说老师们了。”

据不完全统计，因这些非教学事务而产生的一系列工作，邓老师平均每天需要花费两至三个小时完成。

邓老师的情况并非个例。

“每次整理迎检资料，大家就要忙活一两天。”长沙某小学的龙老师也深有同感，因其在学校兼任了行政职务，迎检的主要责任落在了她的身上，据不完全统计，每学期仅是其分管的工作，就要迎检5—6次。

其实，早在2017年，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减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他以网络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787名教师开展了调查。仅11.4%的教师表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52.6%的教师明确表示“没有”，35.9%的教师回答“不一定”；而在被问及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教育教学研究时，更是有80.5%的教师回答“没有”。

前不久，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赖德信，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组数据。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48 874名中小学教师、针对其工作时间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中小学教师日均工作时长约9.80小时，平均每周末加班时长约2.43小时，平均每周的工作总时长约51.43小时。其中，每周用于部分教学工作任务的时间约9.63小时，而花费在部分非教学工作任务的时间约11.85小时，超出每周教学工作时间2.22小时，这些非教学任务主要在安全管理、材料收集、表格填报等方面。

重负之下，教师直呼：“感觉教书完全成了教师的副业，正常的教学工作每天都被各种琐事耽搁，一些‘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更是挤占了所剩不多的教研时间。”

当教书“主业”被“副业”冲击，教师们也应鼓起勇气对非教学事务之负说“不”了。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能否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本职工作，关乎党的教育方针能否有效实施。而针对中小学教师非教学事务过重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其实早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强调聚焦教师主责主业，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让中小学教师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将减负事项梳理形成任务台账。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

…………

推动教师“减负”的脚步，多年来从未停歇。政策的接连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师“减负”工作的重视。

然而，年年实施“减负”，教师身上的非教学事务之负却为何依旧沉重？

究其原因，教师减负工作涉及面广且复杂，此前，部分地方未能将“减负”工作真正落地，或是只是当作阶段性工作，没有形成常态化监管；加之，部分非教学事务来自教育系统之外，部分地区的有关部门未构建协同机制，存在“减负”工作权责不明、监管流程不完善等问题。如此看来，要想为教师卸下非教学事务之负，真正让他们回归课堂，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们接到的很多任务都是来自上级部门，有的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有的则直接通过微信、电话等形式通知我们。”一名乡镇学校校长告诉记者，不少任务其实与教育教学工作无关，但由于是上级行政部门的要求，学校的督导检查评比考核内容又与之有关联，自是难以对这些非教学事务说“不”。除此之外，“多头布置”“重复上报”现象也普遍存在，“不少检查项目都有重合，但我们每次接到通知后，都需要将相关数据再重复申报一遍”。

针对这些“减负”过程中出现的痛点与难点，党中央今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再次强调要为教师“减负”，并明确要求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3月12日，《政府工作报告》新增了“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这一政府任务；

4月24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印发通知，对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做出部署；

8月2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出台，提出大力减轻教师负担，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为中小学、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责主业……

这一系列举措，吹响了将教师减负落到实处的“冲锋号”。

5月7日，湖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下发《2024年省级层面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和进校园活动白名单》，采取保留、整合、取消的形式，将原本的46个事项统筹成“白名单”上的13项，严禁“白名单”以外事项进入校园。这是全国首个发布的省级“白名单”。

“为了做好‘减法’，我们深入全区45所中小学校，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全覆盖走访调研，充分听取了学校一线教师的意见，制定了‘一个方案三张清单’。”原天元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现株洲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龙超俊告诉记者，天元区着力健全完善涉校项目年度计划申报及“白名单”管理制度，将全区涉校“督检考评”和“进校园”项目压减至8项。同时，根据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求，凡是教育业务性质以外未纳入清单管理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创建事项，无论以前是否有文件依据，一律不得开展；确需新增的，需由有关部门单位商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按程序报批后实施。龙超俊感慨：“‘白名单’的建立，厘清了进校园事项的‘边界’，通过明确责任划分，撑起了学校敢于说‘不’的底气。”

“白名单”出台已有数月，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4月，我们公布了涉校‘督检考评’项目清单和各类教育活动进校园项目清单，两类清单都已压减至10项，对已获批准的进校园社会事务，按照实施范围进行清单式管理，同各部门协商统筹开展，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并严格控制其他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种类和数量。”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天光介绍。

截至今年6月中旬，零陵区教育局已将10余起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强制摊派和指令性任务“拦”在校门外。“教育基层减负工作重要而复杂，这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我们将坚持‘当下减’与‘长久为’相结合，严格控制非必要活动的频次，杜绝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行为，让教师安心从教。”唐天光表示。

我们欣喜地看到，“白名单”的出台，确实让一些学校的非教学事务活动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这并不代表为教师卸下非教学事务的负担就此告一段落。据网友反馈，在个别地区仍有“白名单”之外的社会事务悄悄进入了校园，且相比之前，此类活动更加隐蔽。它们与“白名单”事项有所关联，但又未被纳入“白名单”的范畴，对于此类“隐性变异”的事项，更需要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如何形成常态化监管机制，实现“长久为”之效？

“‘白名单’的出台，为我们判断社会事务能否进校园提供了依据。但要想真正落实到位，还要明确谁来监管。学校不是执法单位，如果单靠学校行政把好‘入口关’，可能在有些时候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在浏阳市浏阳河中学教师周芳元看来，可以发挥挂牌责任督学的“督政”“督学”功能，组织责任督学开展相关学习，将“白名单”之外的社会事务挡在校门之外，切实为学校师生减负，“对于一些有争议的社会事务，责任督学也可以及时进行研讨，刹住‘隐形变异’之风”。

“为教师减负并非一日之功，出台‘白名单’只是其中的重要一步，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优化教育管理机制，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四川省泸县第六中学教师陈文华表示，有关部门不妨尝试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信息化、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对教师的负担进行分析监测，科学减轻教师的行政负担，并推动学校内部管理改革，提升管理效率，从多个角度来推动“减负”工作落地。

除此之外，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是保证政策持续优化的重要手段。有关部门可以将各地“白名单”落实情况纳入各级督导、督查内容之中，统筹推进精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规范抽调借用等工作，对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落实过程中的情况，适时开展督查检查、分析研判和处理通报，将检查结果纳入有关单位的年度考核中。同时，畅通意见反馈渠道，鼓励教师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和政策反馈，让教师在面对“白名单”之外的非教学事务时，能依法反馈，切实为广大中小学教师减负松绑，让他们回归主责主业。

总而言之，为教师减负松绑，通过统筹管理缩减社会事务十分必要，但更要从源头抓起、从长远出发，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从根本上解决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

（校对：王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