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连续吞并了韩、魏、楚、赵、燕、齐六个大国，中国社会由战国进入秦汉时代。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秦汉社会的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呈现出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发展特征。即使在秦汉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被大量兼并，出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的局面。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渐严重，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增多，终于引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走向灭亡。
袭承秦制的汉王朝，十分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防止农民起义再发生。秦王朝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实行的是严刑峻法，借暴力镇压以维护其统治，而且秦统治者又十分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希图能永久统治下去。不过，却并不能如其所愿，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覆没。
这强烈地震撼了地主阶级，从而迫使继起的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从中汲取教训，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治国理民的统治理论和策略。这样，汉初的统治者在思想上就推崇以“清静无为”为特征，以“无为而治”为原则的黄老思想，并把它作为统治术的指导思想，实行约法禁省、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以此来安定社会秩序。结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司马迁记述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民富国强，说明汉初统治者的治国措施有了一定成效。
可是，讲清静无为、倡仁义道德的说教，仍未能阻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至汉武帝刘彻继位后，他虽然凭借前几代经营积蓄的雄厚资财，连连发起反击北方匈奴的侵扰及开拓西南疆域的大规模战争，扩大和巩固了疆界，使秦汉社会空前强盛。
但是，在繁荣昌盛的背后，却又显现出另一种场景：“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豪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官家“争于奢泰”，挥霍无度，司马迁对此敏锐地指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随着沉重的租赋、徭役，及“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隐伏于繁荣景象之中的深重社会危机便逐渐显露出来。
自汉初以来一直在发展着的土地兼并之风，造成大量无地的赤贫农民，加之频频发生而无法克服的水旱等自然灾害，使得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流离失所，迫使他们“转为盗贼”，“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狱以千万数”。社会矛盾日渐加剧，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到汉武帝晚年，已是“郡国盗贼群起”。这种情况，仅据《史记·酷吏列传》载：“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鹵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最后，一场酝酿已久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西汉王朝也由盛而衰，步秦王朝之后尘，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西汉灭亡后，光武帝刘秀号称中兴，建立了东汉政权。刘秀实际上是利用农民起义的成果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他还在战争期间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图缓解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但东汉王朝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火山之上的，政治基础极其脆弱，只有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代，皇权比较稳固。
从和帝刘肇开始，豪强地主势力便迅速膨胀，政治上逐渐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间激烈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使本来就不稳定的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黑暗，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之风也愈演愈烈，一方面土地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以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另一方面，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一部分沦为依附于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而更多地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在安帝、顺帝之后，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势力更是恶性发展，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同时，地方官吏亦“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致使吏治愈益腐败，搜刮更为猖獗，人民无法生活，被迫起为“盗贼”。而在官军对这些所谓盗贼进行围剿时，竟出现了“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见）[视]分裂”等惨绝人寰的骇人景象。加之当时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疫病流行，以致“死者相枕于路”、“民相食”，广大人民深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他们在渴望摆脱苦难，获取幸福，而又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出路之时，就常常幻想能有一种超于人间之上的力量来替他们伸张正义，从而使自己获得拯救，使不幸的处境能够得到改善，这个超人间的力量就是人们想像中的神灵。换句话说，人们是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祈求神灵的庇佑。仲长统在其著述《昌言》中说“农桑失所，兆民呼嗟于昊天”，正是对这种祈求的最好写照。
综上所述，就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有接受宗教影响的内在条件。此外，就统治阶级而言，在严重的社会危机、统治危机面前，他们也竭力想利用宗教来消弭随时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反抗斗争。
同时，也希望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的统治祈求长治久安和个人的延年益寿，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中“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一句话，深重的社会危机使得宗教成为了社会的需要，道教就是在这种社会危机的催化下应运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