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译经，翻译佛经。
佛教怎么中国化的呢，首先是译经，包括把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把梵文经典翻成藏文、翻成满文或其他兄弟民族文字，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基础。
译经，首先要取经，经是哪里来的呢，当时经都在印度，所以取经求法络绎不绝，一代接一代，西去求经，东来传法。中国的取经译经，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壮举。一千多年不断去求法、取经、译经，这是个规模浩瀚的文化工程。
取经、译经活动遗留下不少珍贵的东西。法显写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成为现在世界上考查印度历史的依据，因为印度是很少对历史做记载的国家，所以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当时去印度经历的情况，都很真实，是很宝贵的考古依据。
我们不但把佛法请进来，也传出去。佛教由中国传到朝鲜，传到日本。日本现在的佛教除了自己特创的几个小宗派，像日莲宗几个宗派以外，大多数日本的佛教宗派都是中国传去的。
鉴真和尚到日本传律宗。日本真言宗的弘法大师空海，作为日本留学生到中国来学法后，回去传的密教叫东密。最澄-传教大师，也是日本留学生，比弘法大师稍微迟一点，回去传台密。弘法大师和传教大师在日本人心目中等于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夫子和孟夫子一样，很受尊敬的。其他宗派，临济宗、曹洞宗、法相宗、三论宗，都是日本人来中国学的，或者中国人去传的，包括朝鲜的佛教在内，也都是由中国传去的。
第二，对印度佛教传来的各种教义、法门，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佛教谓之当机弘扬），加以选择、评判，判教、开宗（创立适合中国的教派），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内容。
中国佛教除巴利语系佛教以外，汉藏两语系的佛教，都有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丰富、发展的特点，其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式的学派和宗派的繁荣。特别是隋唐佛教的判教开宗。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迄今已两千多年，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次“灭佛”的“法难”，但越灭越旺，越难越兴。时至今日，已是“科学愈发达，佛法愈昌明”。佛教在中国延绵不断的历史，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
印度大乘佛教只有“中观”、“唯识”二见，和“般若”、“金刚”二乘，并未形成宗派。但传入中国后，由于长期对教义的钻研和辨析，逐渐开创了许多宗派，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佛教开创性的特点。中国佛教的开创性还是来自佛法内在的生命力。
佛法在中国弘扬，经过译经、判教等活动，在汉族地区最后形成了小乘的俱舍、成实二宗，形成了大乘的律宗、净土宗、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真言宗（密宗）等八宗。在康藏地区最后形成了宁玛巴（红教）、噶举巴（白教）、萨迦巴（花教）、格鲁巴（黄教）等几大教派。
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然在戒律上仍然奉行部派佛教声闻的戒律，但弘扬实践的却完全是无我为人的大乘教义，唐代道宣律师就是以大乘唯识义解释小乘戒律，而使戒律融通大小乘，成为中国律宗的开山祖师的。
汉语系的十个宗派，虽然渊源来自印度，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发展的，即使是最接近印度佛教的法相唯识宗，也不完全是照抄照搬的，玄奘的《成唯识论》就融合了印度十大论师的精义，突出菩提流志、真谛等法相学说的范围，而别开中土的法相一宗。
印度大乘只有中观、唯识二系，而三论宗、天台宗就是中国的中观，法相宗、华严宗就是中国的唯识，都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净土宗、禅宗更是中国独创。
特别是禅宗，他“不立文字”，而“无文不禅”，他“不可言说”，而“无语不禅”，他是最体现佛教般若精神而又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派，又是最普及最有影响的宗派。
他既融通了佛教内部的大小乘、显密教，又协调了佛教外部的世间法。他是难行道，又是易行道。上而士大夫、高级知识分子欣赏他，下而贩夫走卒、妇孺文盲、普通老百姓都能领会他。禅宗六祖慧能本人就是一个文盲。就连藏密的大圆满、大手印最后了手，也是禅法。所以宗喀巴大师称禅宗为大密宗。
禅宗不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而且逐渐影响着全世界整个文化，传到日本的禅文化就是实证。日本的禅文化已经成为日本文化支柱之一。有人说，中国佛教的根本特点是禅，这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净土宗，简便易行，其普及之广、影响之大就更深远了。
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这些佛教宗派，都是在发展中一边与印度佛教打交道，一边又与儒家、道家打过交道，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这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佛教圆融性的特点。
中国佛教的圆融性特别高强（有人说是佛教的适应性，说适应性也可，但佛教的适应性，按佛教自己的说法，是来自佛法般若的方便性，佛法约之为一真法界，广之则为四万八千法门），这和印度佛教特强的排他性有显著的不同，从佛法来看，这也是印度佛教衰亡而中国佛教不亡的内在原因。所以印度佛教与外道始终处于敌视、对立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国佛教则摄取消融了儒家、道家的精华（如佛教的中道观就吸收了儒家的中庸，慈悲观就吸收了儒家的仁教说，法界观就吸收了道家的阴阳说，唯识观就吸收了道家的性命说）而成为中国式的佛教了。就是密教，无论唐密、藏密，也都融合了儒家的祭祀、道家的斋醮的形式和内容。
唐密流传不久，而藏密的一些人体修持方法，比如大圆满、大手印，修炼脉、气、明点，与道家的炼精、气、神，有许多相通融的地方，也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密教。
中国佛教之所以大乘盛行，则又有与儒家仁学、道家道学的教化分不开的。中国本位文化始终是以人为根本，是人的文化。所以儒家始终处于中国文化之本位，而道家处于辅位。
儒家之仁，道家之道，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提供了大乘佛法弘扬的根机，从这个意义说，又是儒家、道家融合了佛家。按佛家说法，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佛家的般若，在以人为根本，在人的本位和人的法性上是一如的。佛法是人道的佛法，佛教是人间的佛教。所以佛教能与中国本位文化在内层核心区融合。
第三，通过以上所说的译经活动、开宗运动和其它佛事运动，就使佛教在与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渗透中逐渐中国化。举其大纲，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佛教思想理论体系的中国化。
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学术化的结合。佛教学术化的结果，就是中国化了的佛学。如上所述，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是与儒道相交融而开创的。各宗的理论书籍、经典注疏，都是中国人著述的。
天台的科判，华严的演教，都有儒家经学的影响；般若的讲解，三论的注释，更是道家玄学的化身。有人说，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这是深有体会的话，不懂佛学就难以弄懂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原因就在于中国佛学是中国化了的佛学，它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融为一体，难解难分。
②佛教修持方法的中国化。
这是佛家与儒家、道家在修养方法上相交相融的结果，是佛教的修养化。这是在内核层融合后的佛教独特性的文化。这方面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潜力。
这主要是指佛法的禅定修养法，包括修息法的如来禅、修心法的祖师禅、修色法的秘密禅。如参禅、打七、跑香、拜忏、闭关、止观等等，都是中国化了的方法。
③佛教文学艺术的中国化。
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艺术化的结合。佛教艺术化的结果，就产生了中国的佛教文学、中国的佛教美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等。
④僧侣生活的中国化。
中国僧团制度、生活方式都与印度不同。中国僧侣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的生活和行住坐卧的礼仪，以及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等等，都是中国化的方式。集体生活的丛林制度，“不作不食”的清规戒律，“禅农并重”的优良传统，就是突出的事例。丛林制度还催生了中国的书院制度。
⑤佛事活动与佛教节日的中国化。
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民族风俗习惯方面相交融的结果。如拜忏、放焰口、做水陆道场、佛诞日浴佛、中元节的“盂兰盆会”、佛成道日的“腊八粥”、还有庙会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已成为中国民俗习惯的一部分了。
正因为隋唐时代是佛教的成熟期，所以隋唐佛学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流传之广、影响之深，都远非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所能比拟。
中国无论哪一个学派，也无论哪一个学者，无论他是信仰佛教、或反对佛教，其不受佛教影响的，一个也没有，这就是佛教中国化以后，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内核层的必然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