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感兴趣的并不只是料理朝政，他还关心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许多重大决策也反映了他个人的道德信念。雍正似乎对自己的刚正不阿颇为自恃，从其谕旨也可看出，他关于权力的基本理解和皇权至上的看法之间是有关联的。
我们从雍正对各项议题的决断便可看出端倪：天主教教案、吕留良案、增修康熙《圣谕》成《圣谕广训》、刊印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对佛教的兴趣、产业工人问题与鸦片问题，以及解放所谓“贱籍”等。从某种层面上看，雍正所扮演的正是儒家圣王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却又难掩满族征服者那种独断急躁的特性。
在处理天主教传教士问题上，雍正比晚年康熙更为严厉。这不仅因为“礼仪之争”使中国境内的天主教团体四分五裂，更因为有两位自信能令雍正改宗的耶稣会士，一直利用罗马字母表做密码，与雍正最不信任的一位皇弟（胤祹）有书信往来。
当雍正获悉这件事情后，迁怒于认识这两位传教士的学者与整个天主教教会。除了少数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之外，其余各地的传教士均被驱逐至澳门或广州。有些地方的教堂被改作学堂或客栈。
雍正本人三令五申，反对树立朋党，并不时公开抨击结党营私的歪风，因此对教会涉入党争自然是深恶痛绝。不过他还是忍住没有全面取缔天主教，而是占据了道德高地。他在1726年批示道：“远夷慕化而来，惟宜示以恩德。”
虽然在这段时间内仅有一位传教士遭处决，但是整个教会团体的言行举止不得不变得格外谨慎。教会的影响力迅速没落，传教士在朝廷所担负的角色仅限于天文历法与绘画方面。
皇帝对吕留良案的反应也同样复杂，既有仇恨，也有悲悯。吕留良是一位激进的反清学者、郎中和僧人，死于1683年，曾在遗言中叮嘱，勿以满人的衣冠入殓安葬。
吕留良鄙满轻夷的著述流行于华中一带。一位年轻天真的教席曾静读到这些著作后，濡染了吕留良强烈的排满情绪，也相信雍正篡谋皇位的传言。1728年，曾静意图策动在四川督导进攻准噶尔兵事的岳钟琪起义反叛雍正。岳钟琪先是佯装心有戚戚焉，弄清了计划的前后细节，接着把所获信息悉数奏报给了雍正。
在审理此案时，雍正才愤怒地发现吕留良的著作，得知自己篡取皇位的流言早已散布甚广。雍正从三方面处理了曾静案：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并将其后人发配为奴或流放边疆；写了一篇激愤而翔实的辩驳书，证明他是康熙亲手挑选的皇位继承人，并明令凡有功名者皆须阅读此书（即《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论述整个案件的上谕、曾静自己的口供，以及曾静所写的忏悔著作《归仁录》）；对曾静本人，则故作姿态，仅以其涉世未深、易受蛊惑之名，从轻发落。
雍正也刻意以其他方式将自己塑造成兼具儒家仁君与严父的形象，包括进一步阐释康熙颁布的十六条《圣谕》。
对康熙来说，用十六条简略的道德观点来帮助子民过上忠孝和平静的生活，就够了。但雍正连篇累牍地重新演绎每一条圣谕，并准备讲词，令地方上的儒生每月下乡宣讲两次。雍正苦心编撰的道德训律特别强调要整合地方社群，以期“完钱粮以省催科”“解仇忿以重身命”“训子弟以禁非为”“尚勤俭以惜财用”“务本业以定民志”“和乡党以息争讼”“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
所有参加乡试的人均需熟读熟记这些经过阐释的道德律令，以及皇帝对这些律令的评述。雍正身边的一群臣僚还编写了这些道德律令的简化版，使得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能宣讲这些圣谕，并将其传播到不讲汉语的少数民族中。
雍正以为，这些道德教化若能认真全面地深入各地，就能端正百姓的思想和行止，强化忠君爱国的信念。诸如此类的道德灌输政策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一再出现，无论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皆无例外。
雍正在出版《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时的作为，虽然流露出了这位皇帝气度狭小的一面，但是他推动此书编撰计划的严肃态度，显示了清代的政治观与文化观的关联性。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是儒士陈梦雷呕心沥血数十载的努力成果。陈梦雷在一众学者的协助下，先后受到康熙皇三子（胤祉）与康熙本人的支持，搜罗历来有关自然现象、地理、历史、文学、政府体制等方面最好的著作。《古今图书集成》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巨著，总共有八十万页，字数逾一亿。刊印这部庞然巨著所需的印刷铜版，在康熙宾天时便已经制造完成。
雍正并不愿意让这项丰功伟业的光环落在自己痛恨的胤祉身上，便以陈梦雷曾经辅佐福建藩王耿精忠为由，安上叛国罪名，将其流放到东北。
雍正彻底抹杀了陈梦雷的编辑功劳，也刻意擦除了胤祉曾参与《古今图书集成》编辑的事实。四年后，这部“重新修订”的百科全书以康熙的名义刊印发行；而雍正最信任的内中堂之一（蒋廷锡）则被列名为修订本的主编。
从雍正对佛教问题的处置上，人们也可以再次看到他的两面性格：他既是个虔诚的信徒，又是位专制的君王。最能吸引雍正的佛教宗派是禅宗，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流入中土。禅宗修行者通过一套严格的冥想与内省功夫，希望可以最终了悟人世实为虚幻缥缈。禅宗相信人人皆有佛性，只要意念坚定，集中心思，每个人均能达致明心见性的境界。
雍正皇帝对禅宗的思想十分认同，定期在皇宫里与十四人修禅，当中包括雍正仍然信任的五位皇兄弟、俗家大臣若干人、道士一人、和尚五人。他还准许建立佛教印书坊，刊印佛教经文典籍。明末两位禅师对禅学义理所作的演绎，在雍正年间仍然深受禅宗信众的欢迎，不过雍正却直斥这两位禅师对佛教经典的阐释是邪魔外道，下令销毁其著作（汉月法藏的《五宗原》与潭吉弘忍的《五宗救》），逼迫其追随者不再信奉二人和研习其著作。
我们还可以看到，雍正的社会价值观念也渗入了劳动关系的领域。在18世纪，苏州周边与江南一带是闻名遐迩的丝绸棉纺集散中心。这些地区碾布作坊的劳工均是身强体壮的男工，能以重达千斤的滚筒碾压布匹。这群所谓的“踹匠”工作辛苦，工钱微薄，每人每天需碾压二十多米的布，但仅能收到十一文铜钱（约0.01两银子）。当时市面上一担米的基本价格约为一两银子，踹匠的工钱所得连勉强糊口都难。
康熙年间，踹匠曾经数度停踹罢工，不仅要求提高工资，还要拥有兴建医馆、育婴堂与会馆的权利。罢工者一无所获，带头的人还被施以笞杖之刑，但踹匠们还是于1723年、1729年两度发动罢工。由于苏州府周围加入停工行列的强悍且坚定的踹匠已逾八千人，雍正对此事极为重视，不过他所关切的并非是踹匠们恶劣的经济环境，而是唯恐他们与苏州府以外地区的乱党合流。雍正后来特别嘉许了逮捕和拷问二十二名踹匠的江苏巡抚。
翻看现存的雍正密折，我们可以通过那些朱批于字里行间的长篇评语里，发现雍正关注调查进展的细致程度。调查发现，一些罢工者和各色人等多有牵连，包括武术高人、算命先生、郎中、男女妓院的老鸨，甚至还有据称逃至菲律宾的明室苗裔（传说中逃至吕宋的“朱三太子”）。不过，直到1760年所有细节都已查明、阴谋者也都惩处后，雍
正才御笔朱批，允许密报消息的大臣公开上奏。换句话说就是，直到此刻，雍正和几个亲信忧虑了近七年的罢工事件及其细节，才被全盘披露给北京各部的要员与大学士们。
但在吸食鸦片的问题上，雍正踏入的却是全新的未知领域。虽然鸦片在医疗和镇静方面的应用自11世纪以来便有所记载，但一直到17世纪抽旱烟开始在中国盛行，被遣往镇压1721年朱一贵之乱的兵丁自台湾带回抽鸦片的方法之后，鸦片的吸食才蔓延到整个中国大陆。在即位之初，雍正便极为重视鸦片烟问题的严重性，决心禁止吸食鸦片，不过因为历来律令之中并无前例，所以有多处禁烟条款不得不援引自其他法令。于是，贩卖鸦片者，如同贩卖违禁品的人，会被判戴枷一个月，然后流放边疆充军。引诱不知情者光顾鸦片馆的，刑同宣扬异教邪说惑众，应处以“绞监候”（复审后可减刑）。根据大清律，吸食或种植鸦片者属违抗谕旨，将处以一百下杖刑。
然而在1729年，一封洋洋洒洒的奏折却传到了雍正手中，乞请他三思鸦片问题。这一奏折述及一位陈姓（陈远）鸦片商在其鸦片被没入藩库后，被判戴枷充军。但是陈姓鸦片商喊冤，声称他所卖鸦片均为医用，并未制成鸦片烟供人吸食。
复核证据之后，雍正认为确有区分药用与抽食用鸦片的必要，官吏应严加探查鸦片的用途。这位福建的陈姓商人，以橘饼与一位广东商人交换约四十磅鸦片，很可能是个守法的商人或药剂师，而不是恶棍。
雍正明察道：“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若不违禁，何故贮存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由此具体案例可以看出，这位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专制统治者仍能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推行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公平，以至高无上的文化裁定者自居。
或许，雍正在社会民生问题方面最突出的作为，要属他决定解放中国的“贱籍”。贱籍包含多个被认为是社会弃儿的群体，包括陕西、山西那些在喜事和丧事上唱歌奏乐的“乐户”，浙江省境内的所谓“惰民”，徽州府的“伴当”和宁国府的“世仆”，江苏的丐户，东南沿海危险海域被称为“疍户”的船工和牡蛎、珍珠的采集者，在浙江、福建交界以采集大麻、靛蓝为生的卑微“棚民”，以及绅衿之家的奴仆。这些人被禁止在官府供职或参加科举考试。
雍正改善贱民卑下社会地位，或许更多是想要建立一套系统的公共伦理秩序，而非源于真正的悲悯之情。不过雍正在1723年至1731年间颁布一系列令贱民削籍从良的谕旨，可以看出他在终结这类歧视上的一贯与坚定。
不过，雍正的谕令并未在短时间内取得预期的成果。许多贱民出于自愿，仍操旧业，而另一些人则已习惯了这种卑微的社会地位，纵使法律已经变化，也只能认命。而且，即便朝廷有旨，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并不愿意接纳和平等对待这些贱民。不过从长远来看，雍正废除贱民阶级的做法确实达到了预想的效果，这些被贱视的群体在大清社会中开始逐渐有了一席之地。
此时或是在他统治期内的其他时间，雍正不乏机会去认清人性执拗的一面，知晓他所颁布的道德谕令未必就能改变人们固有的本性。我们无从知道雍正是否真的接受了教训。雍正对自己循循善诱的能力信心依然不减，也不时训诫身旁臣僚，直至崩殂方休。雍正的这种实用的道德主义，显示了传统儒家的伦理纲常已深深内化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