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还给自己增加了人臣之极的官衔，并给自己的兄弟子孙封官晋爵，就连他襁褓中的孩子也成了侯爷。董卓的这番举动，无疑在告知世人，只要他愿意，就会随时将自己的门面再粉饰上一层金漆，尝一尝做皇帝的味道。但他却始终没有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其心理颇值得玩味。
关于此点，可以从董卓和汉末大名士蔡邕的两次对话中寻找到一丝踪迹。董蔡之间的对话，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师，又想让汉献帝称自己为“尚父”的时候，蔡邕对他说：过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辅佐他去征伐无道的殷纣，天下人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称他为“尚父”。董公，现在您的功德确实很大，但是还需要等到平定了关东，还都洛阳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啊！
第二次是长安发生地震，董卓问蔡邕地震发生的原因，蔡邕说：发生地震是因为阴气太盛，在人间就表现为大臣专制。董公乘坐的青盖车，大家都认为它与制度不符。
前者着眼于历史中的相关人物，来申说天命；后者则用灾异来比附人事，是汉代经学之士阐述其政治观点时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归。从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让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颗心，但蔡邕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劝谏达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毕竟在政局混乱之际，需要一个强臣来重整朝纲，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
而天命、灾异的警示，对于董卓其人来说，显然有着一定约束力。这是因为：对传统政治模式的认同，已经深化为一种留存在当时人头脑中的规范，成为他们政治行为的指南。
我们知道，东汉自“光武中兴”之后，经明帝一朝的短暂维持，盛世景象即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时期的政治衰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种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势，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期间东汉统治者刻意在政治上营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教化”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个类似于宗教纲领性质的“国家精神”出来，即以谶纬的手法对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了“纲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圣性，将其置于“天人感应”思维链条的关键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这样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仿佛已经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来，且这一秩序的维系条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过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入手，对其成员进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论贯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构的原则，转而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现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即“效忠”。
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应神学建构的政治社会中，人们不能轻易对君权的神圣性加以否定。
在汉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样的事例发生了很多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汉魏之际曹操在群臣的劝进声中，竭力声明自己宁愿做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愿意在他手中完成新旧王朝的更替，因而留下了说劝进是放在火上烤的名言，这与当年董卓没有代汉自立的心态是如出一辙。
话说回来，虽然董卓受到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长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没有因此而收敛诛杀董卓的决心，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董卓是变乱社会的惟一毒素了。在屡遭挫折之后，司徒王允给大家带来了一线曙光，因为他发现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工具”，那就是吕布。
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确立于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之后。当时负责京城防务的是原并州牧、时任执金吾的丁原所率领的并州军，吕布是其部将。在汉末，存在着6支强劲的武装力量，即并州军、凉州军、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和西羌八种。显然，并州军的存在，对于要控制中央政权的董卓及其凉州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为化解它，董卓施用了两条计策：一是疑兵之计，白天率凉州军耀武扬威地开入洛阳城，晚上则秘密率军潜出，第二日则重复昨日的伎俩，如是者三，使得洛阳城中的各方势力对此番董卓所率凉州军的实力产生错觉，有了畏惧之心。原属大将军何进、骠骑将军何苗的部属就在府主双亡的境况下，纷纷投入到董卓的阵营中，造成了董卓开始总揽京师武备的局面，这不能不对同样担负着京师城防使命的丁原并州军造成压力；二是离间之计，对并州军重要将领之一的吕布许以重金和高官。由于疑兵所形成的心理威慑在先，利诱在后，很容易就促使了吕布与其统帅丁原的反目，董卓得以假吕布之手杀掉了丁原，吕布也就成为并州军的新统帅，转归董卓麾下。
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董吕关系，就会发现，吕布对董卓的依附，是在受到董卓凉州军假象的蒙蔽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之举。一旦假象被揭穿，同样拥有一支强大武装的吕布会作何反应，就很难说了。这同时也决定了董卓对吕布的控制，绝不可能掉以轻心。因此，《三国志·吕布传》所记载的董卓害怕他人暗算，让吕布做了自己的贴身护卫，实际上是在未完全消化并州军之前，对吕布实行的一种控制措施而已。并凉之间的隔膜依旧存在。日后二人的反目成仇就因此埋下了种子。
史料中所记载的吕布对董卓产生厌恶之情，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一次董卓失手差点用戟误伤吕布，董卓虽曾为此向吕布赔罪，但吕布对董卓的怨恨却就此埋下；二是吕布与董卓侍婢有染，恐为董卓觉察，故生杀卓之心。侍婢经后世小说家渲染，衍生出王允的“连环计”和美女貂蝉来。但两个原因似都流于表面，尚未触及根本。
从根本上讲，吕布要杀掉董卓，就在于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上。进而可延伸为并凉武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并州军处于被动的态势中，随时都可能被凉州军蚕食，而失去了武装，吕布也就失去了立身之本，为谋求自身及其集团的发展空间，吕布也会反戈相击。
王允的介人，想必就是看到了董吕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加之在一次次密谋诛杀董卓的活动流产，王允引外兵勤王的计划又遭夭折的情况下，出于对武装的渴求，才将视线转向握有兵马的吕布身上，下出了联络吕布的这一招险棋。
而吕布能倒向士大夫阵营，除去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上，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是王允与其有同乡之谊（按：王允系太原郡祁人，吕布系五原郡九原人，二人同为并州人士），无形当中拉近了王吕之间的距离；二是士大夫政府的合法性仍旧对一介武夫有着约束力；三是董卓进驻长安前，把凉州军的主力布防于长安以东的陕县一线，用来阻挡关东士大夫武装可能的西进。这就为吕布敢于同董卓兵戎相见提供了可能。于是王吕的结合，终于演成了下面的一幕。
初平三年（192）夏四月的一天，董卓在重兵护卫之下，前往未央殿赴朝会。当行至掖门的时候，宫门卫士突然手持长戟向他刺来，猝不及防的董卓慌忙向吕布求援，未成想吕布却从怀中摸出一纸诏书，向他宣布了死刑。
董卓死了，董卓死了。消息传开，长安百姓顿时喜笑颜开，载歌载舞走上街头，喝酒吃肉，把这一天当作了节日，想必他们以为，董卓一死，就标志着苦难生活的结束，安定生活的到来。殊不知，快乐的心情很快就会淹没在滚滚西来的乌云中。这片乌云的到来，谁又能想到竟是那位在诛杀董卓中有着首建之功，又在董卓死后成为朝堂领袖，被当时人视为“王佐才”的王允一手招来的呢？
董卓死后，如何安置董卓部伍应该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但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允犯了大错误。就董卓死后的形势而言，一度是向着有利于长安士人政府的方向发展着。驻扎在长安以东陕县一线的凉州军主力，在得知董卓死讯后，就乱了阵营。先是作为凉州军统帅的董卓女婿牛辅变得多疑起来，听信了巫师的话，杀了大将董越，后来自己的大营发生骚乱，牛辅也丢了性命。
这时的凉州军群龙无首，在一群中下级军官的会商下，提出了向长安士人政府讨要一张大赦令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投降之后，要保证凉州军人的安全。对于凉州军的“摇尾乞怜”，王允倒也显得大度，说什么凉州军本来就没有什么罪过，何赦之有？这一大度是聪明的表现，还是愚蠢的做法，自当别论。但凉州军没有见到赦令，没有吃到定心丸，就此却坚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
但要是想让凉州军回心转意，似还有他途可寻。那时，就有人向王允献计说，让皇甫嵩去出任凉州军统帅。要知道，皇甫嵩系出凉州名门，德高望重，其忠心为国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
可是，王允认为这样做虽然能起到安抚凉州军心的作用，但却会使关东士大夫们起了疑心，毕竟凉州军还是由凉州人来统帅，还横亘在长安与关东交通的要道上，而关东士大夫才是王允的亲人，他不能做出对不起亲人的事情。相比之下，皇甫嵩出山是弊大于利啊！王允的这一想法，终于道出他在对待凉州军问题上的态度，那就是，董卓已除，凉州军的存在无足轻重，只要把朝纲整顿好了，把关东士大夫们聚拢回来了，那才是国家大计。随即他就派出了使者前往关东，去联络他心目中的亲人们。
然而，这只能是王允的一厢情愿。他根本就不知道，初平三年的关东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原关东联盟的盟主袁绍堂而皇之地窃夺了冀州牧韩馥的地盘，又开始为新的扩张，与公孙瓒撕打在一起；兖州刺史刘岱看东郡太守桥瑁不顺眼，结果了他的性命，而自己也在黄巾的洪流中一命呜呼了；后世的大英雄曹操这时也是夹着尾巴，惶惶不可终日，今天到这里打一架，明天到那里找些粮草，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袁术在扬州可是心机算尽，总要做皇帝不成，一觉醒来，才发现是一场梦，潦倒了不算，还搭上了条命；原本在关东联盟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孙坚，居然也在荆州地界同刘表火并起来，······虽然在中牟那块弹丸之地上，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几位书生挥舞着一面勤王的小旗，在虚弱地呼喊着，但这已于事无补。王允的使者自东去之后音讯皆无。
王允的亲人们-关东士大夫每日里为“势利”（曹操诗中语）而争，为“私”而变，还怎能想得起在长安还有个朝廷，还认为他们是国家中的一员？这是一直沉浸在为诛杀董卓成功而满心欢喜的王允所难以明晰的事情。
在王允心目中，国家社稷永远都是沉沉甸甸的，他始终不会明白他的亲人们为什么不会为“公”而舍身赴义？乃至后世人把王允看作是个粗鲁、迂腐的人（宋叶水心《习学记言序目》卷28），还有位大哲人对王允当时的心态表示不理解，并且说了些奉劝的话语，大意是说天下已经处于必亡之势，用什么药都治不了这个病，简而言之，就是叫王允想不明白也要明白过来（明朱熹《朱子语类》卷135）。可是，还没等到王允明白过来，在董卓死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凉州军就以十万之众，昼夜行军，已经将长安城围得铁桶一般。
经过十日的浴血奋战，长安城被凉州军攻陷。只有吕布杀开一条血路，带着几百并州军逃了出来。长安城变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直到王允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关东亲人。
是啊，国家社稷，多么令人无法割舍，但它就这样在铁蹄兵戈之下，灰飞烟灭。回眼望去，偌大的长安再次成了凉州军人的天下。函谷关外，关东诸公视社稷倾圯而漠然无语。在那无形私利的笼罩下，汉末长安政局残酷、冷峻的展开，不能不让人为之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