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孟子作为儒学八派之一的代表人物在著书立说，播扬和捍卫孔子学说方面的确引人注目且很有贡献，但“人视之与诸子等耳”。
据说，汉孝文帝时，情况似乎有所改变。东汉赵岐注《孟子》，曾把孟子称为“亚圣”，还提到孝文帝设立《孟子》等四个“传记博士”。然而，孟子的“亚圣”桂冠在宋朝以前从未被官方认定。
就目前所知，孟子正式被官方封为“亚圣”当在元朝的文宗至顺元年（1330）（见《元史·元文宗纪三》及卷76《祭祀志五》）。
所谓孝文帝设《孟子》传记博士之事虽见于赵岐《孟子题辞》，但《史记》、《汉书》不载，后人颇有疑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及儒家学说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孟子已受到一些重视。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之士辩对丞相御史，亦多本孟子之言；汉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论说诸经时多引孟子为辩驳论证的依据；汉儒纷纷为《孟子》作注，赵岐开先河。
从今传赵歧注和清人辑本看，汉人注孟子大致都是具载本文，分章析句，述己所闻，又以其他经传相证，带有很强的学术性质。
从文献学上说，宋代以前《孟子》都归入“子部”类，其正式列入“经部”始见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不过，宋代以前，孟子其书未能入经，其人没有进入孔庙。
春秋末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孔子故居改为孔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孔庙。自此至东汉早期五百余年孔庙里只祭祀孔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到孔子故里祭孔，以孔子门生七十二人陪祭，开孔庙从祭制度。
东汉到宋代千余年间，孟子一直未能厕身孔庙。孔庙中受祭者东汉时期是周公和孔子，曹魏正始年间，规定辟雍祭孔，以颜渊作陪（《通典》卷53）。
自此至隋，释奠礼都是祭孔子和颜渊，孔子称先圣，颜渊称先师。唐初，孔庙中受祭者虽然各自的地位有升降变化，但不外乎孔子、周公、颜渊三人，所议的主题是祭“周孔”还是“孔颜”。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28）朝廷规定左丘明、郑康成等二十二名经学家都称作先师同颜渊一起在孔庙陪祭，历史上经学家也第一次进入孔庙。开元八年（720）唐玄宗又决定改置孔庙陪祭神像，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徒（塑像坐于孔子后称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与二十二名经学家一起画像于壁），没有人提及孟子。
从春秋时期孔庙设立到唐开元年间，孔庙中一直未见孟子的身影。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人们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
孟子以一个普通的思想家身份走过战国至唐中期千余年。然而，孟子又与他人不同，不仅不彰显于时，还时而受到非难。孟子生前，忧王道之不兴，以平天下为己任，正人心，息邪说，拒恶行。但他的学说和主张被视为是脱离实际、不切时宜之论，不见用于世。
孟子的际遇其弟子公孙丑看得很清楚，他评价其师说：“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孟子·尽心下》）这时儒家另一派荀子作《非十二子》，虽然对墨、名、道和前期法家都作了批评，但矛头显然主要指向子思和孟子。
荀子的这种非议虽然偏重于思想和理论上的辩驳，与后代的“非孟”在性质和内容上并不完全一样，这种责难正好开启了后代非孟的滥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大行文化专制主义，“孟子党徒尽矣”（赵岐《孟子题辞》）。
司马迁著《史记》，孔子入世家，孟子与荀子一起进人列传，司马迁虽没有明确非孟，但他借说明孟子在战国时期不被见用的原因，也委婉地批评孟子与当时时代多有不合之处，而且这种批评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在汉唐问所受非议当以王充《刺孟》最为激烈。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论辩方法，对后代人们的非孟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