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36-1799年统治中国的乾隆，是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如果我们将乾隆朝与时间差不多一样长的康熙朝加起来，再算上雍正朝，就可以看到，这三位皇帝统治中国的整个时间跨度是从1661年到1799年，大约相当于从英王查理二世复辟到英国工业革命那段时期。
若拿这三朝发生的事件与北美同时期（大约从纽约被建立为英国殖民地到乔治·华盛顿逝世）的历史发展相对照，便不难理解为何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总是一派稳定、绵延万世的景象。
乾隆皇帝以万丈豪情，开始了他的漫长统治。作为雍正帝的四皇子，乾隆在二十五岁时和平顺利地登上了皇位，并未遭逢令他父皇年轻时苦恼万分的党派之争。
有先见之明的雍正，预先将储君名字密藏于匣内，放置在乾清宫中的“正大光明”匾额后，因此乾隆继承王位并无非议。一直被当作未来皇帝而受到精心栽培的乾隆，毫不怀疑自己治国理政的能力，对清王朝的恢宏盛世也深信不疑。不过，他不仅将自己视为中国的皇帝，还是文化多元的亚洲帝国的统治者，从而为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新的维度。由此，他在政治统治的维度中又添加了宗教、语言、种族这些新的因素，因此须重新审视满人的传承与权力的本质。
乾隆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征服西域，将这片后世称为“新疆”的辽阔区域纳入版图。通过此番作为，乾隆将清朝的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并最终结束了准噶尔部动乱，还与俄国人确定了西部的确切边境线，与《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所划下的北部边境线遥相呼应。实现这一伟业耗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而这些动作与川西和西藏东北的军事活动息息相关（如同康熙与雍正时代）。
对西疆的战事，乾隆把领导权相当信任地交给了兆惠。兆惠是满洲旗人，此前也只是籍籍无名之辈。1730年代，兆惠官升大学士，曾在对川战事中担任军需官，后被派往准噶尔部从事相同工作。到任后，兆惠主动要求上战场。
1756-1759年，兆惠先后历经了关键盟友变节、密使在新疆被穆斯林杀害、粮草断绝以致兵丁相食、被迫在恶劣的地区行军数百里等危难，终于在1759年攻克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二城。清军残忍屠戮了准噶尔的残余部众。此后，这块新的疆土便由驻守在伊犁的将军与乌鲁木齐的副将统辖治理，而蒙古各部对清廷也更为效忠。兆惠凯旋回京时，乾隆亲自出城门迎接，这种殊荣少有人臣得享。
准噶尔、蒙古诸部之间的事务几乎全委由理藩院的满人处置，西部回疆的行政事务也同样交付给满人和少数经验丰富的汉军旗人。这块地区并未开放给汉族拓垦移民，而是被留作了战略边防要地。约莫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的汉军、八旗以及十万名随扈驻扎在回疆，每年开销至少耗费朝廷三百万两白银。
此地的回民仍保有自己的宗教领袖，严格遵奉饮食戒律，朝廷还准许他们不用剃发留辫。回民的民政官，即所谓的“伯克”（Beg，总督管之意），由朝廷授以官衔、薪俸。虽然铜、宝石、硝石、羊毛披肩以及奴隶贸易不断扩大，但朝廷实质上垄断了金、玉等该地贵重矿产的开采。乾隆的势力已经进军亚洲的又一例证是，他把一个来自新疆富裕穆斯林家庭的女性纳为妃子（即容妃，也就是后来民间传说的香妃），允许她严格遵守穆斯林的宗教和饮食戒律，并且让她多次伴圣驾巡游华北和华中。她在1780年代去世后，被安葬在特别修建的陵墓中，石棺上还刻有几段阿拉伯语的《古兰经》。
乾隆时这场大战役的指挥机构已经不是雍正年间那个小小的秘密军需房了。虽然仍沿用雍正时代的旧称，但这个战事协调机构的职掌编制都已大幅扩充，在朝中的权力和名声也更加显赫。因此，自乾隆以降，英文中均把“军机处”译为GrandCouncil，原因就是它的权柄已凌驾于六部之上，甚至超越了“内阁”。
乾隆的首批军机大臣之中，还有雍正帝的股肱大臣鄂尔泰、张廷玉，由此保持了政务运作的持续性，之后，几位由皇帝亲自拔擢的官员也逐渐加进来。终乾隆之世，军机处的员额一直维持在六至七名。军机处的运作还靠两百五十名以上的文职人员，以轮班的方式日夜当差。
此时，军机处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要员递送重要密折的呈递中心。这些奏折在抄录后，交由更多大臣票拟，并转发各部讨论，密折的象征意义与真正的功能-联系臣僚与统治者的特殊工具-随之开始淡化。乾隆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奏折上的朱批，往往只有“知道了”“阅”“转呈相关部署”等寥寥数语，很少传递出康熙、雍正那些极富特色的朱批里所流露的温暖、亲昵，甚至是愤怒、关心之意。
不过这并不是说乾隆疏于政事，因为他确实很勤勉，会定期主持朝政，批示奏折，巡视江南与东北，筹谋军事战略，谕令重大政策。只是乾隆将更多的实际决策权赋予了军机大臣，因而冲淡了康熙、雍正两朝那种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权威。
这种推动力的丧失从乾隆处理农村税赋改革的方式上便可看出，而这个革新正是雍正念念不忘的。虽然乾隆于1742年命令参加进士考试的贡生就省级财政分成制度撰文论述己见，还向大臣征询意见，但渐渐地-几乎不经意间-原有税赋策略的关键要素也消失不见了。富裕省份现在要将部分地方税收的盈余补贴给贫穷省份。结果，富裕的省份失去了实施重大举措强化地方政府的机会，而贫穷省份则丢掉了扩大税基或改革经济基础的动力。
更有甚者，一些县令往往截留地方税收剩余，不将其上缴省府的藩库。结果，过去巧立名目的杂赋、各式各样的摊派以及不法的“火耗”等弊端又故态复萌。于是户部又逐步建立了一套制度，规定地方上每一笔开销都必须经由北京有司核定后才能支出。这不仅造成了文牍往来繁杂，琐碎不得要领，而且重大政务根本就寸步难行。从当时河北省呈交户部的档案可以窥见，省级官员必须批准如支付桥上守卫四十八两、船员一百零五两的薪俸，以及给两名寡妇共十二两的抚恤金这类款项。
在文化方面，乾隆的做法和雍正差不多。乾隆公开展示自己的孝道，对待生母更是行礼如仪。乾隆纵容、取悦皇太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多次携她南巡，极尽铺张。当她无法再南下游历时，乾隆甚至在北边的宫殿里建造了许多南方风格的街道。他以向受辱的先皇尽孝道为由，收回雍正的宽仁谕示，下令将1728年宣扬吕留良思想的愚笨之人曾静在北京东市凌迟处死。乾隆还特别为在科举考试中落榜的饱学之士开设特科，让地方的官学宣扬儒家的价值理念与康熙的圣谕，在特殊的节日时敬老尊贤，并表彰贞节烈女。
在某些领域，乾隆自然也有创新之处。他大规模扩增名家墨宝字画这类皇家藏品，将千年来的佳作真品都搜集入宫。（后来的鉴赏家们嗔怪乾隆爱在众多珍贵画作上题诗作赋，他的书法虽然工整但平庸，破坏了原作的精妙细腻。）他赞助宫中多位耶稣会画家，尤其是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这位才华横溢的画师独具一格地将西方的透视法和用色与中国画的技巧糅合在一起，无论是皇族肖像还是狩猎与行军这类大型全景画，他都绘得惟妙惟肖。
乾隆还命耶稣会的建筑旨编撰宗谱、历史、仪礼典章这些重要书册，以期能将满洲遗产真正保存下来并奉为神圣。此外，为了宣示大清的护教角色，乾隆又下令在热河的避暑行宫内仿西藏布达拉宫建造了一座喇嘛庙。
为了保存中华文化，乾隆下旨穷搜博采历代的文学与历史名著，将之编成巨帙。这部丛书因包括经、史、子、集四类而被命名为《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按主题选编（康、雍两代编修完成），但《四库全书》则不同，它是一部完整的“文选”，所辑的著作都收录全文，并附有导论。《四库全书》著录书籍有三千四百五十种，存目书六千七百五十种，被装订成三万六千册，历时十年始告竣工，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编修《四库全书》兼具文字狱的功能。朝廷下旨广搜私人藏书，凡私藏轻视满人的书籍者皆遭严厉惩处。地理、游记类的书籍若含危害国防的信息，也被悉数销毁。搜书行动非常彻底，已知有逾两千部书籍被乾隆的幕僚纳入焚毁之列，此后再也无法觅得。有一些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硕儒，还借着销毁意见与自己相左的著述或者在校勘中强调自己的观点，宣扬其心仪的思想派别。
我们从乾隆所颁布的谕令与决策，可追索当时一股潜滋暗藏的逆流。乾隆常被阿谀奉承，但自省的功夫却不够，他迎合流俗，务虚而不求实，即便是日常的政务也希望被臣下肯定支持，却没有能力做出艰难或不受欢迎的决策。
在乾隆朝的繁荣景象之下，国力颓唐几近崩溃的征候已开始浮现。许多读书人知道，这种情况早已在五经中的《易经》里预见过。《易经》第五十五卦“丰”，意为“盛大”、“通亨”，卦辞解释为：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根据古人的注疏：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